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
著录第一
著录之事，官府则始于汉，私家则始盛于宋。书籍源自上古，而著录之事无闻，《隋书·经籍志》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益有目录以为纲纪。《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引《周官》太史掌六典，藏约剂之贰诸文，为官府藏书之始，然皆政事之守，如后世之档案耳。盖三代以上，固无私家著述，文书之始，本止治事之规条与记事之簿籍。《庄子》称老聃为守藏史，所藏盖亦此类。及官学变为私学，诸子争鸣，著作始多。秦从李斯之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及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校之。向卒，子歆卒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艺文志》。此官录之始也。自是以降，代代有之，私家之簿，则始梁阮孝绪，然其时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叶梦得《避暑录话》。及唐、五代始有雕版，得本较易。宋初士大夫乃多藏书，如荆州田氏、邯郸李氏，皆有书目，此私录之始盛也。
将明著录之义，先辨簿目之体。明胡应麟《经籍会通》曰：书之有目，体制虽同，详厥品流，实分三种。吴、尤诸氏，但录一官之藏者也；按：唐吴兢《西斋书目》、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是家藏。正下文所谓鸠集者，非官藏，此语有误。隋、唐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书录》《群书会记》，并收往籍之遗者也。雅士鸠集，以广见闻；馆阁校雠，以存故实。目录之纂，例不可无。近人周贞亮、李之鼎同编《书目举要》，罗列现在簿目，凡分十一类：一曰部录，二曰编目，三曰补志，四曰题跋，五曰考订，六曰校补，七曰引书，八曰版刻，九曰未刊，十曰藏书约，十一曰释道目。今按：胡氏所举三例虽略，而明周氏所分则有未析，部录与编目二名颇嫌相滥。按其所收，不过部录较广而整，编目则较简略而已。既非以官私分，亦不以现藏与否为别，考订校补中多收札记，非簿目之伦。其所收录亦每互相混滥，今分为四类稍较明晰。一曰总目：总录现存之书，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也。二曰藏目：仅就一时所有录之，公如《七略》及宋之《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阙书目》(1)、明之《文渊阁书目》，私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是也。其记一时所见，如浙江采进书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亦入此类。三曰专目：如宋高似孙《史略》《子略》，近朱彝尊《经义考》、王国维《曲录》及释、道二《藏》目录之专一门，郡邑志篇之专一方，近人补史《艺文志》之专一代，皆是也。四曰选目：以意别择，或主学之门径，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或专记佳本，如毛扆《汲古阁秘本书目》(2)是也。若《四库提要》则本是藏目，而兼选目，又别立存目，则总目之例也。至周氏所谓题跋，乃选目之支流，诸类亦皆有解题。解题得失，说在第九篇。考订、版刻皆然，不关簿录之大体，引书限于一书，所引用与未刊书，皆当附四类之后，而性质实与选目近。校补则校勘记也，与藏书约及论藏书故实法式之书。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皆目录学之书，而实非簿目也。至于史、志，则有当辨者。《汉书·艺文志》全本《七略》，增入一二而已。《隋书·经籍志》亦据当时官藏录之，皆是藏目。《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四部目》书之，亦是藏目。《新唐书·艺文志》增加《旧志》所未收。及《宋史·艺文志》，则全录一代所有，竟是总目矣。唐刘知几《史通》始议史志录所藏之非，谓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繁互出，何异以水济水。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雠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著，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近代修《明史》，止录明人著述，其序谓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皆其时柱下所有，明季秘书既亡，焦竑《经籍志》不可凭，前代陈编无从记载，是非用刘说也。而论史者遂多称之，以为可法，然识者皆不以为然。杭世骏《千顷堂书目·跋》云，黄俞邰征修《明史》，为此书，以备《艺文志》采用，横云山人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四朝，刺取其中十之六七为史志。史馆重修，仍而不改，失俞邰初旨矣。元修三史，独阙艺文，全在《明史》纲罗。如《后汉》《晋》不列此志，《隋志》独补其阙，不必定在其朝也。又曰：其中宋人著作，系《宋史·艺文志》所未取，非复出也。此《跋》见《拜经楼题跋》。按：康熙初修时，倪灿分修《艺文志》，亦兼载四代，而被删去。后卢文弨抄出三代，为《宋史·艺文志补》及辽、金、元《艺文志》。乾隆重修《明史》时，全祖望亦移史馆，札子争之。大要谓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汉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数或较前志而少，则书之阙可知，或较前志而多，则书之搀改失真可知。《鲒埼亭集》。彭元瑞亦谓《元史》不立《艺文志》，《明史》仅载明人著述，而五百年古经籍存亡之可见者，惟《文渊阁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此二论较杭氏尤精。杭氏止论史志续补前代之法，全、彭则明其于存佚之关系，然此论明胡应麟已发之，其《经籍会通》曰：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于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刘知几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志》之非者。疏卤之谭，匪综核之论，即《后汉》一书艺文无志，而东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此论尤明。一代史志，本记一代所藏，非记一代所著，是以谓之《艺文志》《经籍志》。六艺群经，后世岂有所作邪？宋孝王之书，限于一地，固非一代之例。以此知方志、经籍、艺文志当改名《著述志》。若近世考据家所补诸《艺文志》，如钱大昭、侯康、曾朴之于后汉、三国，金门诏之于辽、金、元，此自旨征一代，非遂可以补史篇之阙也。由此以言，则史志乃总目，而补志乃专目也。
