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石斋随黄叶散
张荫桓的获罪，真正的原因，与翁同龢相同，都是希望光绪振作有为。但张的做法远较翁积极，亦远较翁激烈。张荫桓先是不满李鸿章，思借翁同龢的力量而有所作为，结果又失望了。于是想直接取得光绪的信任，而自宫中“变法”开始，他不但要助光绪摆脱慈禧的笼罩，甚至想摒绝内务府及太监的牵制。观乎两年以后，慈禧犹念前憾，电令正法于戍所，可知怨毒之深，是皆内侍近习平时媒蘖之所致。
先谈康有为。康想借张荫桓以见用，张荫桓亦想荐康有为于帝，确为事实。但张荫桓或曾面奏，说明他的处境，非正途出身而荐士，必见嫉于徐桐等人，且康有为是小同乡，更应避嫌。如果光绪向翁同龢索康某之书，足以塞朝士之口。翁同龢二十四年四月初七记：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日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此为实情。又初八日记：
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此更是情事如见。其时张荫桓处境甚危，而翁同龢与张已貌合神离，但张独对时必仍推重翁同龢，可能亦有如须变革，非翁同龢与其合力不可之意。因此，光绪曾强力撮合翁、张。如翁同龢四月二十四所记：
是日见起，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入署强张公，散时先传旨告奕劻，又赴张荫桓处商宫内进见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
“欲于宫内见外使”，即是张荫桓的主张，亦即是我所说的，张荫桓想在宫内“变法”。事实上宫内“变法”，已在德国亨利亲王觐见时，做过一次试验。《清史稿》宾礼记“外国公使觐见”，叙述亨利亲王觐帝之礼，过于简略，不明实情，兹据翁同龢闰三月二十五日所记，稍举其主要改革：
一、“上座，命亨利坐于右偏（有垫高凳）。”自乾隆英使觐见跪拜，至同治立而鞠躬，至此与帝殿上同坐。此徐桐辈以为“天威”凌夷至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二、皇帝阅兵，“德兵见上至三举枪，击铜鼓，带兵者拔刀禹步（按：踢正步行撇刀礼）”。
三、皇帝至南配殿慰劳答礼。
四、外臣觐见慈禧太后，但不坐，“此屡经辩论始定，庆邸之力”。
五、用“洋菜（张公厨，亦办席，一切家伙皆梁诚经理）”，“宴时用洋乐”。
最后一条，在内务府及太监看，张荫桓就非死不可了。按：宫中“尚食”，是绝大的一条财路，不独清朝，自明已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一条云：
穆宗御极不久，然仁俭性成，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枨饬等物，其值数千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内臣俱缩项退。
内侍执持人主，保护既得利益，奉两语为金科玉律：“有例不可灭，无例不可兴。”清宣宗性俭，屡思改革内务府靡费之习，不过稍加裁抑而已，成例终不能革。如升平署岁时令节传戏，宣宗欲革而不能，只得禁制新戏衣，道光末年，宫中演戏，台上只如一群乞儿行乐，但此例不革，则一遇好声色之主，升平署就又财源滚滚。如今宫中用“洋菜”，厨子、餐具皆自外而来，既废成规，又开新样，此例一兴，摇动了御膳房、光禄寺的根本，张荫桓焉得不死？
当然，内务府及太监在慈禧面前，别有危言。最足以使慈禧悚然心惊的是，张荫桓导帝直接跟洋人打交道，倘或是帝向洋人诉苦，竟出面干预宫闱，试问何以为解？这样，慈禧当然深恶张荫桓。而在内侍近习看，去一张荫桓有另一张荫桓，洋人终必侵入宫廷。于是逐渐形成仇洋的气氛，终于酝酿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张荫桓被捕，在戊戌政变的第三天，即八月初八。政变前一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署理公使林权助觐见光绪，张荫桓犹以总署大臣的资格陪侍。及至张荫桓被捕，英国公使窦纳乐策动援救，此因张一向亲英美，而且前一年刚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垂帘六十年庆贺专使，此时被杀，可被视之为对英国不友好的一种表示。所以窦纳乐营救张荫桓，应该当作维护中英邦交的措施来看。据窦纳乐的报告：
