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道类事相
作者：王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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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甲申杂记
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北宋王巩撰。此书写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名°凡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本书记北宋的遗闻异事，上起仁宗时，下讫徽宗崇宁间，凡四十二条，皆随笔记载，不以时代为先后。所记一部分为作者及其父王素身历之事，其余则多得之于传闻。有些未尽符合史实，如李定称誉苏轼事，南宋人费袞著《梁溪漫志》即驳其失实。书中间有一些神怪之说，如京师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天帝锡杨久中一家名号、刘永达讯巫祈雨等， 《四库全书》因据以收入小说冢类。
道德真经直解
四卷。南宋邵若愚(生卒年不详)撰。邵若愚,号本来子,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撰有《道德真经直解》。此书约撰成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前人研究《道德经》者,或分《老子》为上下二篇八十一章,或为四卷八十一章。邵若愚不赞成道德分体,认为道德混说无上篇下篇;并说将《老子》分八十一章,是不审正文前后本义;又斥创立篇名是狭居其事,言理不当,因此主张废上篇下篇、章数、篇名,所以他作《道德真经直解》不分篇章。该书卷前有《道德真经直解叙事》、《叙事道德阶梯科》及《道德阶梯图》,卷末有陈元卿《纪末》。此书注释经文大旨,注中有注,阐发明了,触类引申,以儒释家言解道。后世学者对此书评论不一。有学者认为其书以儒释之学明道家之理,有违直解之意,未免牵强附会。但又有学者认为此书阐述道有浅深德分内外的观点新颖深刻,倡三教合流自有见地。只是评述前人之事,语言偏激,未免失当。现存明 《道藏》本、明 《道藏举要》本。
辛丙秘苑
《辛丙秘苑》，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小报之王”所发掘出来的独家新闻，由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写，于1919年成书，有10万字。袁克文的《辛丙秘苑》分22期连载于1920年的上海《晶报》三日刊上，专门记载从1911年至1915年这一时期内北京政坛上的人事秘闻。除去《启》和《序》之外，共有篇目30篇，记述的内容包括重大事件的内幕、袁世凯集团一些重要人物的秘闻及对他们的评述、袁家内部的一些事件等，在内容上十分丰富。由于作者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写作时较多地掺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使得本书的内容除了具有材料上的第一手性之外，同时还被打上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从而使得本书面貌显得愈发的复杂与多样。而本书原本欲写二三十万字，但由于作者与《晶报》主编张丹翁因交换古玩闹翻以致中断连载，最终仅仅完成数万字，故此书又可被称为一部腰斩之作。
石田法薰禅师语录
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四卷，宋法薰说，了觉、师坦等编，程公许序，心月序，师范题记，附行状、祭文。南岳下第十九世，嗣破庵先。宋淳佑十年（1250）刊行。又名《石田和尚语录》。卷一：平江府高峰禅院语录，平江府枫桥普明禅寺语录，建康府蒋山太平兴国禅寺语录。卷二，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语录，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语录，诸因缘普说，拈古。卷三：小参、法语。卷四：赞佛祖、偈颂、小佛事、行状、祭文、跋。收入《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七套。
宗鉴法林
凡七十二卷。清代僧迦陵性音编。收于卍续藏第一一六册。广泛搜录历代诸师之古则、公案、拈颂，计二七二○条。其所列顺序为：世尊、诸经、应化圣贤、西天祖师、东土祖师、旁出诸祖、未详法嗣者、自大鉴下一世至青原及南岳下三十七世、嗣法未详之尊宿等。因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于塞北之法林寺会集编书，至五十三年夏，镌版完工于京师柏林院之宗鉴堂，故题名宗鉴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