他书止可为证，而未可偏据，昔人于此颇致戒焉。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正字·跋》曰：是书凡引用他经传者，必据本文以正之。此令读者得以参考而已，非谓所引必当尽依本文也。盖引用他书，有不得不加增损者。又《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曰：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偏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便以为是，疑未可也。桂馥《札朴》曰：古人引经，略举大义，多非原文。如《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引《诗》：兄弟虽阋，不废亲也。引《书》：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说文》引《书》：洪水浩浩。此岂《诗》《书》之本文哉？今人多据书传所引以增改经文，虽曰治经，实乱经也。又曰：李善所引《仓颉篇》《三仓》《声类》《字林》诸书，多依随《文选》俗字，非本书原文。或据为本书左证，则因误而误矣。俞正燮亦谓引书当分义与文，是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一条，又有“据他书而误改”一条，举证甚详，兹不具述。类书选集，删削尤其常事。而古类书以帙重文烦，多失校正，讹误尤多。俞正燮《文选自校本·跋》曰：选家例有甄别，增删其本，有视他本增多者，《西都赋》《东都赋》诗、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东方朔《答客难》均视《汉书》多，盖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赋》注引薛综《东京赋》注曰：高昌、建城，二观名也。有《注》而《赋》文无此观。今所得《后汉宫殿图》亦无此二观。则《赋》文昭明删之。《九章·涉江》删去乱曰以下五十三字。锺士季《檄蜀文》据《魏志》末有其详择利害云云。今《文选》删去。任彦升《为褚蓁让代兄袭封表注》云：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词多冗长。《奏弹刘整》注云：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是亦昭明删之，而李崇贤复补。唐僧《辨正论》内《九箴篇》引古诗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寄语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无寄语十字，亦昭明删之。其增改字者，据《注》则颜延年《宋文皇后哀册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陆佐公《石阙铭》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铭》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约改二字。然则《文选》不当以拘牵元稿评说是非也。又唐本不必是梁本，《奏弹刘整》明非梁时旧录。王简《栖头陀寺碑》石刻凭五衍之轼，齐建武时文也。昭明录入《文选》，以梁武名避改四衢之轼。《注》当明了，而今文及《注》语意相反。按：今本正文作五衍。《注》曰：今碑本以为凭四衢之轼。盖梁代讳衍，故改焉。则唐人传写者，以其时不讳，改文中四衢为五衍，而写《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四衢、五衍互误。是唐本已再改易。其中为昭明所移改者，曹子建《与吴质书》注所引别题，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下，与季重之书相应也。朱浮《与彭宠书》注云：《后汉》载此书，《东观汉记》亦载此书，大义虽同，词旨全别。盖录事者取舍有详略矣。录有取舍，选亦必有取舍。校者详其异同，以见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见，凡书皆然，况其为文辞选集本也？按：俞氏之说可谓致详慎矣。中尚有一条误者。唐时沙门道士相诟，俱造伪书，窜羼古文，其所称引都不足据。吾已别有专考。《辨正论》之引古诗末二句，正是僧徒所加耳。汉时安有道士之称？僧徒欲诋道士，反为道士证成其早立之夸言，殊为可笑。俞氏颇知释、道诟争本末，而独于此复为所欺，亦可见考证之难矣。俞氏又尝言校书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则格论也。
近世小学大明，校书者不徒恃异本，而沿汉儒读若读为之法，以字例文例通之，始于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而俞樾、孙诒让继之。此派之功，实是读释，非以二本比雠，已不得为校，特以校正连文，从其广义，故相沿称之耳。诒让作《札移》，樾序之曰：余尝谓校雠之法出于孔氏。子贡读《晋史》，知三豕为己亥之误，即其一事也。《吕氏春秋·察传篇》：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昭公十二年《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谓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是则读书必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汉儒本以说经，盖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礼》，每曰：字当为某。即校字之权舆也。自是以后，是正文字，遂为治经之要至。后人又以治经者治群书，而笔针墨炙之功，遍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田观，《尚书·君奭》：割申劝宁王之德。《礼记·缁衣》引作：周田观文王之德。郑《注》曰：古文作割申劝，似近之。而肆赦为内长文。《汉书·武帝纪》诏曰：内长文所以见爱也。《困学纪闻》曰：古写本内长文作而肆赦。刘昌诗《芦浦笔记》引鲁氏自备载章子厚家藏古本《汉书》。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诒让《自序》曰：窃谓校书如雠，例肇西汉。都水《别录》，间举讹文，若以立为齐、以肖为赵之类，盖后世校字之权舆也。晋、唐之世，束皙、王劭、颜师古之伦，皆著书匡正群书违谬，经疏史注，咸资援证。近代巨儒修学好古，校刊旧籍，率有记述。而王怀祖观察及子伯申尚书、卢绍弓学士、孙渊如观察、顾涧文学、洪筠轩州倅、严铁桥文学、顾尚之明经，及年丈俞荫甫编修所论著尤众。风尚大昌，覃及异域。若安井衡、蒲阪圆所笺校，虽疏浅，亦资考证。综论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于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钤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凿形声，捃摭新异，凭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惟王氏父子至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有。然其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沾溉不穷。我朝朴学超轶唐、宋，斯其一端与。诒让学识疏，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尝谓秦、汉文籍，谊旨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如荀卿书之案，墨翟书之唯毋，晏子书之以敚为对(2)，淮南王书之以士为武，刘向书之以能为而。骤读之，几不能通其语，复以竹帛梨枣抄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按：此二《叙》于校正源流，颇为明白。然其所举，则据本校勘，与以例读正合言不分。王虽间据旧刻，而多凭诂例。卢虽亦下己意，而偏详异本。孙氏兼师二人，而王法为多。俞氏则全用王法矣。
