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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简肃文集
十卷。明方良永(约1506前后在世)撰。方良永,字寿卿,福建莆田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生活在正德元年 (1506)前后。弘治三年 (1490)进士,历官浙江左布使政,其时,钱宁方得志,众公卿不敢出一言,方良永讼诛之。世宗时,官至右副都御史。谥号简肃。著有《方简肃文集》十卷。此集为沙南按察使郑茂所编。隆庆年间,方良永之孙山东布政使方攸续刊之。方良永为官颇有作为,故乞休后廷推屡及,他均以养亲为由推辞,如此奏疏俱收在本集中,进退颇为不苟。其文信笔挥洒,虽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钩棘。其论劾朱宁一疏,慷慨壮烈,犹有牵裾折槛之风。曾写信给王守仁,探讨定乱大计及生平言学,而信中之语皆隐刺王守仁,可见,其既使对所好者,仍是卓然不阿。该集有 《四库全书》 本。
粤闽巡视纪略
游记。清杜臻撰。六卷。臻字肇余，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顺治进士，历官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撰有《海防述略》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臻奉诏与内阁学士石柱往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巡视，办理划定疆理、 开辟田地、弛禁鱼盐业、酌定通商口岸、防务等事。十一月自北京启程，经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至广东，再由广东至福建，次年五月事毕。是书记其始末，约十万字。首为沿海总图，卷一至卷三粤略，卷四至卷五闽略，卷六附纪澎湖台湾诸岛。对广东、福建疆域、地理形势、州县建置沿革、山川、名胜古迹、海防、兵制等记叙甚详。因未至台湾，故仅据咨访所得录为一卷，置于书末。是研究清初东南沿海地理、海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四库全书》本，1979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孔氏岳雪楼影抄本。
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著。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初版,1984年增订八版。1987年沈阳文艺出版社出大陆版。全一册。此书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为姊妹篇。作者以中国训诂学、考据学与西方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比较间融的方法,审察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经籍、艺术文论与画史,讼冤辨伪,疏源扶正,诠述中国的艺术精神及艺术根源、艺术发生、艺术本质,以及以绘画为主的艺术发展史。展现了以中国哲学的心性论为基础的、有现代释义学特征的美学理论建构。旨在显发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的道德、艺术、科学三大支柱中实有的艺术支柱。指出中国文化至孔子始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也只有孔、庄两个典型。孔子所开出与奠定的是儒家系统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是仁乐(道德与艺术)合一的典型,此为万古标程。庄子所开出与奠定的道家系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是彻底的纯艺术精神。老庄的道落实于人生为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此至庄子始显著。庄学心斋与坐忘工夫所把握的虚静的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此艺术精神所成就的是“至乐天府”即艺术的人生与人格的彻底艺术化,其真实内容乃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此一思想系统开导出中国艺术发展的坦途,此后中国的艺术活动尤其是绘画的主流始终在庄学精神中发展,并认为庄子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成就乃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而吸收此一精神的大画家大文学家的作品也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故庄学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是中国艺术的主流。此书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分析透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平砂玉尺经
元代刘秉忠著。刘伯温注解，该书主要讲述了总述了风水原理和实践方法。《平砂玉尺经》一书以微妙、精细、不可思议的赋文总述了风水原理和实践方法；《逐吉赋》论述消峰及其断言；《天机赋》是论述纳水及其断言。“三赋”的关系是：《逐吉赋》是《造微赋》测量峰砂风水好坏的操作尺度，《天机赋》是《造微赋》测量朝堂水吉凶的操作风水尺度。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国师刘伯温对“三赋”进行论释。风水学中的峦头派、三合派褒奖《平砂玉尺经》一书“至精至深，尽泄地理玄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应遵循“验者为真，不验者为假”的原则来学习。
元史纪事本末
断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明陈邦瞻撰,共27卷,约10万字,其中《律令之定》一篇为臧懋循补撰。作者撰成《宋史纪事本末》之后,经徐申倡仪,又据《元史》和商辂等《通鉴纲目续编》,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撰成此书6卷,立27目。并有徐、陈二人之序及《凡例》。臧懋循补撰《律令之定》1篇。张溥有论正,并改目为卷,是为27卷。叙述简明扼要,对于元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特别是与明代有关联的问题(如科举、文武官级等),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还全文收入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这是我国水利史上一篇很重要的资料。
文史通义
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章学诚著。本书通行有《章氏遗书》本，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印。1956年12月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版，1961年9月第2次印刷。章学诚所著除本书外，还有《校雠通义》内篇3卷，《方志例略》2卷，《文集》8卷等。后人合刊为《章氏遗书》。全书8卷，分内外篇，各收文章61篇。共计25万字。史文并论，论文部分主要有《诗教》、《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篇。本书在文学上的理论主张主要有3方面：1.提倡文德说。其所谓文德，也就是指著作者和批评者的态度。认为作者的态度要“敬”，批评者的态度要“恕”，“凡为古文辞，必敬以恕。”所谓“敬”，又包含“修德”和“养气”两方面的功夫，其根本在于“修辞立诚”。“恕”是指品评文学作品时不要刻求古人，又不能无原则的宽容：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着想，不能以一个不变的模式去衡量一切古人。2.提倡文理说。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而有物的关键在于“中有所见”;“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之烺烺，如锦上绣女之矜套彩色已也。”也就是强调要有“阅历”。3.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文重于质，视具质如何生吾文焉。”由此出发，对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奴亦学其悲号”，是极为可笑的。对清代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则以《古文十弊》进行批判。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受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