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剑记
作者：李承勋
李承勋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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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全史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名》是部全面叙论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部学术名著，曾一九一四年出版，对学术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从它问世至今，一直受到学界重视，被学者惠家作为权威性的引徵之据，在学界长期享有它应得的学术地位，梁启超将其列为嘹解清史的书，梁漱溟、萧公权等也都程引及之。作者有深厚的学养，以时间为经，以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为纬，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所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尤其是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更为他书所罕见；所述文字，精细、形象、生动、绝无拖泥之书。
马丁·伊登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的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小说展现了一个信奉尼采“超人”哲学的个人主义者奋斗的一生。水手马丁偶然结识资产阶级女子罗丝,崇仰她所属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他脱离海上生涯,把“捷足先登,强者必胜”当作座右铭,刻苦攻读,发奋写作。可是屡次退稿不仅使他生活无着,而且招来各种非难和打击;更因为他对社会的激烈批评和坚执己见的态度引起包括罗丝父母在内的体面人士的不满。罗丝囿于阶级偏见,屈从家庭压力,和他一刀两断。他的一篇论文偶尔发表后,引起一场国际规模的争论,使他成为新闻人物。从此,他以前所有的文稿全成了出版界的抢手货,他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名流。从前蔑视、打击过他的人们一改故态,全来巴结讨好他,甚至罗丝也热望重叙旧情。他一方面看透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堕落,拒绝罗丝;另一方面又觉察和低层人们的精神隔膜,不愿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被幻灭感包围的马丁最终只能用自杀求得解脱。
安阳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清波杂志[四库本]
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宋周煇撰。十二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续古逸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常见本有《笔记小说大观》本。因为作者当时寓居杭州的清波门，故名其书为《清波杂志》。作者自序中说， 这些“杂志”是晚年回忆年青时的见闻的产物： “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故所记多为北宋末、南宋初的事。内容很杂，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艺术、 建筑、 衣饰、名胜、民风等多种方面，而以政治人物的言行所占比重最大。书中所记苏轼材料既多，评价也高，对王安石则颇多微词，可见作者的政治倾问。与作者同时代的张贵谟序中称赞此书“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章斯才的跋则说：此书“议论所到，有前辈不曾言”，当为“不朽”。可能指的是他对项羽、唐太宗的批评(卷四)等事。
御纂朱子全书
理学著作。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赐履等奉敕编。六十六卷。分《为学》、《四书》、《六经》、《性命》、《道德》、《天地》、《阴阳》、《鬼神》等十九门。宋代理学,以程朱之学为正统;宋儒文集、语录,惟朱熹卷帙最繁。其中未定之说,先后互异;门人记述,彼此不同,学者各据一端,众说纷纭。康熙皇帝尊崇朱熹之学,乃诏李光地等集各书中有关朱熹的字句,摘取精要,删削繁文,以类排比,汇为全书,以便学者。该书系统地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认为“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强调“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爱,情是性之用”。编纂者认为,此书为学者“入圣之阶梯”,“穷经之指要”(《御纂朱子全书·上表》)。是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有《古香斋袖珍十种》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学蔀通辨
十二卷。明陈建撰。其学以朱学为宗，反对王守仁的心学。主要着作有《皇明后信录》、《经世宏词》、《陈氏文献录》、《西涯乐府通考》等。当时王守仁心学盛行。他“忧学脉日紊”，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信札，逐年编辑，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修改，稿本修改六七次。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成书，题名《学蔀通辨》。全书分为《前编》、《后编》、《续编》和《终编》，每编又自分上中下。他在此书的《总序》中认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阳儒阴释之风很盛，到王守仁师徒更是推波助澜，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异晚同”说，致使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学术“蔀障”。故他愤然究心通辨，要专明一实，以扶三蔀。此书的《前编》辨驳朱、陆“早异晚同”说，以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他认为，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陆九渊是未会而同，故朱、陆之学早年并非异而是同。朱子中年时方认识陆九渊，其学说多去短集长，疑信参半。朱、陆晚年相互指斥，“冰炭之甚”，陆九渊卒后朱熹“排之尤明”。《后编》批评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他站在朱学的立场，批评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指出陆九渊的“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佛教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他还认为，明初的陈献章发扬了陆九渊的“宇宙之旨”，把佛禅的“作弄精神”推向极端。《续编》论佛学近似惑人之实。《终编》讲圣贤正学不可妄议。在王学盛行时，陈建撰此书对它进行批评，其思想颇有影响。有《西京清麓丛书读编》本，《聚德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