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集注
作者：佚名
明代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的后传。嘉靖乙卯年(1555)刊刻。13卷。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称此书“即《宋志》所称《十家注》”。卷首有谈氏序。1936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谈恺刻并序。前有《〈孙子集注〉序》，末署“嘉靖乙卯春正月穀日锡山谈恺书虔台之思归轩”。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穀旦”，义为“良辰”。经校查，这是依南宋《十一家注孙子》的翻刻本。书中凡引曹操注直称“曹操曰”，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同，而与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所依据的底本华阴道藏本不同，其引曹操注一律称“曹公曰”。款式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不同，宋人刻书习惯是在原文行内加注(双行小字)，此《孙子集注》则是原文占一行，注文另起一行，低原文一格，用与原文大小一样的字，依序排列注文。此刻本对于校勘《孙子》有重要的价值(唯《行军篇》有若干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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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
现代钱穆著。讲述中国两千多年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八章专言经子，内容包括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等，扼要叙述上自春秋孔子，下至晚明心学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变迁轨迹。第九章专论清代考证学。将清代学术分成清初诸儒之学、乾嘉考据之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三个阶段，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在论吴学、皖学的治学风格时，称“吴学务反宋，而转陷尊古。皖学初本阐宋，后乃为诤宋。吴以革命始得承统，皖以承统始而达革命”。最后一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叙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科玄之争、戴季陶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等。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
御定道德经注
福临钦定。成克巩纂。上下两篇。有《四库全书》本行世。《道德经》乃春秋时老子即李耳(老聃)所著。为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名著，被历代所重视。自汉代人河上公为该书注释开其端，紧随其后注释者代不乏人，据《四库全书》馆臣统计，至清初已达80余家300余卷。注释方式不一，或为之解，或为之疏，或为之音，或为之章句，或为之谱，或为之传。各有侧重，各具特色。而注释者之身分不等，其中包括名臣如羊祜、苏辙;名儒如王弼、王肃;逸士如严遵、孔登、陶弘景、戴逵、皇甫谧; 道家如葛洪、杜光庭等，多有阐发。而以帝王之尊如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等对此书也各有注解，见仁见智，或浅或深，众说纷纭，各有不同。福临留心典籍，对此书及各家注释详加探讨，深有体会。他认为道德二字含义精深：“道者，先天地而为万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于身。故其德为玄德，而其言为圣言。”而老子是“道贯天人，德超品汇”之人。他所著此五千余言之书，是“明清净无为之旨”。该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本是一部“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的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有益之书，但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的奥妙道理，却世所“鲜能知之也”。因而为之注释者甚众，或认为是修炼之书，或认为是权谋之书，都是“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虽然唐玄宗、明太祖之注有所见地，但也未能将该书道理全部阐释清楚。他认为 “圣言玄远，末学多歧”，如果不解释清楚，以讹传讹问题便会愈加严重。所以他要博参众说，删繁就简，所谓“理取其简而明，辞取其约而达”。抓住本书之精髓，注意在“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方面深加体会。做简明扼要之注释。于是命令饱学之士、秘书院大学士成克巩进行编纂。福临亲自写序言冠于卷首，刊行问世。该道德经注是集各家之长的简明注释本。简洁明确，要言不烦。
风涛
历史小说，郑振铎著，世界书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署名“郭源新”，是郑振铎的笔名。写明代后期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的政治斗争。小说歌颂了爱国者舍生忘死与权奸斗争的精神，其现实讽喻性是很明显的（陈福康语）。
宝顺轮船始末
“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在她服役的30年中，出海巡洋，剿灭盗匪，保四方海运安定，抵抗外来侵略等，立下了卓越功勋。史书曾对她有过这样的记载，“中国之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在宁波三江口的庆安会馆，树立着一块由清人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它既不是用来运输，也不是用来打仗，这第一艘船主要是买来打海盗的。”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宁波北号商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海路为朝廷运送漕粮。而漕粮海运的最大危险则是海盗的劫掠。在此背景下，宁波北号商人最终耗资七万银元购买下“宝顺”轮。“宝顺轮在护运中大展神威，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共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0多艘。”
华严还源观科
华严还源观科，一卷，宋淨源刊正。
寂调音所问经
一卷，刘宋法海译。清净毗尼方广经之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