校二书须明本末，然后可以决定从违。校一书须明体例，然后可以决是非。钱泰吉《曝书杂记》曰：荀悦《汉纪》，自宋时已鲜善本。荀《纪》虽出班《书》，时有改易，况今所见班《书》与荀所见当有不同。但据所见班《书》以改荀《纪》，弥失荀氏之旧。所以校荀《纪》倍难于班《书》。严可均《书北堂书钞后》曰：所抄之书，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最晚者《宋书》《三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魏书》(3)。其诗、赋、颂，则鲍、谢为最晚，陈、隋只字不抄。抄者今亡其本，十盖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写变，残缺误讹，不为典要。故《书钞》可略校，不可统校。此所谓明本末者也。至于体例，则短浅者一核而知，宏深者旷日乃究。必如顾广圻之校《释名》撰《略例》，王筠之校《说文》作《释例》，则可谓精矣。
李慈铭《越缦堂笔记》曰：乾、嘉以来，诸儒专心考订，周、秦古籍，粲然具明，一洗明刻之陋。其最以校勘名者，卢抱经、顾涧两家，盖非六朝以后人可及。他若惠松崖、江叔沄，则坚守古义，微失之拘；孙渊如、洪筠轩，则喜搜僻书，微失之杂；王石渠、伯申父子则喜为通论，微失之专。然亦百纯而一疵。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曰：一以故书正新书，依准宋刊，不敢轶其上。其一时据旧籍以正唐、宋木石之书。相提而论，据旧籍者宜为甲，及其末流淫滥，憙依《治要》《书钞》《御览》诸书以定异字。《治要》以下，其书亦在木，非无讹乱，据以为质，此一蔽也。前世引书，或以传注异读改正文经典。古今文既异，今文有齐、鲁之学，古文有南、北之师，不得悉依一读凌杂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时出胸臆，谓世所见者悉流俗本，独己所正为是。其是者诚诸师所不能驳，而亦有错牾。按：此所评亦约略言之耳。熟于版本者每诋卢氏为凭臆。顾氏最好影摹，而亦不能无妄改。校勘之事，固不能万得而无失也。近人校勘记，有附书与别行二种。附书之本精于顾广圻，《文选考异》最为整栗；别行之本则始于卢文弨《群书拾补》。
孙志祖据《魏书·刘芳传》改《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作四郊。宋本《礼记·祭义》天子设四学，《注》谓：周四郊之虞庠。顾广圻谓四郊当作西郊。段玉裁作《礼记四郊疏证》，申孙黜顾。顾作《学制备忘记》以辨之。二人遂相水火。陈鳣调停之而未能。集其书为一编，目曰《段顾校雠编》。洪亮吉笑之，谓可比《朱陆异同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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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雅碎金》题作“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
(2) “晏子”至“对”，《札移》作“公孙龙之正举”。
(3) “魏书”，《书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后》作“后魏书”。
格式第十二
书之须校勘，非独文字当是正也，格式亦当是正。格式之于书，似为小节，而实关于大体。故论校勘之功，宜先及焉。兹分论之。
一、题目
卢文弨《钟山札记》曰：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如《周南·关雎·故训传第一》，此小题也，在前。毛诗二字，大题也。在下。陆德明云：按：马融、卢植、郑康成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盖古人于一题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纷乱如此。今人率意纷更，凡疏及释文所云云者，并未寓目。题与说两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汉书》《三国志》毛氏汲古阁版行者，犹属旧式。他本则不尽然。按：殿本《三国志》因改小题为大题，遂并篇名而失之。张照按语乃云《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亦无《列传》之目，乃陈寿之微意。今悉遵原书之例，不书纪、传，岂非大可笑之事哉？岛田氏谓在竹简时，首简本止小题，大题则在别一赘策后。改卷子，故移写于下，俞樾谓即《唐六典》所谓签。
卢氏又曰：《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及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謷本书者。夫《孟荀列传》以两大儒总括之，何尝齿淳于髡、慎到、驺奭于其列哉？《货殖》等传以事名篇，与八《书》差相类，固未尝一一标姓名也。乃讥《汉书》者谓范蠡、子贡、白圭非汉人，而入《汉书》，以为失于限断。其实班氏何尝为范蠡诸人立传？即彼蜀卓、宛孔闾里猥琐之流，亦岂屑屑为之标目，与夫因人立传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记集解》，葛氏梓《汉书》正文，其前即据《自序》《叙传》为目录，亦为便于观者，而尚不失其旧，在诸本中为最善矣。按：此论甚是，但谓淳于、卓、孔为不屑齿则误耳。妄标目录，不独《史》《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五代史目录”条曰：唐庄宗子继潼等、晋高祖叔父万友等、周太祖子侗等、世宗子谊等，皆杂序成文，初非各自为传，而目录一一列之，殊非史例。欧《史》止有传名，后之读史者增注姓名于目录之下，以便检寻，非欧《史》本文也。按：《后汉书》人各为传，每篇首标姓名，刘子玄已讥为文案孔目。今本《后汉书》目录，则又非蔚宗之旧。有附书甚详而不标名者，有止数句而亦标名者，即备翻检亦不足也。
二、次第
