震泽长语
作者：王鏊
笔记。明王鏊(1450—1524)撰。二卷。鏊有《王文恪公集》已著录。此编约成于嘉靖初。凡分十三类：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伦、仙释、梦兆，共一百六十一条，近三万字。是编言史论致、说文谈诗、考音究字，持论皆有根据，多为见地之谈，颇有裨于文史研究。详载明初都市中的荒凉及宣德后经济发展情况，其中记明中期纳税，俸粮等资料，可与史参;记查抄刘瑾、朱宁货财数，亦颇缕悉。还辑录有时人遗闻轶事及诗词，可资参考。间有失考、过迂之论，杂迷信灵异之说。北京图书馆现藏有明刻本一册，善本。通行的有《四库全书》、《借月山房汇钞》、《丛书集成初编》等本及《说郛续》一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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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稊米集
宋代诗文别集。70卷。周紫芝撰 。其中乐府及诗40卷,辞赋、铭、颂、赞3卷,各体文27卷。卷首有唐文若、陈天麟序及作者自序。书名取自黄庭坚书告其甥所说“文章直是太仓一稊米耳”,含有自谦之意。周氏曾说:“作诗先言格律,然后及句法”(陈天麟序)。唐文若序称其诗文“清新伟丽,自成一家”;陈天麟也说他“为文章不让古作者,其诗清丽典雅,虽梅圣俞当避路,在山谷、后山派中亦为小宗矣。”事实上,其诗并无江西诗派的枯涩生硬之弊。其词早年学晏几道,后学李之仪,终能一扫秾丽之风,自成一格。但是其集中有不少为秦桧父子贺寿的诗作以及为秦桧歌功颂德的诗文,均为谄媚权奸之作,故颇为后人所讥。此集始由陈天麟在宋代乾道年间刊行。《宋百家诗存》辑入周紫芝诗1卷,《两宋名贤小集》辑入其作2卷、均题为《太仓稊米集》。本集传世的善本,均为明清两代的抄本。
闻一多散文集
作者闻一多。本书收录了闻一多先生的十五篇散文精品。闻一多，现代著名诗人，开创格律体的新诗流派，是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进程中重要的阶段性人物之一。闻一多的作品。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凝聚成一种不可多得的沉郁的美，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耐人回味。
悦容编
《悦容编》是晚明时期一部叙述闺房生活审美情趣的笔记小品,列有《小引》、《钟情》、《随缘》、《葺居》、《缘饰》、《选侍》、《雅供》、《博古》、《寻真》、《及时》、《晤对》、《借资》、《招隐》、《达观》等章节。作者引申了成语“女为悦己者容”之意,揭示了封建社会侍女闺秀在园居、陈设、服饰、仪态、素养等方面对美的追求,反映了晚明时期上层社会的文化生活。《悦容编》篇幅短小,现存世的刊本均收在丛书里。如明代有闵于忱辑的《枕函小史》本、卫泳辑的《枕中秘》本、闵景贤纂的《快书》本、秦淮寓客编的《绿窗女史》本;清代有张潮《昭代丛书》本、顾沅编的《一瓻笔存》本、管庭芬编的《生花管》本以及知虫天子(张延华)的《香艳丛书》本。
太上大道玉清经
太上大道玉清经，撰人不详。约出于南北朝。《上清三真旨要玉诀》、《无上秘要》等书已引述此经。今《正统道藏》本十卷，收入正一部。另有敦煌唐抄本残卷五件。此经乃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及玉清天诸仙真讲说，分为二十品。全书敷演道教义理及科戒道法。书中宣称「元气」为大道生化之本，服气为道法至极。认为「大道元乎虚朴，虚朴散为元气」；「大道无名，元气无形」。天地万象皆为元气所生，得元气则存，失之则亡。元气又分为清浊二气，「服清气者活人，御浊气者杀人」。故经文提出「服日晨气」之法。其法「朝餐紫华，夕味黄蘖」，服食日中清气，使流入「双阙」，令不驰散。据称此道法是「后圣之户牖，学真之枢机」， 亦为一切万有之生根。书中又详载科戒仪式，伏魔法印，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旨在劝人行善出恶，奉道守戒，济度群生。
风月梦
《风月梦》, 清邗上蒙人著,三十二回。主要版本有,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自序;光绪十年上海江左书林校刻本;光绪十二年聚盛堂刊本,有插图五幅。坊间常见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所收本书,就是以聚盛堂本为底本。这是一部狭邪小说。假托过来仁(过来人)作，极言烟花女子之过，以为她们坏人心术，骗人钱财，惹事生非，呼吁“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赔人睡觉，跟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寓意甚卑陋。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