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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干集
诗文别集。一卷。魏刘桢撰。初刊于明崇祯年间。刘祯,字公干。生年不详,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曾任曹操丞相掾属。性卓傲倔强,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治罪,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染疫疾而亡。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原有集四卷,已佚。是集为明末人张溥所辑。《刘公干集》,一卷,存诗十五首、赋六篇、书二篇、碑一篇。诗歌以五言成就较高,内容多为赠答之作,但风格遒劲,以气盛见长。
困学纪闻
南宋王应麟撰。为作者读书杂记,凡二十卷。计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诗文评三卷、杂识一卷。共二千余条目。考订典籍,言必有据,多发人所未发,于宋人同类书中向称精审。关于河渠、漕运、田制等方面记载亦颇有史料价值。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颇有价值的工具书。全书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倾向陆九渊心学,认为仁义道德为人心所固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卷首有自叙云“幼承义方,晚遇艰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当成于入元后。其论学无门户之见,故所考切实可据,为时所重。
二月
中篇小说。柔石著。写于1929年11月。同年11月1日由上海春潮书局初版。小说以一九二六年前后中国社会一个普通小城镇——芙蓉镇为舞台，运用简洁优美的语言，深沉感人的独白，清新浓郁的文笔，真实地塑造了当时几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如愤世嫉俗，富有同情心而又缺乏斗争勇气找不到出路的肖涧秋;追求个性解放而得到的却是空虚、幻灭的陶岚;致力于教育救国，但对学校中教师的丑行听之任之的陶慕侃;将三民主义当作漂亮的空壳而终日挂在嘴边以充时髦的方谋等等。作品通过对几个各有主义、各有追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真实地从一个小的侧面展示了风云激荡时代的生活画面，揭露了黑暗冷酷的社会现实，如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提出了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的社会问题。对于作品的影响和意义，鲁迅曾在《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和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吧?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大盂鼎铭文
西周康王发布的一件禁酒的行政命令。所记载的内容是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的行政命令。它的大意说:“九月,王在宗周,向盂下达命令,康王说:文王得到上天授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镇压了恶人(纣王),而有天下四方的疆土,治理着他的人民。百官们对酒实行节制,举行禁蒸等祭祀不敢饮酒,上天保佑先王统治天下。殷朝的灭亡正是由于殷边侯甸(边远的诸侯,及殷正百辟(都城中的百官)都沉湎于酒色,殷王的军队被消灭了。因此我要你以文王纯正的德性作为自己遵循的典范,要以德为纲纪,朝夕纳谏,勤于王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同时对惩罚和诉讼的事,要迅速而谨慎,从早到晚都要佐助国王治理天下。”在这篇奴隶主贵族对自己臣下的行政训事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有关职官的行政职守,以及在司法审判中应遵循的事项,尤为重要的是对“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的禁酒指令,揭示了奴隶制中央与地方的官制的内在构造,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同属一体,是极为重要的一件行政法律文献。
邵氏闻见录
因作者是河南人,又称《河南邵氏闻见》，又因作者之子邵博撰有《邵氏闻见后录》,故此书又称《闻见前录》。史料笔记。南宋初邵伯温撰。全书二十卷。有《津逮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李剑雄、刘德权校点本。邵伯温在本书自序中说:“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伯温为北宋理学大师邵雍之子,早岁逢王安石变法,中年时经历元祐党争,晚遭靖康之祸,卒于绍兴四年(1134)。书成于绍兴二年,前十六卷记宋初以来故事,对王安石新法载之尤祥。然因作者激烈反对新法,因此亦妄加新法以许多罪名,并记载了不少莫须有的事。
春秋比事
二十卷。旧题宋沈棐(生卒不详)撰。又据嘉庆四年庐陵谭月卿《序》，则称为莆阳刘朔撰，并说他亲见刘氏家本，不知其依据何在。此书原名《春秋总论》，陈亮更以今名。前以周天王、齐桓、晋文二伯及鲁、晋、齐、宋、郑诸国类次，后以搜狩、郊、盟会、朝聘、侵伐、战、救、遂、夷狄等事迹相近者类比而为之说。如“齐桓公”条下列“会十五”、“诸侯十四国从齐终始”、“小白抑强楚、卫诸侯”、“小白侵伐并吞执大夫”、“救国城国”、“三伐戎”诸条论述分说。再如“会”条下先释“会”义，再详列“经书公会一国者十有八”、“经书称会公者三”等十一条，收集经文、分类排次，最后为“总论”。宋代经学受啖赵影响，主弃传就经，于经中直寻大义，此书即是迎合这一时尚而编纂的。故陈亮《序》称此书“即经类事，以见其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但此书之编纂的确有助于《春秋》一书之研究，如果摒弃其陈腐之议，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春秋》有用的工具书。此书于元至正年间初刻于金华，此本今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