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汤品
作者：苏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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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常侍集
诗文集。西晋夏侯湛(243—291)撰。一卷。湛字孝若, 谯国 (今安徽亳县)人。文学家,才高貌美,与潘岳相友善,时称“连璧”。泰始中,举为贤良, 历太子舍人、 尚书郎等职,惠帝司马衷即位,至散骑常侍。善为小赋,多写草花鸟兽、四时景色。原有集已佚,今本系明人张溥辑成。收有《观飞鸟赋》、《芙蓉赋》、《雷赋》等二十多篇,诗七首。其中以《周诗》著称。另有《昆弟诰》一篇,摹仿《尚书·周诰》文体。被视为古文与骈文斗争之先导。《东方朔画赞》中“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之名句,苏轼引以描述李白性格,广为传诵。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雍录
陕西地方志。南宋程大昌撰。 十卷。大昌字泰之,安徽休宁人。绍兴进士,累官吏部尚书,转知泉州,著有《禹贡论》、 《诗论》、《考古篇》等书。程氏以《三辅黄图》、 《唐六典》、 《长安志》、 《长安图记》及绍兴间秘书省诸图互相印证,于绍兴年间(1131—1161)成书。因关中为《禹贡》雍州地,故名。其时陕西已被金兵所占,兼含不忘故土,恢复中原之意。约十万字。杂记关中周、秦、汉、隋、唐、五代之城苑宫殿,山水、郡县、庙陵、苑囿、事物、寺观等类,以及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和职官、军制的变迁。附有地图,并作说明,颇足参考。
词曲概论
古代文学研究著述。龙榆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该书是作者生前在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原为油印本,正式出版时,经富寿荪整理校勘,对篇章的划分和某些文字作了必要的改动。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渊源》,包括《词曲的特性和两者的差别》、《唐代民间词和诗人的尝试写作》、《令词在五代北宋间的发展》、《论唐宋大曲和转踏》、《慢曲盛行和柳永在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宋词的两股潮流》、《论诸宫调》、《论元人散曲》、《论元杂剧》、《论明清传奇》等10章,主要探讨词曲的起源,论述词曲的发展和演变,介绍唐宋词、元曲、明清传奇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并评价这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下编《论法式》,包括《论平仄四声在词曲结构上的安排和作用》、《阴阳上去在北曲南曲中的搭配》、《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韵位的平仄转换与表情的关系》、《宋词长调的结构和声韵安排》、《论适用入声韵和上去声韵的长调》等6篇,着重探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作者根据同声相应、异音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以丰富翔实的例证,阐述了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书中对许多问题的阐发,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对于研究词曲史、声律学和词曲写作技巧均具有参考价值。
西京杂记
历史小说集。西汉刘歆撰。经后人考证，作者实为晋葛洪。原2卷，后分为6卷。东汉人称西汉首都长安为“西京”。全书记发生于“西京”的西汉统治阶级与文士的遗闻佚事，夹杂一些怪诞传说。南粤王赵佗献南海岛屿所产珊瑚树于长安及有关古墓发掘的记述等，颇有资料价值。9月9日佩茱萸、饮菊花酒的习俗等被后人引为掌故。内容杂载西汉轶事传闻,摭采甚丰,可补史缺。举凡当时文人逸事、侈靡好尚、宫室苑囿、珍玩异物、舆服典章、风俗民情等均有记述。文笔简洁而有文采。对后世诗词、戏曲、小说等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抱经堂丛书》本。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一卷。元王国端 (生卒年不详)撰。王国端，婺源 (今属江西)人。其父王镜泽为当时名医，擅长针灸。王国端继承父业，亦以针灸闻名。曾托名扁鹊相传，专论针灸之法，参以家传经验，此书成于天历二年 (1329)。首为一百二十穴，玉龙歌八十五首。次为 “注解标幽赋”一篇;“天星十一穴歌诀”十二首; “人神、尻神、太乙、九宫歌诀”; “六十六穴治证”;“子午流注心要秘诀”;“日时配合六法图”;“盘石金直刺秘传”又附以 “针灸歌”及 “杂录切要”。后又有天历二年国端弟子周仲良序，称因重扁鹊之医道及神法而托名之。书中名目多涉鄙俚，文义浅近，不出方技家之习。而所涉医学，皆有授受。所论亦简明易懂，剖析深透，循览易明，《四库全书总目》评曰：“非精于斯事者亦不能言之切当若是也。”有 《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根据《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子部医家类》影印本。
史纠
六卷，明朱明镐撰。是书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抵牾，上起《三国志》，下迄《元史》，每史各为一编。作者通过对史书的考订，阐发了他的史学主张。①他认为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不能太简略。卷4中说：“纪略传详，史体固然;过加删削，毋乃太简!”②纪传体史书的立志要严格，主张删掉《魏书》中的《释老志》等。还认为，书志的断限要明了，有的明明是断代史的志，却写得漫无边际。③推崇表的作用，尤其是《辽史》的《闰考》、《朔考》。认为宋和辽历法不同，史家能够详列以上两表，使后人一目了然，正是修史之功。④对史书的论，作者认为，有独到见解的，可以作论，否则不必作论。⑤关于列传，作者对《宋史》的列传评价很多，他认为《宋史》有三善而有七失，其中的“七失”大多是针对它的列传而言的。有的列传所述名实不符，如陈靖的劝农之议，泥古不行，无益于民生，却把他列入吏传。有的入传混杂，该人道学传的列隐逸传，该入隐逸传的列入文苑传等。有的不必列传而强立，如有的人只有官衔可记，并无事迹可书，却强为之立传，徒有“词费之讥”。有的列传“历载其先世谱系，刺刺不休”，好像是写家史一样。⑥作者主张史书要善恶并书。他认为， “史官之笔，一出一入具有严科，不以小善盖巨慝，亦不以一眚掩大端。……君子有过，亦宜绳之，不敢以君子之名而或宽之;小人有善，亦宜录之，不可以小人之名而或距之。”《史纠》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