九月二十五日（即八月初十日）闻张（荫桓）将于是晚或翌晨处决之讯，余意不论张所蒙罪名为何，皆不妨为代求减议。时已黄昏，事机已迫，私意太后必曾以此事询李鸿章，因亟函李相，极言中国猝然处决诸臣，泰西各国皆将震骇，且以荫桓职位之高，又为欧人所熟知，若遽以莫须有之罪杀之，则将有极不良之影响。请李相营救。
又日本署理公使林权助，于一九三九年出版自传《谈我的七十年》，内有一章专记戊戌政变，亦谈到营救张荫桓的经过，说当伊藤博文在日本使馆设宴答谢中国大臣时，窦纳乐遣人致函。
坐席未久，英国公使（按：即窦纳乐）忽令其书记官持函求见，乃出，阅其函云：
“仆虽知今晚贵处举行宴会，但以事关重大，故令书记官持函求见，务乞抽片刻之暇，面复书记官。据确实消息，张荫桓氏明日将处死刑。伊藤公现居贵处，如能借重其智慧，筹一援救方法，幸甚！敬乞尽力！”
当晚李鸿章亦在座，但以席间谈及此事，不甚妥当，所以决定待散席后，赴李邸面谈。当即以此意复英使馆书记官，入席后，绝不稍露声色。客散后，乃以此事告伊藤公，并云与李氏谈话时，倘遇必要，拟利用伊藤公之名义，伊藤公称可。乃乘马车赴李邸，李氏以午夜（时约在十一二时左右）来访，似颇讶异，出询何事，因告以来意，并谓此系英公使饬人通知，所以特来面询有无援救方法。
李氏首述张氏受彼提拔的经过，并云张氏最近对彼反抱敌意，表示不愿援手。乃向李氏书：如杀张氏，必引起大祸。李追问所指，因谓列国将出面干涉，伊藤公极为中国担忧。李氏气动，沉吟云：时间甚促，将如之何？余以军机大臣荣禄氏，每晨四五时入宫，公可函知荣氏，使彼在日出之前，将此消息传入太后耳中。李氏允为照办，而张氏此役果得免于死了。
这天是八月十二，显然，初十那天窦纳乐在李鸿章那里碰了个钉子，否则不必再转求日本方面。
张荫桓当时的处境，完全是孤立的，倘非窦纳乐出死力相救，性命必然不保。当时直隶候补知县王保庆、曹景郝奉派解送张荫桓出境，合著有一部《驿舍探幽录》，说张荫桓一再伸手在脑后作势，问王、曹二人，可会如此？意思是会不会被杀。由此可见，张荫桓深知本人的境遇，危险尚未过去。李鸿章救他，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如果慈禧尚有后命，李鸿章就绝不会“救人救彻”，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嫌隙之深，可由李鸿章对林权助所说的话中听出来。
此外，庸庵尚书在《梦蕉亭杂记》中，载戊戌年中秋，如何照料张荫桓起解后。又记：
后谒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张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
其语怨毒极深，则知所谓“几遭不测”者，确有其事。按：李鸿章出总署，系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当礼部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小航）条陈”，全班革职，及擢用“四京卿”，百日维新到达最高潮的时候。以李鸿章当时的地位，是何罪名，可致不测之祸？细心推求，只有一事，即是年三月初七，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的第二天，由巴布罗福，面送贿银五十万两。据《微德回忆录》记：
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俄之要求，太后与皇帝幸颐和园避暑，太后为英日所支配，坚持不肯让步。在此情势之下，中俄所议无成，必引起兵争。余乃急电财政部驻北京之代表（按：即璞科夫）使谒李鸿章、张荫桓告以余意，劝亟成议。……余并令此代表以重宝贿二人，价值一为五十万卢布，一为二十五万卢布，此为予对华人交涉初次行贿之举。
但张荫桓在此案中，实未受贿，《罗曼诺夫报告》中亦只言李鸿章受贿，而不及张荫桓。最确切的证据是，“赤档”中有巴布罗福于三月初七致微德一电：
余今日面付李鸿章银五十万两，李大为欣慰，嘱余向阁下致谢。余同时已电致璞科夫告以此事。余未得便交银与张荫桓，盖彼行为，远较谨慎也。
