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类要
作者：赵升
五卷，南宋赵升撰。据此书自序称，自幼入京都观朝仪、刑政、名理诸事，吏牍之文，及闻缙绅间互相称谓等沿习之语，皆蒙然无所知识，遂搜求诸书，但不是记载简略，就是失于记载，只好求教于诸师友及老先生，日积月累，遂记录下来，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整理成书。所记多为宋代朝野故事，以类相从。共分班朝、典礼、故事、称谓、举业、医卜、入仕、差除、升转、爵禄、职任、法令、文学、政事、杂制、帅幕、降免、退闲、忧难、馀纪二十类。《四库全书总目》只记载十四类，缺少差除、升转、爵禄、文书、杂制、退闲六类。各类之下分别记录，共三百二十九事。每事又各标小目，而一一详诠其说。全书于宋代案牍文辞及官场习语逐一解释。但对宫禁内职不作记录。对后人研究宋代朝野礼仪、典章制度等，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
赵升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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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警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 一卷。明王文禄撰。 《千顷堂书目》编入子部小说类， 今存有《百陵学山》本、《续说郛》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有撰者自题曰： “予生也朴窒，见事每迟。阅书史中应变神速转败为功者，录以开予心。”可知书中所记，大多为古人善处事变、临危不惧、化险为夷之事，即所谓“机警”者。例如司马光砸缸救童，王羲之幼时闻王敦、钱凤谋叛逆，因装吐吁熟睡而得全命等，大抵录自他书，撰者在后稍加评论。然而，由于撰者不记录引书名，因此有些篇则，现已不易知其所出。如：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子一样三百只，糊清江纸，朱涂之即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此书录得这类故事近二十则，成书于嘉靖丙午(一五四六)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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