《钟山札记》曰：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旧，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于一篇之中，颠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欧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桥公庙碑》，以颂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汉元公。此为其孤作也，故称列考，即烈考也。颂后公讳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官簿次第，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以昭光懿。此是第二段。下云桥氏之先出自黄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仪也已，为第三段。终焉即所谓碑阴也。其四铭即附此篇之后。自明张天如刻《百三名家集》，于《蔡集》以赋为首，次以疏、表、书、论议、对问、设论、连珠、颂、赞、箴、铭，而后及于此碑。则以桥氏之先云云，公讳某云云连为一段，于末妄增铭曰二字，然后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宪万邦终焉。四铭则别入铭类，不系此碑之后，则全与篇中所云不相应。篇中所云书于碑阴者，即桥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则所云碑阴又何所指乎？本朝康熙年间又有华(1)莘野、刘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为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与张本同，但不加铭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桥公碑》一篇，乃为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吴整作者。刘本则移之于四铭之前，不知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之语，自在前篇。今乃系于后篇，不亦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为能传古书，则古人之面目反隐矣。
刘向校书，即多厘正篇次。但是以意编次，非为完其旧本。至于篇次杂乱，虽无异本可校，亦可移正。如卢文弨、孙诒让之校《越绝书》。按：据篇名最为精核，吾尝因而完整之。俞樾作《左传古本分年考》一书，谓今本前年末文与次年首文文义连属者，原本连于次年首，为后人误分置前年末，其说曰：事必有其缘起，不容一例冠以年月。如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学者以为当然，未尝谓每篇必当从某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年之与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碍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于是文义之不通者多矣。此说虽无旁证，实能窥见史书大体，亦可信也。
三、分注
《四库提要》“赵一清《水经注释》”条曰：郦道元《水经注》传写舛讹，其来已久。诸家藏本，互有校雠，而大致不甚相远。欧阳玄、王祎诸人，但称《经》《注》混淆而已，于《注》文无异词也。近时宁波全祖望始自称得先世旧闻，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全混作大字，几不可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考沈约《宋书》称《汉铙歌》本大字为词，细字为声。后人声词合写，是以莫辨。是传录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齐民要术》，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一条；崇祯中刻《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微，国名，子爵”五字，间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时有之。至于巨帙连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夹注悉误写为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2)补注《战国策》，范成大作《吴郡志》，并于注中夹注，前人尝举以为例。而自宋以来，未尝有举及《水经注》者。按：《题要》但不信全氏夹注之说耳。《经》《注》混淆，殿本已正之矣。《史通·补注篇》谓：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也。今本《伽蓝记》乃无注文。《四库提要》谓不知何时佚脱。顾广圻则谓原是大小字分别书之，今混注入正文。欲如全氏治《水经》之例，改定一本。后吴若准、唐晏即用顾氏之说，然其所分正文甚少，注文甚多，乃似《朱子纲目》，与《史通》所谓除烦意吝，毕载言妨者不合。吾尝属门人熊生重定之，以其言支出除去而前后文相接者，定为子注，然亦注文甚长，不知究能合原本否。且即不除去其文，仍不见大有妨害。又疑《提要》脱佚之言为是也。
岛田氏曰：古卷子本有旁记，有背记。历世既久，又经传写，于是有旁记搀入正文者，有背记误成注文者。
古书又有朱墨别书之例。陆氏《经典释文》原本，音经者墨书，音注者朱书。陆淳《春秋微旨》、郭京《周易举正》亦别以朱墨。今皆已混而为一。惟陶弘景定《本草》，本经以朱字，增补者以墨字。宋大观《本草》改朱文为白字，墨白即俗称阴阳文。犹存其旧耳。木刻分阴阳不为甚难，今复有朱墨套印之法，则古本未始不可复也。
四、行款
《钟山札记》曰：《史》《汉》数人合传，自成一篇，文字虽间有可分析者，实不尽然。盖数人同一事，彼此互见，自无重复之弊。自范《书》以下，虽有合传之名，实皆专传之体。致有一事而再三见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讲史法故也。即如《史记·廉蔺列传》，首叙廉颇事无几，即入蔺相如事独多。而后及二人之交欢，又间以赵奢，末复以颇之事终之，此必不可分也。《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皆为御史大夫者，始叙张苍，次周昌、赵尧、任敖，其后苍复为御史大夫，迁丞相，则又详叙其始末，及终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记》之旧。惟申屠为可分，余皆不必分也。后世史成于众人，若删彼传以入此传，则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汉》之法不可复睹耳。按：卢氏此论诚知史家篇体之言。马、班列传有《尚书》因事名篇之遗意，虽以人标目，实以事为主，非为一人具始末。故诸人之事错综于其中，合传之名，乃后人所拟，非马、班本意。本无所分，安可言合？陈、范以降，人具首尾，识者有卯册之讥。后史沿之，人习见此体，反以马、班书为合传，为变体。其甚者，则强分节段，称为某传某传。今二书刻本，一传之中皆屡提行分段。《酷吏》《货殖》诸篇提行愈多，而愈不可通。说者据此刻本，遂有谓某传中带叙某人，某传末复叙某人者。重陛谬，皆刻本提行分段误之。今之史本，实沿两宋。提行分段之妄，当始宋人，且不独《史》《汉》为然。《后汉书》虽各为传，而亦有附书。今本乃于每段之首加某人传三字。《刘永庞萌》本是一篇，而划为二传；《华佗传》末附书之人悉割为某传，某传末之总叙遂不可通。范《书》虽本可提行，而《郭泰传》中十一人事，亦每人提行，则非其旧。孙志祖《读书脞录》曰：朱明镐《史纠》谓《北史》张景仁以八体进身，不当厕诸《儒林》。按：景仁非儒林中人，史附见于《马敬德传》后，非专传也。《北史·儒林传》多此类。如冀、赵文深之附黎景熙、萧该，包恺之附何妥。目录俱当小字分注，今刻本俱提行别传，非也。此传写之失，不当以咎本书。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宋椠明修《魏书》”条曰：《韦阆传》末，又有武功苏湛云云。此史家附传通例。校刻北监本者，误以苏湛提行别起，而以又有武功连属燕郡太守下，则不可通矣。《刁雍传》附其子纂、遵、绍、献、融、肃(3)。肃后复叙遵事，而后叙遵之子十三人。汲古本《遵传》末《注》云遵字疑皆作肃，谬甚。然可见收书于附书诸人，本不提行。其提行者，嘉祐诸人校刊之失也。按：此乃显然不通者，人皆能知之，马、班书之大体，则知之者罕矣。一易行款，而史体遂亡，卯册之式，竟为通例。行款之关系，顾不重哉。