如果以后巴布罗福有机会向张行贿，自必有电报给微德，因为此中关乎一笔巨款的报销，巴布罗辐是必然要做到这一道手续的。而“赤档”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电报。
如李鸿章所说，则逐其出总署，自然也是张荫桓的建议。前面谈过，光绪在接待亨利亲王一事上，已充分显示出对张荫桓不但信任，而且极其欣赏。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光绪当时的方针是，内政的改革交付“四京卿”，而外交方面，则唯张荫桓是赖。张荫桓要改革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就要驱逐盘踞总署不去的几只老狐狸。且看当时总署的名单：
庆王奕劻 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户部尚书敬信 户部侍郎张荫桓
刑部尚书崇礼 礼部尚书廖寿恒
户部尚书王文韶
在这名单中，张荫桓所感到不便者，第一是李鸿章，第二是敬信，即因为他是户部尚书，如果受人利用，有所主张，张荫桓因为户部的关系，不能不卖面子，那就会形成掣肘了。至于王文韶，系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入直，本性圆滑，不喜多事，张荫桓驾驭得住他，而且也正要利用他打通荣禄的关系，当然不会动他。而李鸿章与敬信则于七月二十二日同日出总署，岂非张荫桓为扫除障碍所做的安排？
更由翁同龢“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的诗句去看，可以想见，张荫桓已将李鸿章受贿卖国的全盘经过，都告诉了光绪。以李鸿章的地位，任何误国的乖张措施，都可说是政策上的不同，此即范当世之所谓“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如以为非，充其量休致而已，绝无什么不测之祸。但受贿有据，岂得谓之为“功罪是非”，无可“论断”？而据此以钦派亲贵鞫问，刑曹议罪，李鸿章的下场，即令不会像柏葰、何桂清那样，毕命西市，至少也得赐自尽，然后以懿旨贷其一死，改为充军。
当然，这样的做法，极可能马上会引起俄国的武装干预，这是连张荫桓本人都不愿见的事。但如光绪一怒之下，勒令休致，也就够李鸿章受得了。所以他对张荫桓有“此人如不获严谴，是无天理”刻毒语。
以上所分析的这段内幕，治现代史者，似乎尚无人谈过。由此，对戊戌政变的影响，似亦应加上一个新的评估因素，即如袁世凯不告密，维新能够成功，不独在内政上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外交方面亦很可能走出困境。张荫桓是亲英美的，人所皆知，庆王奕劻则是日本人所极力争取的对象，如果外交由张荫桓来主持，必是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以与英国、日本经济合作，不排斥德、法，而以抑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为主。同时，我相信张荫桓亦一定会主张与荣禄合作，共同来维持新旧满汉之间的和谐。总之，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了政变，张荫桓能获大用，日俄战争亦不致发生，即令发生，也不会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起来。
及至起解后，两差官一路与张荫桓闲谈，颇有异闻。《驿舍探幽录》记：
因询康有为以一介草茅，何遽进用，敢肆猖獗，某等实系解不得。张答曰：兹祸之起，康有为固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毕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间事也。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庆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见康于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此段前半，张荫桓误记，乙未会试，翁未入闱，是科徐桐主考，康有为乃徐桐取中。翁同龢于榜发后，日记中有一语：“康祖诒中矣！”词气极憾，倘非晚年改原记，则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戒心，自为事实。张荫桓又谈：
