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
作者：佚名
太一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不署撰人。从内容文字看应出于北宋以后。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内称太一救苦天尊与诸神同坐，有妙行真人出班说血湖地狱苦状。谓此地狱中「一切血死之众遍体腥膻，形骸臭秽」；凡世间产死、血伤亡魂，皆堕入此狱，苦楚难禁，永无出期。尔时救苦天尊乃说「飞玄灵章」，颁行诸狱，普放光明，使血湖狱中罪魂皆脱离苦趣，得睹阳光。天尊又令众人归礼三清四御等一百三十九位神真，并劝诫众人忏悔前世今生诸多罪咎，信礼酆都二十一位灵官冥官。忏文以血湖地狱苦报，告诫世人勿杀婴、堕胎、溺女，值得注意。《正统道藏》洞真部另有《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与本书内容相似。
章节列表
升序↑猜你喜欢的书
洛阳伽蓝记
城镇志。魏杨衒之撰。五卷。衍之，史书无传。其事迹略见于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道宣称衒之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官抚军府司马，元魏末为秘书监。因见北魏皇族、官吏穷奢极欲，借修佛寺，大肆侵渔人民，乃撰此书予以揭露。约成于武定五年(547)，三万余字。分洛阳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区，共记永宁、建中、长秋、瑶光、景乐、胡统、景林、龙华、宗圣、庄严、宝光、白马等四十三寺，和宋云惠生使西域，以及京师建制与郭外诸寺状况。该书虽以记北魏洛阳佛寺为主，而实际侧重于当时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故对研究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修筑和历史古迹等均有重要价值。卷五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一节，与晋《法显传》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同为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作者熟悉当时掌故，长于著述，叙事简括，文笔隽秀，可与郦道元《水经注》相媲美。该书既是地理书，又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其刻本较多，明有《如隐堂》本，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清王谟辑校《汉魏丛书》本，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周祖谟校译本。
司牧宝鉴
一卷。清李容撰。康熙时，李目睹社会风俗颓敝，生民阽危，于二十八年(1689)录辑此书，作为“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宝鉴”(王心敬《序》)。初名《牧民须知》，友人改题为《牧民宝鉴》，后又改为《司牧宝鉴》，约在康熙四十年前后刊行。本书录有宋真德秀、明吕坤等人的谕属之文，其中，真德秀谕属有四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十害：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讯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等;吕坤等人谕属或所著有：知府之职、知州知县之职、先贤要言、牧政往迹、预免铺垫文、救急单方。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两代的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宋、明历史，特别是吏治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书前有曾任武功、周至知县的倪雍梧和李 门人王心敬的《序》及作者《自序》。有《逊敏堂丛书》本。李 的著作还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
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
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又名《北帝七元延生真经》，原不题撰人。内称：「吴赤鸟二年（239）葛仙翁受之于太上老君，至魏时叶先生传之于世」。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云笈七签》卷二十五亦录载全文。本篇言醮祭或存思北帝七元真人以解厄延年，飞升紫庭之法。「北帝七元」即北极七星之神，本篇内详载其隐讳、真形、神威，以及存思醮祭北帝七元之仪法。有各种神咒和「北帝七元真形图」
太上飞步南斗太微玉经
《太上飞步南斗太微玉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此经乃上清丹华紫灵真女传授赤君，内言步踏南斗六星之法。经中有南斗六星符，教人按日吞符，并丹书青素锦囊，佩带胸前，飞登行事，凶事悉解。又列举五星魂名及七星魄名，教人祝名存神步星。篇末有南斗六星名讳，以及步踏六星法式和祝语。
秘本通玄鬼灵经
通玄鬼灵经序原名入门断入坟断之书，向系抄本，世所罕见，大抵自宋人皆不可得为憾,曩余历涉山川路出铺中，案置一帙，偶为翻阅果属此书，心窃喜甚，乃形然询价，以重金购之而归，细加玩视，具理参断，效验非常，诚足为救世金针，堪舆妙街者矣，爰是悉心校对，付诸梨枣以公同好。
答万季埜诗问
清代诗论著作。1卷。吴乔著。全书为问答形式,共27则。其论诗重视“命意”,要求“其中有人”,反对拘泥声韵,执着死法;提倡“三百篇”的传统,尊唐、薄宋,力贬明诗;强调诗的特征,并以米“酿而为酒”与“炊而为饭”来比喻诗与文的差异。在回答具体问题中，体现出吴乔的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清初反拟古主义，始有钱谦益，其后冯班、吴乔等起而响应。吴乔论诗，主张诗要有寓意，他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而“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只是注重修辞形式，结果“千人一体”，终不能超过唐人。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这也可能与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诗歌主张有关，他曾选录李的无题诗，猜度其意旨，作《西昆发微》。吴乔认为拟古诗内容空虚，而强调寓意，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他指出“诗中须有人，……诗而有境、有情、则有人在其中”。“有人”与否、寓意的存无，决定诗句的“死”、“活”。诗句的死、活另外还与表现手法有关，在此方面，他最崇尚的是诗三百的“比兴”手法，“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他还比较了唐、宋、明各代诗歌，认为“唐人作诗， 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宋、 明诗的局限，就在于太实太露，无言外之意，而不象唐人那样“实话亦虚”。“比兴意在言外，不可以言求意”，这就是吴氏重视比兴的原因。答问中，吴氏还指出了诗文的区别，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两者都需有寓意，但是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同。在论诗歌的演变时，他坚持“变复”主张， 强调“复”的同时，要“变”，这也是对拟古派的反动，这种见解是合乎艺术发展史的运动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