《后汉书》卷五十二末《云台功臣次第》，《殿本考证》曰：罗点《闻见录》曰：后汉二十八将名次不可晓。薛季宣常州云旧本《后汉书》作两重排列。谓上一重邓禹居首，次吴汉，次贾复，次耿弇；下一重马成居首，次王梁，次陈俊，次杜茂。后人重刊，遂错讹。此极有理。范蔚宗论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宫、李通、马武、窦融、卓茂为序，则将上下重，误合而为一，明矣。臣承苍按：《小学绀珠》载二十八将名次，正与薛常州所言符合，较今本《后汉书》所引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数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数十四人，名俱在后。其末别载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合为三十二人。盖王伯厚所见《后汉书》犹是未误刻时本也。按：监本作一排，毛本则分两排。
卢氏《钟山札记》曰：古书两重排列者，皆先将上一列顺次排讫，而后始及于下一重。自后人误以一上一下读之，至改两重为一列，亦依今人所读，而大失本来之次第矣。《后汉书·马武传》后附载云台二十八将，昔人颇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移而正之，后人并晓然于其故，今可不论。惟《史记正义》所载《谥法解》亦本两重，改为一列，文多间杂，亦当移正。但其中颇为讹脱，与《逸周书》亦不尽合。今虽分之，未能如云台之一转移即是也。末三十余谥，美恶杂糅，似为后人所乱。云：
民无能名曰神 一德不懈曰简
靖民则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简
德象天地曰帝 尊贤贵义曰恭
仁义所在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周书》作制。及众曰公 尊贤敬让曰恭
下略
以上皆两排读法。墨经文未明注旁行，今已复其旧矣。
* * *
(1) 《钟山札记》无“华”字。
(2) “宏”，当作“弘”。
(3) “肃”，《魏书》作“书”。
文字第十三
宋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古今校书例之善本。其书凡分六类：曰字画，曰注文，曰音释，曰句读，曰脱简，曰考异。其于字画，以古本正俗讹，而于古之甚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此沿张参、唐玄度之法，不似明人之好作古体。人称其通。其于注文脱误，据他本外或据疏以改补。然于诸本皆然，及疏义已误者，则不改。于脱简，则后人更定者别写附后，而不辄改原文。此皆校古书之法。至于音释句读，则以己意斟酌，不尽从释文、注、疏，辨正甚细，此则自定一书之法也。
文字之当正者，于字则曰误，曰倒，曰脱，曰衍，于篇章则错。
《乐记》简错，郑康成但记其说于《注》，而不辄改正文。宋兴国于氏刊本乃直改之。岳珂刻本犹止附于氏本于末，而仍存原文，是其慎也。宋儒说经，乃好言脱简。后来相沿，各以意定。如《洪范》《武成》及《大学》，聚讼纷然，而未有定。《四库提要·存目》“宋王柏《书疑》”条下云：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见所作《东原录》。改定《武成》，自刘敞始。见《七经小传》。其并全经而移易补缀之者，则自柏始。考《汉书》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此言脱简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脱简，自必一一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则其余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一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余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书，乃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何简脱若是之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可知矣。按：《提要》惩宋人纷纭之弊耳。宋人所改，大都文义本通而逞其己见，若文义本不通，自当移正。如张惠言之校《春秋繁露》，所改最多，而皆确不可易，亦何尝如宋人之纷纭无定哉？
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曰：昔之善读书者，匪直晰其文义音释而已，其于简策之尺寸必详焉。郑康成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服虔传《春秋》，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而说书者谓每行十三字，括苍鲍氏以定正《武成》，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范》。予尝至太学摩抄石鼓文，验其行数，据以驳成都杨氏之作伪。按：后来校勘家尚有用简策字数以订正脱文者，然此实未可凭信。《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一尺二寸，《论语》八寸，见《论语》郑《注》引《钩命决》。《尧典》二尺四寸，亦见《后汉书·周磐传》。《论语》八寸亦见《论衡·正说篇》。律二尺四寸亦见《盐铁论·诏圣篇》。每行造字数则仅郑注《尚书》二十字一简之文。服注《左传》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汉志》：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尚书》，古文简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是同一二尺四寸之简，而字数已不同，何由悬定邪？胡一中之订正《洪范》，《四库提要》已驳之曰：一中既称一行十三字，何以于厥庶民锡汝保极以七字而错一简？五皇极曰皇建其有极，以九字而错一简？曰王省惟岁以下复以八十一字错简也？盖竹简每行字数未必即有定规，而古书之传由简而帛，由帛而纸，皆在堂前。其有错乱，岂必皆在简时？据简而说，特校勘家之巧取证据耳。