未几，康上条陈，朝廷发交总署核议，仅议可行者两事，曰矿务，曰商务。常熟见之讶曰：洋洋数千言，条陈千数事，仅此两条可行乎？众不得已，奏请军机处会议。军机大臣惧担不是，拟旨会同王大臣议，皇上朱笔改交军机处议，议行过半，而康自此获上矣。积渐相乘，此后凡有条奏，径交军机处，命廖大司寇专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谬，谓常熟多事，而亦无法辞卸。康本孙文党，挈多金走京师，密结京僚图不轨。康实寒素，所有皆孙文资。侍读学士徐致靖折深酬四十金，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日本致仕相伊藤来华，李端棻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
康有为被传至总署问话，即是年正月初三日事，翁同龢有记，斥之为“狂甚”。至其上条陈以后情事，翁同龢日记未载，其时正忙于对德交涉，亦无暇及此，就康有为自订年谱，亦仅言“常熟将欲开制度局，以我直其中”，不及其他。于此亦可信，康有为之得能上达天听，实以张荫桓之力居多。八月初六张家被搜查，即以传言康有为匿居张处，足证张、康交往甚密。至于此时张之尽归罪于翁，亦以方处危疑之中，不得不然。何况两差官皆为初识，张不能不防系有意刺取隐私，自无真话。
以下张荫桓又讲伊藤博文访华事：
闻伊藤久已罢相，此次来华，系伊藤自来游历乎？抑中朝召来议事乎？张答曰：噫！我之祸亦由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
此为张荫桓避重就轻的说法。就下文看，矛盾自见：
及八月初八日伊拿问之前一日，伊藤已觐见皇上，拟赐以宝星等物，以示优待。是日太后召皇上，问伊藤赏赐觐见何物？皇上以所拟对，太后曰：所赏宝星等物，务须选上等极华美贵重者，着张荫桓加意办理，不料次日即有此祸。
张又云：康有为暨其弟广仁等三四人，每日私入大内，与皇上坐论新政，并拟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等为十友，而康有为尚不在此内。某等问康有为究竟现逃何处？张答曰：闻伊藤向中国政府言，我知康有为现在我国某处，我不能不告知中国，中国却不能往彼查拿。
张又叹曰：我三至保定，一随李中堂，一赴大顺广道任，此次最无味，某等因向慰藉数语遂行，晚住安肃北关庆丰店。
按：慈禧即命张荫桓加意办理，则礼节即或过当，何至为罪，且为如此严谴？可见其语不足信。但李端棻曾保康有为迎送专使，则为异闻。
以下又谈中日和约及张在总署的情形：
畅谈从前中日和约筹借洋款及召见各得意语。某等因谓曰：夏间翁常熟罢官，外间谣传颇有波及，确否？张答曰：今年五月初五有查抄虚警。先是太后密诏英年，令传谕崇礼谓张荫桓有应查办事件，着其预备。是日，太后在颐和园召见庆邸、廖寿恒、刚毅，问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闻见否？
廖寿恒奏对以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唯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太后闻之怒甚，因云：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当下诸臣俱碰头莫敢一言。移时，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
廖寿恒等见太后盛怒，因奏对曰：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还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秘，旁人不得闻知。时皇上亦侍侧，太后因言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使知警戒。
是日廖仲山以事过寓，初谈闲话，语次因言及今日在颐和园召对如此如此，太后颇怒，甚代惊恐，余遂向询刚子良曾代为说话否？廖云：伊亦颇为力言。余意甚不平，因谓本衙门明日亦有事，当递膳牌，俟觐见看皇上若何？
按：慈禧所一再追询，有无专擅之迹者，目的欲察知张荫桓与翁同龢的关系如何。在这段话中，有一句很要紧的话，透露了相当多的秘密，即张荫桓向廖寿恒（仲山）询问：“刚子良曾代为说话否？”
