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丹问答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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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原集
十二卷。《札记》一卷。《年谱》一卷。清戴震撰。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思想家、学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曾师事婺源江永。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奉诏任 《四库全书》纂修官。第二年,特命与会试被录取者一起廷对,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五年,劳累而逝。戴震通晓天文、历算、史地、训诂、音韵、考据,为一代大师。其人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孟子字义疏证》是平生得意之作,思想精髓尽粹于此。另著有《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人将其平生著作悉编入《戴氏遗书》中。此文集所收戴震考据文章涉及《诗经》、《尚书》、《周易》、《尔雅》诸论,及天文、地理、术学诸学科,包括其散篇论著、论学书信、及序跋等。戴震文集原有《戴氏遗书》十卷,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其弟子段玉裁重排刊印,改名为《戴东原集》,增为十二卷,即所谓“经韵楼”本。此集卷首有段玉裁序,并附段玉裁著《戴东原先生年谱》、《复校札记》。此书有宣统二年(1910) 刻本,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据宣统原版重印。1980年,中华书局以 《经韵楼本》为底本,整理出版 《戴震文集》。
丹铅余录
十七卷，又《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明杨慎撰。旧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都冠以“丹铅”二字，因“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杨慎被流放，名在罪人之列，故以“丹铅”二字寄意。凡《余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杨慎又自为删削，为《摘录》十三卷。首刻于嘉靖二十六年。后其弟子梁佐又删同校异，分类合辑，定为二十八卷，名为《总录》。其书考证材料丰富，不乏新见，但因涉及范围太广，难免芜杂之病，且杨慎务奇好胜，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刻印流布，甚至伪撰古书，以助论证，态度不够严谨，难免疏误。明人王世贞评其“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略于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非常中肯。时人陈耀文作《正杨》一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专设《丹铅新录》和《艺林伐山》两部分，专门攻驳杨慎之误。《丹铅余录》有《四库全书》本，《丹铅续录》有《宝颜堂秘笈》本，《丹铅杂录》有《函海》本，《丹铅总录》有明万历、嘉靖刊本等。
印章要论
印学论著。明朱简撰。凡四十四则。其中部分并见于作者所著《印经》中,为作者摘录前人有关印学的札记,并申述其美学思想。认为“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于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亦词曲之于诗,似诗而非诗”。要求“习印当如钟元常习书,张南本画火,须出人头地”,注重印的审美风格和特征,又强调艺术家的审美个性特点。有《篆学琐著》本,又收入《篆学丛书》,《历代印学论文选》摘录其二十四则。
预备立宪
短篇小说。偈(吴趼人)著。载《月月小说》第二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出版。 小说模仿当时译本口吻写成,采用第一人称,写“我”在“预备立宪”宣布以来“数月之历史”。当“我”在报上看到这消息时,又兴奋又痛苦,因不知“预备”当是如何,苦思数月而无所解,最后在一家烟馆里听了一个烟鬼的一席话,才明白了立宪是怎样“预备”的。原来那烟鬼为了要有资格选议员,必须有些产业与声望,于是异想天开,买了种种彩票,寄希望于中彩发财,结果一次次地落空。而他为什么要选议员呢?那是因为“一旦得为议员,乡里之人,谁敢不仰我鼻息者”。倘此举不成,则“吾姨夫之亲家,有一干儿子,其干儿子之外舅,实为一方之富翁”,他获得选举权后,将“举此人为议员”,以便“借其势力以自雄”。若此两举都不成,“吾惟有投身均贫富党,扩张社会主义而已。” 这是一个典型的无赖,“预备立宪”就是为这种人提供市场的,由此也可见“预备立宪”的本质。然则国家的前途在哪里?命运将如何?真正的有识者能不忧虑么?所以吴趼人最后在“著者识”里写道:“此虽诙诡之设词,吾言之欲哭矣!”
诗词例话全编
周振甫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周振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分为欣赏与阅读编、写作编、修辞编、风格编以及文艺论等五个部分，结合古代诗词评论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立意、风格、修辞手法等作了系统的归纳与论述。下册是周振甫先生的遗著，是对上册的充实，从未结集出版过。该书，旁征博引，评述精当，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是学习鉴赏古代诗词的重要参考读物。
读书札记
八卷。明徐问撰。徐问字用中,号养斋,武进(今属江苏)人。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历任广平推官、刑部主事、南京户部尚书等职。学者称养斋先生,其学以朱熹之学为宗。著有《山堂萃稿》等书。此书为作者巡抚贵州时,与从学者随时问答札记而成,所论天文、历象、山川、性理、六经、四子书等,皆守先儒的成说。其论学则一本程朱之学,而力黜王守仁之学。如古本《大学》、“亲民格物”、“知行合一”各说,皆逐条辨正。徐问曾与罗钦顺书,谓王守仁之学本于陆九渊,至今眩惑人听。此书第五卷大都托之 “或谓”、“近学”、“世学”即指王学者。如 “或谓知行只是 一个功夫,不可分作两段事,与《易》‘知至至之’,《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孔子 ‘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其论皆是与王学商榷的文字,是因当时王学盛行,门人众多,故不便直加指斥而已,但所论多能切中王学症结,此书所言笃实切近,无讲学家的积习,故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有明嘉靖十三年(1531) 刊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