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约言

作者:陈之遴
命理约言

《命理约言》是清代的命理典籍。四卷,陈素庵著。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作者对命理学做出了全面清理和标准化创建,是一次规范性的小结,此书为命学精读本和教科书。书中第一卷为法,第二卷为赋,第三卷为论,第四卷为杂论。民国年间,全书经过当时命理学家浙江嘉兴人韦千里的校刊删注,名为《精选命理约言》,于是就渐渐通行开来了。

陈之遴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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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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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798年复活节。既是费希特的耶拿哲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以知识学原则为基础,从“自我”概念演绎出伦理原则及其实用性,并详细研究了伦理原则的具体应用,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费希特将其“伦理学体系”视作区别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他认为,理论哲学要阐明一种“必然的思维体系”,即我们的种种表象符合于存在;而实践哲学则要阐明另一种“必然的思维体系”,即存在符合并产生于我们的种种表象,换言之即道德世界符合并产生于我们的伦理原则。根据其伦理学,意识对象首先是自由行动的自我所产生之物,自我单纯地通过概念规定自身,并设定和实现其自身目标。因此,费希特伦理学的具体任务,首先是从自我规定的绝对自我出发,演绎出伦理原则;然后从伦理原则出发,演绎出适用于所有自由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具体义务。该书采取了演绎方法,由此推演出伦理学的所有原则。其演绎的出发点即主观与客观同一的完整自我或自我规定的绝对自我,演绎的方向是从主观(概念)到客观(存在)。根据体系要求,费希特将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伦理原则的演绎”从绝对自我出发,演绎出理性存在者的伦理原则。第二编“伦理原则的实在性和实用性的演绎”力图说明:有理性存在者所组成的共同体是由伦理原则规定的,作为道德规律的伦理原则普遍必然地适用于该共同体。第三编“伦理原则的系统应用或狭义伦理学”论述伦理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应用。

巢氏病源补养宣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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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导引专著。清·廖平根据隋代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摘编而成。《诸病源候论》在所论的绝大部分证候之后,均附有相应的气功导引治疗方法,共计260余条,可说是隋以前医疗气功导引方法的一次总结。这些功法丰富多采,以姿势来说,有偃卧、侧卧、端坐、跪坐、踞坐、蹲坐、舒足坐等;以动作来说,有伸展手臂、屈伸足部、前屈后仰、旋转引伸等;以炼意来说,有内视丹田、存守五脏、存念引气等;以所治病证范围来说,包括了内、外、妇、伤等各科病证。廖平将上述散见的功法摘录汇编成书,收入其《六译馆丛书》之中。

滑稽谈

滑稽谈

《滑稽谈》(又名《我佛山人滑稽谈》),作者署名“我佛山人”。初载宣统二年(1910)《舆论时事报》。191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单行本,书前有云间颠公(雷)序文(1922年扫叶山房《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石印本,也借用此序)。凡一百五十四题一百七十二篇。1926年仲夏扫叶山房又以排印本刊行,除保留雷序文外,又增无聊子(陈益)《新序》一篇,并由陈益标点。本全集即据以上两种版本互校、标点,加以收录。

辽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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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清人周春(1729—1815)辑。一卷。春有《阅红楼梦随笔》已著录。此编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十八则,附录十三则,总七十一则。有沈德潜序及自序。周氏见历代均有诗话,独辽代阙如,乃广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人。辽代立国于东北,文献缺乏;辽诗历来资料零散,往往被诗论家所忽略。周春所撰《辽诗话》是研究辽诗的首创之作。据清人记载,史梦兰也著有《辽诗话》1卷,并曾刊行于世,但未见传本。周春以“辽人诗后世无传”,深感“其诗人有灵,苦心所诣,亦复不能尽泯”,因仿南宋人《全唐诗话》体例,辑《辽诗话》(《辽诗话》自序)。所采以正史为主,以地方志、笔记小说为辅,上自宫廷,下及谣谚,计数十则,汇为一卷。

杂记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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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近现代史料。由于作者交往的人员大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名流,所以,她能够给我们讲述她个人对这些重要学人的印象。如,书中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蔡元培、刘半农、蒋梦麟、金岳霖、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李方桂、徐志摩的描写,无论是肯定,还是臧否,都让人感到平实,毫无借别人之重来抬高自己,故这样的回忆读者读来放心,当然,作者自己写来也是自如。譬如,在回忆二十年代她与赵元任旅行到德国时,记录了当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风行与原来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之事,这原本是留学生们的一种生活,但作者在这里插入一句:在这些留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傅斯年埋头学习,不涉这类事,他们是(《红楼梦》)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

新学伪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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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卷。近人康有为(1858-1927)撰。康有为一生勤于着述,主要着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戊戌奏稿》《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此书大旨谓东汉以后所讲习之经,皆刘歆伪造。因刘歆作过王莽新朝大臣,故斥其学为“新学”。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序中言“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从经学角度看,此书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其考辨失之武断臆测、其论说失之偏激疏误者屡见。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的批评颇为中肯。然此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是一部辨伪专着,而在于它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古文经学乃儒家正统,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而此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无疑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为变法维新解放思想、扫除封建绊脚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理论着作之一。书成后,清朝御史安维峻曾奏请毁禁;封建官绅叶德辉称宁肯让魏忠贤配享孔庙,也不能让康有为扰乱时政,可见其对封建王朝的威胁震慑力量之大。有《蛰云雷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单行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