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真戒律

作者:王常月
初真戒律

清道士王常月撰。一卷。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常月于白云观立坛所传。内有三皈依戒,积功为根五戒、初真十戒、入戒要规、持戒威仪等。于受戒次第,行持礼忏,言笑坐卧,衣食住行等皆有规定,违则受罚。此外尚有持受诸咒品,衣巾冠履图,奉师科戒三十九条,戒衣四十六条等。另有女真九戒及常月付嘱偈。受初真戒者得称妙行师。收入《道藏辑要》张集七。

王常月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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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神的统治

本书作者借用古罗马第四任皇帝提贝里乌斯·克劳迪乌斯的口吻,叙述了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在罗马暴君卡里古拉被杀以后,人们立刻拥立了克劳迪乌斯成为皇帝。这位皇帝从小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说话口吃结巴,一直被人当做傻瓜,受人嘲笑,但却因此逃脱了暴君的猜忌以及宫廷的政治斗争,使得他在年纪颇大的情况下成为统治者。历史上的克劳迪乌斯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是极其勤奋的一位,他写了二十卷的埃特鲁里亚史,八卷迦太基史,全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外加一本自传,一部关于罗马字母表的专著。 这一部用历史学家口气写就的小说充满了我们熟知的罗马历史故事,也充满了我们所不熟悉的宫廷轶事和权力斗争。这一切都记载了罗马帝国诞生初期的罪行与蠢事,当然还有它的辉煌。克劳迪乌斯可能相比其他的罗马皇帝显得个性平平,但他统治期间彻底整顿和收拾了被暴君卡里古拉搅得一团糟的国家状况,并且,他美丽的小妻子梅萨丽娜和继任的妻子小阿格里皮娜也在历史上留有大名。

水经注译注

北魏郦道元撰。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人(今属河北),官至御史中尉、关右大使。因感于《水经》(旧说汉人桑钦撰)“虽粗缀津绪,又关旁通”,故为此注,约成书于延昌四年(515)至孝昌三年(527)间。四十卷。郦氏博览群书,访渎搜渠,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征引四百三十六种图书、三百五十种左右金石碑刻,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注释。水道由一百三十七条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纠正原著错误三十余处。在地理、历史、科技、文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研究传注、方言、外来语也有重要价值。然亦有讹误,如沿袭原著的“黄河重源”说,南方诸水记载多纰缪,引用资料有怪诞之说。宋代以后渐形成研究《水经注》的“郦学”,清代为鼎盛期,约可分为考据、词章、地理三个学派。在传抄过程中讹脱甚多。明人朱谋㙔《水经注笺》、清人赵一清《水经注释》、清人戴震校定的武英殿本《水经注》、王国维《水经注校》都是著名的精校版本。光绪十八年刊行的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以殿本为底本,汇集了明清各家校勘成果。

鹧言

自古蛮夷,鲜不为中国之患。中国所以御之者无所不备,而卒无全胜之策。惟虞舜之于有苗、汉文帝之于南越、我圣祖仁皇帝之于俄罗斯,不战屈人,为万世绥远之经。外此,则和战虽殊,皆因气之盛衰相为胜负而已。是非蛮夷之独难制也,盖一气生人,本无畛域,迭盛迭衰,皆听其人之自为而天地之气随之转旋旷览前史未有中国全盛而为蛮夷所制者亦未有蛮夷崛起而其国人才政令了无可观者刘渊石勒阿保机阿古达其雄桀坚忍皆超越羣伦怀愍之懦重贵之妄徽宗之昏氵㸒纵无强敌其国岂能久存是故御蛮夷者不必求之蛮夷而当求之中国也。

雍邸集

《雍邸集》为清世宗雍正皇帝继位前之诗集。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七》。

回文类聚

诗总集。四卷,补遗一卷。宋桑世昌辑。世昌字泽卿,号莫庵,高邮(今属江苏)人,陆游甥。《渭南文集》卷三三《陆孺人墓志铭》赞世昌“从诸公问学,不以贫夺其志”。世昌有诗集,《龙川文集》卷十四有序,已佚。有《兰亭考》,今传。回文始于晋时前秦窦滔妻苏蕙的《回文璇玑图》,“反复皆可成章”(桑世昌《序》)。本书卷一即专论《璇玑图》,列举各种读法,末附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题《璇玑图》诗。卷二列举各种回文图十六图,并述其读法。卷三收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回文诗五十三首,卷四收回文词五十五首,作者苏轼等。由图和文字的结合而只用文字,由诗而词,“咏歌渐盛,工巧日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乃诗之一体,本书自源流发展立卷,编次有序,可资研究。本书所收宋人的回文诗词,不少仅见于此书,可备辑佚。本书搜采颇富,惟不书所出,是其所短。《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著录本书,为三卷,且云以太宗至道“御制冠于篇首”。今太宗之回文偈见《全宋诗》卷三八。本书问世后,明张之象为补。清康熙戊子(1708),朱存孝《补遗》一卷,漏收颇多。本书有明万历、清康熙刊本。《四库全书》本删去《补遗》中美人八咏。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