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元阳上帝无始天尊说火车王灵官真经

作者:佚名
太上元阳上帝无始天尊说火车王灵官真经

太上元阳上帝无始天尊说火车王灵官真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时。一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经所说「火车王灵官」,乃道教所奉诸神之一,传说是南斗离星(火星)之神。据称此神能变火万里,掷千重火车,飞走乾坤。玉帝敕赐金鞭,封之为雷公。此神赤心忠良,铁面无私,不顺妖邪,方断魔鬼,剪除凶恶,「专治不忠不孝、违背君亲师友诸事」。故道教奉王灵官为保民护法,除邪斩魔之神。此经中有萨公(宋萨守坚)誓咒及王灵官宝诰数则,诵念咒语可召请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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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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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本一卷,又称《司马彪战略》,西晋司马彪撰。史志均无著录,但《三国志》裴松之注、《太平御览》多有所引。而司马彪的兵学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兵记》八卷,司马彪撰。一本二十卷。”两《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二卷”。一般认为《战略》应为《兵记》中的篇目,该书散失已久,有清人黄奭辑本。就现存内容看,大体以兵家人物的战例或言论分条项,评述其用兵思想和作战谋略。书名“战略”,或为节略战例之义。

茗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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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明屠本畯 撰。是书杂论茗事。第 一卷分溯源、得地、乘时、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汤八章进行论述。第二卷分点瀹、辨器、申忌、防滥、戒淆、相宜、衡鉴、元赏八章进行论述。每章大多数均引各种书中论茶之语,前引以赞,后系以评。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有明代喻政 《茶书全集》本、毛晋汲古阁刊 《山居小玩》本、《美术丛书》本。

校猎赋(羽猎赋)

校猎赋(羽猎赋)

汉赋。西汉扬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题作《校猎赋》,萧统《文选》题为《羽猎赋》,后人多从之,又略见于《艺文类聚》66卷。是汉赋中以描写畋猎为内容的代表作品之一。赋前有序文,申明作赋的缘由是因为汉成帝的校猎之举“太奢丽夸诩”,不合圣王礼制,故作此赋以表讽谏之意。赋的正文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即显现出赋颂的特点,把汉代皇帝与三皇五帝相比埒,为其歌功颂德。中间部分是主体,大事铺张夸饰,状写天子校猎时的壮观盛况群象飞动,画面壮阔,如写围猎之状说:“移围徙阵.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部伍:壁垒天施神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及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蹈飞豹,绢枭阳,追天宝,出一方,"其描绘校猎阵容的整肃,斗士的英武搏击的迅猛,以及飞禽走兽的狼狈不堪,都极其生动.形象鲜明,富于艺术感染力。赋的结尾部分写汉天子翻然悔悟,决心“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于是罢猎而去“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显然扬雄的《羽猎赋》,其结构体制和表现方法,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司马相如的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扬雄的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扬雄语)。《羽猎赋》可与《子虚赋》、《上林赋》比美,惟其所处时代已是西汉末路一味炫耀帝国声威显然有谀美之嫌。扬雄晚年也认识到这种“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的作品并不足取。

王度记

王度记

相传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著。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和《礼记·王制》相似,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现只存十几则佚文。收于《汉魏遗书钞》。

春秋左传译文

春秋左传译文

亦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左氏传 “三十卷” ,班固注作者曰“左丘明,鲁太史” 。两汉魏晋学者均无异辞,唐赵匡始疑《左传》非左丘明作。宋元以来疑难者相继而起,争论不休,迄今无定论。《左传》解经,以记载史事为主,用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说明、订正《春秋》,也有说明“书法”者。所记史实延及鲁悼公十四年,比 《春秋》多二十七年,由于《左传》不以空言论道,故有若干条“无经之传” ,或有经无传,从而不同于《公羊传》、《榖梁传》的体例,成为与《春秋》平行记载春秋时代鲁史的一部编年史,史料价值高于公羊、榖梁二传。叙史详密而周备,兼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社会各个方面,自然天象、医学、音乐等等亦有丰富记载,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行文简练、活泼流畅,特别长于叙事和描写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各个方面都有很高价值。此为左传原文译文。

九经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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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顾炎武撰。炎武因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于监本,极不便于经籍流传,乃考石经及各种旧刻经籍作成此书,以纠正经籍在流传中的错字讹脱。其原则是凡监本有笔误显然易见者不录,与石经异文而两通者不录。所摘监本、坊本误字,各经并不很多,只有《仪礼》错讹尤甚,靠此书得以校明,清代印行时得以补正,这是顾氏对经籍的一大贡献。但由于顾氏所依据的石经为裁剪本而非完本,造成了把监本本来对的地方反倒改错,而有些错的地方反倒置之不论,尚不及后人考证精密。不过,清代校经之学,实由顾炎武和张尔岐始,其创始之功不可没。现存有清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