攻近代史者都知道，翁同龢之遽得严谴，虽说是后党有计划的行动，但“打手”却是刚毅（子良）。如叶昌炽日记中，言及此事，辄云“木讷令兄”，取“刚毅木讷近于仁”句作隐语。但如何媒蘖，则无所知，如今由张荫桓的话，可以测知大概了。
后党之整翁同龢，始于恭王将死时。慈禧对恭王的恶感极深，在甲午以前，就有不准其随班祝嘏之事；甲午以后，以翁同龢发动舆论迫促，始令再起。恭王衰病侵寻，遇事敷衍，固已稍回帘眷，但亦无好感。乃恭王既薨，慈禧竟“大感恸”，说“恭亲王勋德最隆，惟配享太庙，始足以昭崇德”。此必恭临终口奏，有大当于慈禧之心者。我的猜想是：恭王是向慈禧太后说：翁同龢耳朵太软，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易于受人利用，且书生积习，易于偾事，绝非相器。应劝光绪小心。甚至也还有慎防康有为利用翁同龢，导帝于决裂之境的话。因而慈禧才有这样的“大感恸”。
及至王鹏运参折一上，牵连了张荫桓。张为求自保，必求援于刚毅。而刚毅则为张荫桓卸罪，凡慈禧所不满于张荫桓者，刚毅必言皆出于翁同龢的指使。但慈禧到底不是糊涂的人，所以一再追问张荫桓是否专擅。而能为他解释的，亦只有刚毅，因为是如何一种辩解，只有刚毅心里清楚。他人即令为张缓颊，说尽好话，亦是隔靴搔痒。
张荫桓接下来又说：
廖仲山辞去，余因出城拜客，次早入朝至军机处，遇庆邸，告以昨日之事甚险，并将奏参专擅营私各折令看。余见谤书盈箧，不胜气愤，意谓圣怒万一难回，惟有请皇上罢斥查办，容当上折申辩。看完，当即叫起，同起者首庆邸，次廖寿恒，次刚毅，时王文韶出入军机，班在第四，连余五人同入。当闻太监传话，张大人垫子在南边，余跪聆皇上谕云：奏参各折，尔看见否？
余奏对云：臣已看过，臣在总理衙门，某事系与某人商议，某事系与同某人会办，均可查考。惟某条约，系臣一人专主，然亦众所共知，并未专擅。
皇上因向廖寿恒云：尔昨日对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陈说？廖寿恒奏对云：昨日太后询问臣等，对以张荫桓在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系属实在，臣不敢欺。
皇上又向刚毅等问尔有何言？刚毅等惟只碰头，皇上略谕庆邸云：传知张荫桓，不必忧虑着急，仍令好好办事。
刚毅因接口传谕云：有恩旨，令张荫桓改过自新。
余闻之心中愈觉愤懑，意谓本自无过，何云自新？故当时并未碰头谢恩。
皇上旋谕云：尔先下去。余即下来。须臾皆出，我复对庆邸等云：余意仍欲上折申辩。经众相劝，谓一天风雨已散，何必再多行事？因而中止。
当至户部，有某司员问说，外间有查办抄没风声，未知确否？余告以今早奏对云云，并无此事。旋至总理衙门，敬信亦告语如前。余因谓皇上并无此旨，外间何以纷纷若是？敬信因将太后传谕英年，令崇礼预备等节，一一告知，余始恍然得其详细，至今回想前事，言之犹觉闷闷也。
按：此为五月初六日事。此日为王文韶重入军机的头一天。军机大臣每晨奏对，在御案东面或西面，雁行斜跪。太监传语“张大人垫子在南边”，即正面朝上回话，不得与军机并列。令庆王传旨，而刚毅接口云云，足见其揽权。
至于刚毅传谕，与口敕有出入，其为善意或恶意，须视事实而定。倘或确无咎愆，或上意无他，则刚毅如此传谕，即是有意折辱，但张荫桓其时已颇失慈禧之意，所以刚毅所谓“有恩旨”云云，实为卫护。既有恩旨令其改过自新，则此次之咎，已有了断，他人再有参劾，即不得重论其过失。张荫桓当然心知其意，只是对不谙朝廷规制的候补作欺人之谈，装点门面而已。
王文韶早在沈桂芬时代，即曾入枢，以云南报销案而斥逐。此次由直督内调户部，入直军机，即为翁同龢的一缺一差，南人罢而南人补，所以安抚南士。荣禄则外放直督，坐镇北洋，遥制帝阙。慈禧老谋深算，早有布置，维新变法，如能逐步推进，或者有一半成功的机会。妄想发动武装政变，即令袁世凯不告密，亦未见得会成功。如果张荫桓仍在其位，则在康有为指使之下的轻举妄动，必无实现的可能。
张荫桓又谈其得罪慈禧之事：
余去岁奉命出洋时，内大臣某语余曰：归时须以外洋新奇宝物献太后。余记之不敢忘。差竣，遂备钻石串镯一副，配以祖母绿帽花一颗，装潢献太后，此帽花系余前在法京拍卖法总统御用三物，色极葱茜，复恐皇上见怪，亦备金刚钻镯一副，红宝石帽花一颗，先献皇上。
上谕曰：太后处有否？余对曰：有。皇上曰：汝将此并呈太后，朕自可得。