钱谦益《跋王右丞集》曰：《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多与今行椠本小异。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并以《英华》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盖言其风土。崔颢诗：寄语西河使，知余报国心。《英华》云：余知报国心。如俗本，则颢此句为求知矣。如此类甚多，读者宜详之。
卢文弨《题贾长江诗集后》曰：明海虞冯钝吟评本，其字句盖远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今本作谁有不平事。钝吟云：谁为不平，便须杀却，此方见侠烈之概。若作谁有不平，与人报仇，直卖身奴耳。一字之异，高下悬殊。旧本之可贵类若是。余得其本，因临写之，令后生知读书之法。
顾广圻《孙可之集·跋》曰：《龙多山录》樵起辛而游，洎甲而休。此用《书》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阴》云：独谓武侯治于燕、奭。此用《左传》管夷吾治于高傒也。见宋刻而后知正德本之谬。校定书籍可不慎哉。按：明本误作起耒而游，洎车而休；武侯之治，比于燕、奭。日本古抄经注多有虚字语助，为中本所无。阮元《校勘记》疑是彼国人妄增。杨守敬谓：通观其抄本，知实沿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犹可寻。然亦有连写六七字不可通，乃出抄胥之取整齐，岛田氏已言之。按：颜之推《家训》云：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是古本有无虚字者，盖版刻未兴，传习之书多为俗士删简，以便记诵、省抄录。如《说文解字》之说解，唐前人所引每较今本字多。王筠以为是唐习明字科者所删，理有可信。删节之事，固不始于明人。虚字助词所系犹小，若《论语集解》引诸家说，日本正平本皆备标姓名，而华本皆止云某氏，此则所关大矣。
叶氏《书林余话》曰：今刻书阙文处用白框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逸周书》《穆天子传》中多方白框，《大戴记·武王践阼》机铭：皇皇惟敬，□生，□戕□。卢辨《注》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口能害口。此犹不识□为阙文，而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锺惺云：读□戕□三字，竦然骨惊。谭友夏云：口字叠出，妙语。则尤为可笑矣。墨块之本，自南宋时已有之。用白框者必出古书抄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框之已无从补也。按：此说是也。明人刻书多臆补空阙，如钱曾所举杨君谦抄《元氏长庆集》，行间多空字，以宋本藏久漫灭，不敢益之。东吴董氏翻雕，以己意妄填空字。杨守敬所举黄刻《中论》，原本有空格。何氏《汉魏丛书》臆补之。钱氏守山阁刻遂沿何误。应据《群书治要》校正。他尚有之。《逸周书》向有阙文，而朱骏声传有补阙之本，所补颇近似而不言所据，未敢信也。
顾广圻《焦氏易林·后序》曰：读此书之法又有三焉：以复见求之也，以所出经子史等求之也，以韵求之也。如《比》之《震》，扶杖伏听，误。《无妄》之《中孚》，扶下无杖字，听下有命字者是。《兑》之否扶作俯亦非。扶伏者，匍匐也。此可得之于复见者。如《乾》之《咸》，反得丹穴，女贵以富。贵当作清。本《史记·货殖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大畜》之《讼》，哀相无极。哀相当作衷。此皆可得之于所出经、史、子等者。如《讼》之《损》，更相击剑。剑当作。《明夷》之《临》，不误。《大畜》之《家人》作询，亦非。以与下走为协，此可得之于韵者。
文字之异，非独两本为然，乃有注本所据正文与今本正文已不同者。卢氏《钟山札记》云：《左》《公》《穀》三传，经文多有互异，后人别白注明。今《史记》三家之注亦多异同。今若不依“三传”之例，于正文先注明，则必有改易迁就之失。即如《五帝本纪》旸谷，《正义》作阳谷；南讹，《索隐》作南为。《殷本纪》羑里，《正义》作里。《周本纪》居易无固(1)，《索隐》作居易。其他义同而字异者尤多。后若重梓此书，宜有以别白之。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也。《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贾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矣。然则本有二，下者是与？不者是与？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两相当。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牙。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依今《疏》作下迤，而贾不受也。依贾作不迤以改经，而《考工》经不受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曰：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学者但见已改之本，以为注、疏、《释文》所据之经已与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尝同也。
龚自珍《王文简公引之墓志铭》曰：闻于公曰：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俞樾《群经平议·自叙》曰：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圣人之言，岂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诘为病，由学者不达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按：此二文于王氏一派读释之学最为明白。盖其功不在正书本，而在通训义；其志不在完前人之著作，而在通古人之言语。其所施用，专在三代、两汉之书，而唐以下不及焉。引之撰《经义述闻》，阮元序之曰：昔郢人遗燕相书，夜书，曰举烛。因过书举烛。燕相受书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也。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误会举烛之义，幸而治；误解鼠璞则大谬。凡误解古书者，皆举烛、鼠璞之类也。《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樾作《古书疑义举例》，《自序》曰：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惑所以日滋也欤。观上数说，则此学之重，与其异于寻常校勘家者明矣。此学之例未易略言，学者读王氏《经义述闻·通说》下卷及俞氏《古书疑义举例》足以知之。一曰正讹文，此属于文字，二曰明假借，三曰明语词，四曰明文例，皆属于训诂。
