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丹问答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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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传
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代表剧作之一。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46岁的数学教授伽利略用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空上的许多现象,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正确的。为了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伽利略来到了佛罗伦萨,当了佛罗伦萨大公爵的宫廷数学家。然而在佛罗伦萨,伽利略的重大发现却受到宫廷学者们的怀疑和嘲讽。伽利略只得带着他的成果到了罗马。1616年他的成果终于得到罗马教廷首席天文学家克拉维奥的承认。但是教廷害怕伽利略的发现传播开去会动摇封建宗教的统治,于是宣布哥白尼学说为天主教禁书,并不准伽利略继续研究。伽利略被迫沉默了8年。其间他先是和弟子们进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新教皇终于登基了。新教皇是伽利略的朋友,同时也是位科学家,这使伽利略受到鼓舞,重新开始研究天文学。随后10年,伽利略的学说在人民中广为传播,不断深入人心,这使教廷感到了威胁。1633年宗教裁判所在罗马审讯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严刑的威逼之下,伽利略受不了肉体的痛苦,终于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但他仍被判处终身监禁,被软禁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一座房子里,只有他的女儿陪伴着他。若干年后,他的弟子安德列亚要到荷兰去从事科学研究,特意前来拜访昔日的老师,向他道别。伽利略在学生面前对自己过去的软弱表现进行了批判,并把自己偷偷写下的科学名著《对话录》交给了安德列亚。安德列亚带着老师的成果离开了空气窒息的意大利。布莱希特打破传统的“三一律”的戏剧形式,以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的事迹为基础,采用史诗剧的结构形式,塑造了伽利略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当代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人类和文明进步面前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嵩山集
宋代诗文别集。54卷。晁公遡撰。本集原刊行于乾道四年(1168),皆为作者守眉州之前的作品。据师璿序称:“尝窥公所谓《抱经堂稿》者,以甲乙分第,汗牛马而充栋宇,傅甫之所得殆管中之豹。”因而此集当非作者全集。其书卷1为赋5篇,卷2至卷14为古今体诗452首;以下诸卷为表、笺、状、青词、启、乐语、文、柬、札子、书、序、记、杂著、传、墓志等各体文章,其中启10卷、柬5卷、札子11卷。卷首载师璿序。序称其文章“雄深雅健,钜丽俊杰”。《四库全书总目》亦称:“王士祯尝评其诗,谓在无咎、叔用之下。盖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因由一时风气使然,而挥洒自如,亦尚能不受羁束。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崟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均藏有本集的清抄本。
品茶要录
宋代茶书,《品茶要录》一卷，宋黄儒撰。儒字道辅，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道父者误也。建安人。熙宁六年进士。此书不载於《宋史·艺文志》，明新安程百二始刊行之。有苏轼书后一篇，称儒博学能文，不幸早亡，云其文见阁本《东坡外集》。上元焦竑因录附其后。然《东坡外集》实伪本（说详集部本条下），则此文亦在疑信间也。书中皆论建茶，分为十篇。一采造过时，二白合盗叶，三入杂，四蒸不熟，五过熟，六焦釜，七压叶，八清膏，九伤焙，十辩壑源沙溪。前后各为总论一篇，大旨以茶之采制烹试，各有其法，低昂得失，所辨甚微。园民射利售欺，易以淆混，故特详著其病以示人。与他家《茶录》惟论地产品目及烹试器具者，用意稍别。惟东溪《试茶录》内有茶病一条，所称鸟蒂白合蒸芽必熟诸语，亦仅略陈端绪，不及此书之详明。录存其说，亦可以互资考证也。苏轼跋称其:“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予悲其不幸早亡,独此书传于世。”
金莲记
明代传奇剧本。陈汝元撰。《曲品》著录。全剧36出。全剧36出。写苏轼与王安石、章惇政见不合，被外调杭州为刺史。轼流连山水，纳朝云为妾。御史舒亶，趋炎附势，受章惇指使，劾奏轼以诗怨谤朝延，下狱勘问。弟苏辙叩阙陈情，救兄出狱，改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朝云表姐琴操，出家为尼，云游至京师妙觉寺，恰逢章惇来庙进香，便有意嘲弄。章极为恼怒，再贬斥苏轼到荒远偏僻的儋州，并假刻朝报，传言已死。后秦观上书鸣冤，苏轼赦归，合家团聚。剧中还插入苏轼、朝云系五戒禅师和红莲转世，佛印、琴操度脱2人皈依佛门。因苏轼中状元，宋帝撤御前金莲烛，送其归院，故名。全剧关目冗繁，曲白骈俪，纯系案头之作。今存明万历间陈氏函三馆原刊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后者影印。
蠲戏斋诗话
《蠲戏斋诗话 》是马一浮先生的论诗语录。论及我国诗歌的本质、创作、鉴赏批评诸方面，虽皆零星道来，确有精辟见解。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马一浮集》第三册为诗集，录诗约三千四百首。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