余遂具折托立豫甫呈进，豫甫告之李总管，即李莲英，外人所称“皮小李”者也。时总管方沐发，急竣事，易衣入奏，奉懿旨着抬进去，蒙太后赏饭，饭毕谢恩，见皇上在太后侧，捧一盒走而去，知系所献物也。
余献此，两宫甚喜，且常服御，后伺探近臣云：太后尝言红帽花较佳耳。
当余出宫时，有内臣谓余曰：李总管亦须送物，事始周到。余仓卒无以应，拟俟补送，后竟忘记，遂开罪于彼。此次之祸，未必疏忽之咎也。
此事亦见《庚子西狩丛谈》，作者吴永曾受知于张荫桓，所记较《驿舍探幽录》为详。吴永说：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莲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红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
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告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另备一分，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远。
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无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只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分贡物，一律发还。
按：慈禧一生引为莫大憾事者，即是母以子贵，虽称太后，实未正位中宫，身份不如慈安，更不如穆宗之后“嘉顺皇后”。相传穆宗病亟时，与后相泣而语，为慈禧所闻，以恶婆婆的姿态出现，拉住皇后的头发，作势欲责，嘉顺皇后恐受辱，口不择言地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意思是希望慈禧顾全体制，岂知益撄其怒，传杖欲辱皇后。穆宗受惊，因而转为“痘内陷”，终致不起。
李莲英一句冷语挑拨，确能产生极大的作用。至于张荫桓平时往来人物，起居豪奢情状，李莲英无不备知，并不足怪。张荫桓住东城锡拉胡同，此处有一家很大的淮扬馆子，东主即是李莲英；要侦察张荫桓的行动，是非常方便的。
吴永又记：
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太后阅奏，立遣缇骑传问。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飞骑登门，口称奉旨传赴内廷问话。
当即督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车，两人骑马前后，余两人露刃跨辕外，一如行刑刽子手，即将押赴市曹者。侍郎谓此时实已魂魄飞失，究竟不知前抵何处。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径趋向禁城，直至东华门下，始知尚有一度审问，当不致立赴刑场，然心中忐忑，转以益甚。
下车后仍由番校押导入内，至宫门外，已有两内监守侍，番校前与致词，一如交割罪犯者。当在阶下立候，未几传呼入见，太后盛气以待，词色俱厉，致不敢尽情剖白，只有碰头认罪，自陈奉职无状，仰恳太后皇上从重治罪。
仍摘要勉剖一二语，幸刚中堂在旁，乘间指引开脱曰：“这也无须深辩，现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去。”
予见太后无语，始碰头逡巡退出。至宫门外，已不见有人监视，随步行出东华门，觅乘原车还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梦惊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无事，居然重见妻孥，此诚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针毡芒刺，不知何时可释也。
次又谈德国亨利亲王觐见事，其言如此：夏五月德国亲王觐见，特闻朝廷接待礼仪，颇极优异，德藩意气骄纵，居之不疑，外间传说异辞，究竟若何情形，当时均由总理衙门核议，事皆目睹，其详可得闻否？张长吁一声，不禁拍案而言曰：我所以受谤之原，半由于此。说起令人可叹。初德藩有游历中国之信，我与同官商议，外国章程有出使游历各国者，各国接待与否，均听其便，此事亦当请旨定夺。嗣奉谕旨接待，着会议，我即向德使商量，据云：此系我国亲王，与寻常使臣不同，中国既允接待，一切礼仪，当从优异。