龚自珍《王文简公墓志铭》曰：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工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此说得其大要。《经义述闻·通说》有一条曰：经之衍文，有至唐《开成石经》始衍者，亦有自汉儒作注时已衍者。又有旁记之字误入正文者。又有上下相因而误写偏旁一条，与旁记之说同为其正误之要例。又一条云：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改之则怡然理顺。此皆归之写官而不尽从汉注者也。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所举，其属于字者，则有两字义同而衍，两字形似而衍，涉上下文而衍，涉注文而衍，涉注文而误，以旁记字入正文，因误衍而误删，因误衍而误倒，因误夺而误补，因误字而误改，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重文作二画而致误，重文不省而致误；阙字作空围而致误；本无阙文而误加空围，上下两句互误；字以两句相连而误叠；字因两句相连而误脱；不识古字而误改；文随义变而加偏旁；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两字平列而误倒；两文疑复而误删；误增不字诸例。其属于句者，则有上下两句易置。其属于篇章者，则有分章错误，分篇错误。又有字句错乱，简策错乱二例，是皆正讹文之事也。
王氏一派之功，校改为小，而读正为大。校改者一切校勘家之所同，读正则此派之所独。读正者，即汉儒读为之法，所谓通假借者也。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自叙》曰：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已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某者，字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自叙》曰：诂训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画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经义述闻·通说》曰：《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假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词。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以上所说，所谓明假借者也。
《通说》又曰：经典之文，字各有义。而字之为语辞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语词而以实义解之，则扞格难通。余曩作《经传释词》十卷，已详著之矣。按：自王氏发此，继起者有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俞氏书亦有助语用不字，也邪通用，句尾用故字，句首用焉字，古书发端之词，古书连及之词，误读夫字诸例，皆申释词者也。
训诂义例有文字学专书论之。其施于读书，则依文义而定。王氏《通说》有四说：一曰古文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一曰经文数句平列上下不当歧异。此皆绳以文法而整齐之也。又一条曰：经文上下两义不可合解。则又防其牵合也。又有增字改(2)经一条，尤为精要。其言曰：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俞氏书中如上下文异字同义，上下文同字异义，两句似异而实同，两字一义而误解，两字对文而误解诸例，皆以文例定字者也。俞氏又有重言释一言(3)，语急，语缓，大名冠小名，大名代小名，小名代大名，以双声叠韵字代本字，以读若字代本字，美恶同词，实字活用诸例，则属于文字学矣。
其属于文例之句例者，则俞氏所举有倒句，倒序，错综成文，参互见义，两字(4)连类而并称，两语似平而实侧，倒文协韵，变文协韵，蒙上文而省，探下文而省，举此以见彼，因此以及彼，语词叠用，语词复用，文具于前而略于后，没于前而见于后，句中用虚字，上下文变换虚字，反言省乎字诸例。其属于章节者，有古人行文不嫌疏略，古人行文不避繁复，一人之词而加曰字，两人之词而省曰字，叙论并行诸例。
王氏之法，人称为前无古人，然宋金履祥注《尚书》，说自周有终，相亦有终。周当作君，形近而讹。袁文《瓮牖闲评》论多、只二字通用。元俞成《萤雪丛说》述王虚中《解书诀》曰：辞之内不可减，辞之外不可增。此皆王氏之先觉也。特推例不如其密，小学不如其深耳。然王氏之学，既明以来学者更相传习，亦遂不能无弊。求整齐太过，于并列之本可异义者，必改读僻字，以使之同说。假借太滥，于本义之已无扞格者，必辗转牵附以使之通。其例甚多，兹不列举，亦学者所当戒也。
以上所说限于文字诂训，盖校读古书之难，正在于此。至于考证事实，自有考据家法。推求宗旨，更无法例可言。俞氏所举，亦有两义传疑而并存及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二例。然如此之例，已在校雠范围之外，兹不能及。若夫经史家法，子集流别，自有专门，更非此课所宜粗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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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易”，徐广以为“居阳”。
(2) “改”，《经义述闻》作“解”。
(3) “字”，《古书疑义举例》作“事”。
(4) 《古书疑义举例》“重”前有“以”字。
末论第十四
编述既竟，更有进言者二焉。一则目录学中诸事当互资兼备，不可偏恃。若精于一而忽于一，则其所得亦不为得。熟版本者，可谓尽目录之工细。然但讲版本，虽不流为赏鉴，亦不免有横通之弊。章氏《文史通义》有《横通篇》，谓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而道听途说，根柢之浅陋，亦不难窥。周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黄丕烈据宋陈氏《吟窗杂录》校锺氏《诗品》，于殷仲文下补晋谢琨三字。不悟时无谢琨，惟有谢混，已具评于中品。此三字乃后人因此条有谢益寿而旁注其名，又误混为琨耳。此但讲版本之陋也。精类例者，可谓见目录之深宏。而但言类例，往往忽于考证，适足来夸枵之讥。章学诚长在通识，而短于专精。论及古书，常有疏误。如以尹文三名概名家，不知田俅为墨徒，而与尹佚并称，云在墨前。不知《世本》有《居篇》《作篇》，而曰当入历谱。不知《成相》乃曲词而拟之连珠。此但言类例之缺也。至于熟版本者不尽娴考证，则惟知珍异，不能抉择；工考证者常不究类例，则一涉体义，便多踳违，尤是恒情，不须举例。不知则缺，善取诸人，非学者之当务乎？一则目录学止是学之锁钥门径，不可即以是为足。叶德辉论版本之学，谓自乾、嘉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此固一时之实情。然此果遂可视为身心性命之事乎？部类之学，进而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以成批评之学，则固不止于编目而已矣。然但能通论而无专精，犹不免如谚所云：腰无半文钱，口数他家宝。况版本之学，若甘止于此，则不侪估人，上亦不过为玩赏，此岂学人之所当志乎？积财本以供用，而守财虏反不肯用。初为衣食而求钱货，继乃宁减衣食以完钱货，反若所求本为钱货者。以工具为目的，积习生常，乃人之通弊，不可不警也。
