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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轮船始末
“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在她服役的30年中，出海巡洋，剿灭盗匪，保四方海运安定，抵抗外来侵略等，立下了卓越功勋。史书曾对她有过这样的记载，“中国之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在宁波三江口的庆安会馆，树立着一块由清人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它既不是用来运输，也不是用来打仗，这第一艘船主要是买来打海盗的。”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宁波北号商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海路为朝廷运送漕粮。而漕粮海运的最大危险则是海盗的劫掠。在此背景下，宁波北号商人最终耗资七万银元购买下“宝顺”轮。“宝顺轮在护运中大展神威，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共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0多艘。”
清史论丛
张荫麟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 富于现代批判精神。其学术作品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张荫麟自承“尝有志于近世史”，投身清史研究甚早，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曾为研究生开设“清史专题研究”等课程，研究亦颇有成绩。本书主要收入张荫麟的清史研究论著，是张氏清史论文的首次汇总出版，既包括其正式的论文，也有论学函札与史料整理，以期展现其清史研究的全貌，呈现张荫麟丰富的学术世界。另附张尔田和温廷敬的商榷之文，以供参考。
![资治通鉴考异[标点本]](/d/file/books/d91dd29f7e82193a2efb70be01c11940.jpg)
资治通鉴考异[标点本]
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时,使用了大量的古籍材料,一件事情往往有三四种不同的记载,传闻不实或记载不同的材料很多,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颇费斟酌。所以,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对同一件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辨异,将经过考异辨误的可信的材料,用于《资治通鉴》一书中。随着《资治通鉴》的编成,对其所用材料的考异辨误也积蓄其多,于是,司马光将这些考异辨正按照《资治通鉴》一书的体例和内容顺序编成《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和《资治通鉴》一书一起奏进皇上。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成书,互为参照,对《资治通鉴》中某些重要史事,参考同异,辨证谬误,申明《通鉴》用此舍彼之故。考异所用材料甚丰,包括实录、正史、杂史、小说等,考订也非常精密,开史家前所未有之先例。后来有不少治史学者沿用此书方法,考订史事得失。全书共三十卷。前八卷考证周、汉至南北朝诸史事,自九卷至二十七卷,共十九卷,都是唐代史事的考订内容。其余三卷皆考后梁、后周、后汉史事。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刊行,但别为一书,互为参照读用。元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时,开始把此书内容散到《资治通鉴》各有关内容之下,纠正了《资治通鉴》中的某些事实错误,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史实。
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宋代，奏议，辛弃疾撰。宋室南渡之后，江南并不太平，因赋敛繁重，百姓苦不堪言，不时揭竿而起。从南宋初年到绍兴五年(1127—1135年），仅长江以南就爆发起义数十次。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更是长期动荡不安，自乾道(1165年)以来，民变蜂起，屡不能禁。湖南大地荒凉萧条，民生凋敝。如何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何使湖南境内各族入民安定和睦，是当务之急。1179年三月，辛弃疾从湖北平调湖南，等待他的正是如此棘手的局面。下车伊始辛弃疾就开展调查，结果触目惊心；贪吏阳奉阴违，横征暴敛，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变一触即发。辛弃疾忧愤难平，于是上书直言，痛陈时弊，深究致盗之由，并给出了止盗之法，所奏即这篇《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新倩籍
《新倩籍》记述其友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个性、嗜好，富有文学色彩。
金刚经会解了义
金刚经会解了义，一卷，清徐昌治纂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