教科书末，例有习题。今录旧文二篇于末，能答上篇之所问，则目录学有成矣；能注下篇之出处，则版本学有成矣。
龚自珍《家塾策问》一道
问：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单行，若《夏小正》《弟子职》，不待言矣。汉世征窦公献其书，乃《大司乐章》也。然则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单行。凡采辑群书而纂录之者，古来几家？以何家为首与？古籍有一篇而数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壶》《劝学》是也。能一一举之与？古籍在册府者，真者三四，伪者六七。其灼然伪如东晋《书古文》、王肃《家语》，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书？能疏证之与？诸子伪者益多，真书《老》《庄》《列》《管》《韩非》《荀》《墨》《孙》《吴》而外，不难一一偻指，能扬之与？有文甚古而实无此书者，后人刺取《庄》《列》中语为《广成子》，为《亢仓子》是也。尚有类此者与？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实无精言大义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举之与？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汉之俗儒已依托孔门问答矣。然亦颇有所本，传授或有微绪，未可以尽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与？即以汉后伪书而论，除极诞极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训相沿，稍存义例者，为何等与？古书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马法》是也。能言各书之遗憾与？又有古人作伪，并其伪而亡之，后人又伪伪，如唐张弧作《子夏易传》，今则并非弧书是也。尚有类此者与？古书沦亡，后人掇拾他书所引，辑为一书，近人为此学者众矣。卷帙孰为最富？钩稽孰为最密？编收校雠孰为最善与？古书自有旧式，凡叙目皆当一篇，不可以后世坊刻俗式乱之也。能言其要例与？叙目或在前，或在后，依《史记》《说文》则目在后。诸书有目在前者与？诸子书凡刘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几通与？医卜、日者、种树、堪舆之属，下至相牛相马，今世杂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问者与？《汉书·艺文志》与隋、唐《经籍志》(1)互相出入者有几事与？晁公武、陈振孙两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胜吾曹者几大端与？二人识议，孰优劣与？元明丛书，真伪杂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纠者几事与？抑更有问焉者。近儒学术精严，十倍明儒。动讥明人为兔园、为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书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设明人无刻本，其书必亡，何与？或曰，明人学术虽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没。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与？昔之士大夫何其从容而多暇日，商及刻书。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与？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杨凤苞《与许青士书》
承询宋刻书籍，前时仓猝，未有报也。缅夫熹平一字，以刻石肇端，长兴诸经，实刊本始作。开运乃其继起，显德又为后时。昔陈鹗工率更之法，梓本多其所书；振孙宝元度之编，《字样》存其初造。《宋史·艺文》志始于周；《十国春秋》归美于蜀。非定论也。逮《释文》继雕于开、宝，《易》《书》重梓于祥符。景祐定两汉之书，嘉祐刊七朝之史。凡杜镐等之复雠，赵安仁之留写。曾、王存校上之文，余、宋察馆中之本，经史大备矣。故景德库藏漆版逾亿(2)。天禧降诏，书价禁增。或看议(3)于秘省，乃充坊行；或下诏于临安，再令雕造。此宋刻之可贵也。夫正脱简，订讹字，存旧式，其所长也。字或臆改，注多妄增，又其短也。《礼记》诸篇疏多阙失，《诗谱》弁首，文竟佚亡。脱杜预之《叙》，昧发冢出书之由；灭郭璞之辞，失就注作音之例。《史记》乱守节之旧次，《正义》复《集解》皆删；《后汉》去刘昭之《序文》，范《书》与司马相混。此脱简之失也。《士冠》讹建作捷，误读夫德明音注之文；《天官》乱玉于王，研辨于倦翁校经之例。《檀弓》之子路、子贡，过泰山者似两人；《释草》之卷旆、卷施，解拔心者有二物。修翛字异，《诗》则蜀、越之体殊；尸户形疑，《传》惟淳熙之本正。至于亚文谬亚，韦贤之传从疑；娄县讹安，吴郡之名难考。误尾作危，误轸作井，分野之度失而《地理志》鲜通；以宣为宁，以平为年，封国之号殊，而《百官表》失读。此讹字之失也。南宋始行兼义，则先时疏乃别行。古籍皆首小题，则开卷发端已失。《货殖传》失于跳行，而班掾以滥载贻讥；《律历志》失于排列，而刘歆之遗法难考。《释文》附经，不两读者，必至牵改；《索隐》合《史》，其更定者难考本来。《年表》删徐广之字，而史公以甲子纪年，是当以后表正之；列传有郭泰之称，而范氏以家讳载笔，是当于分注求之。此旧式之亡也。不得最先之本，孰正后来之失？然而向壁虚造，妄正是非者，谬也。专己守残，不能别白者，又固也。苏子瞻谓近人以意改书，鄙浅之人从而和之。陆放翁谓近世喜刻书版，略不校雠，错本散满。观张淳《识误》之编，岳珂《沿革》之例，所举各本未尽同原，而况搜遗于麻沙市中，访旧于睦亲坊下。经或别为纂图，史每珍为详节。又宋本之至下者乎？夫若纲在网，田敏不无妄改；未死而，伯厚犹滋误读。《汉表》始元，明允见为元始者，非善本也；武王十乱，原父疑为称臣者，循衍文也。况乎壶矢壹关，师古存疑；宝力宝刀，之推致诮。谇讯不辨，惨同音，《释文》之谬也；雍互更，殴失考，《石经》之舛也。以及箕子滋，见疑于孟喜之传；柳谷昧谷，驳难于虞翻之书。《酒诰》俄空，《彼都》志佚。汉、魏已前，尚难遍信。而必执建宁之遗刻，据宋世所刊行，秘在枕中，奉为圭臬，则必金根白及，字字可遵；淮别银铛，孜孜必究。是执削者之长，非操觚者之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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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唐《经籍志》”，《家塾策问》作“《隋书·经籍志》”。
(2) “亿”，《与许青士书》作“万”。
(3) “议”，《与许青士书》作“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