我旋即奏明皇上，彼时闻德王至闽、粤等省，乘坐黄轿，此节是我主议不行，旋议定用绿轿黄绊，临时庆邸、礼邸，迎至城外，一面电知北洋大臣迎送如仪。旋又奏明太后，太后闻奏，因欲先见德藩，我奏以外国使臣入觐，理宜先见皇上，太后谕谓德藩此来，并无国书，与使臣不同，皇上亦可在我处同见，见时令走廊子不赐坐，当时将此谕奏知皇上。
先是皇上欲在偏殿接见，经我奏陈，平日使臣觐见，尚升正殿，此次尤当优待，皇上允奏。至是闻太后欲与同见，意颇不怿，我下来后向德使通知，惟不赐坐一节，再三为难，我告以皇上在太后侧，亦系侍立，尔国亲王不尊似我国皇上，议至此，未定而散。
嗣闻有某翻译向德使陈说，便亦应允，于是传集工匠，收拾乐寿堂，殿坐备极华丽，共费银七万余两，陈设宝玩时有古窑瓶一个，内府当差者不慎，落地跌碎，太后动怒，将内府各官，降调有差，因此咸怨我迎合圣意，使伊等受累，太后怒我，未必非伊等浸润所致也。
及德藩觐见，太后赏赐甚厚，并有御制宝星，辉煌灿烂。至皇上答礼一节，我等以中国体制与外洋不同，议赐德藩游园，皇上亦即前往，借示答应之意。
越日德藩欲游天坛，廷臣均议阻止。我即说外国游历章程所到之处，例许往观且在京洋人何人不游天坛，何独于德藩不允？多费唇舌，致生枝节，由是廷臣不悦者甚众。屡有传闻，谓我见好外国，借为要重之地，并有谓我窥测意旨，离间两宫者，冤哉。
按：德国亨利亲王入觐，光绪不愿慈禧接见，确为事实，同时光绪在礼节不惜降尊纡贵，务为优隆，亦为事实，凡此均受张荫桓的影响。以前者论，则招慈禧之忌；以后者言，则为朝贵所不满，甚至翁同龢亦不以为然。
张荫桓被逮时，完全孤立，便刚毅帮忙，亦不过正好要打击翁同龢，要将张荫桓的“过失”转嫁于翁。在议亨利觐见礼节时，刚毅颇受光绪呵责，其势不可能与张荫桓站在一边。后来矫诏杀张时，刚毅正大红大紫，如果有心救张，足以阻止载漪的“乱命”。但张荫桓与刚毅曾有此一段短暂结合的渊源，似未有人谈过，值得一记。
张荫桓于庚子年被祸，起因于上疏义和团之不足恃。谈至此处，有一问题发生，即张荫桓以何资格上疏？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
最可异者，侍郎虽身受重戮，而始终未尝革职，故临刑时犹被二品官服，闻廷旨到后，相知中致意家属，有劝其自尽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尽以后，照章仍须执行斩决，与其二死，孰与一死。大臣为国受法，宁复有所逃避？安心顺受，亦正命之一道也。”
于此足见其胸襟磊落，难临守正，不图苟免，真不愧大臣骨梗。独念公抱此异才绝识，乘时得位，又得当轴有大力者为之知己，而迄不获一竟其用。区区以不得于阉竖之故，遂至窜身绝域，投老荒边。甚乃授首于仓皇乱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难，而迄不得与袁许诸公，共播烈于一时之众口。苍苍者天，何以独厚之于前，而又重厄之于后耶。
当时新抚为饶公应祺，假使稍微负责，缓须臾以察真伪，则拳祸旦夕已定，势即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则后来和议，必可以大为文忠臂助。既已周悉外情，老成谙练，而又为义和拳所欲杀之人，对于外人，以患难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为国家挽回几许权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贼之，长城自坏，其谓之何？
吴永所说，张荫桓只发遣，未革职，临刑犹被二品官服，看起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确是如此。因为如果革职，即只剩下一个入仕的资格，而捐班出身，则根本无入仕资格可言，身份即为平民，何能上疏议论国事？
如今张荫桓的原疏，不可得见，不知自称为何？据《十朝诗乘》记，张荫桓的奏疏，系请新疆巡抚联魁代奏，此记微有误，联魁其时为江苏藩司，而新疆巡抚则为饶应祺。张荫桓既然交新疆巡抚看管，则其奏疏请饶应祺代奏，自属必然。至于起解时，直隶总督下行的公文，称“该革员”云云，系想当然耳之说。果为革职遣戍，则其间必经议罪的过程，但并无此项记录。
《十朝诗乘》载张荫桓《书愤》五古一首，以为：“即庚子夏绝笔之作，痛心义和拳，语挟风霜；疏草虽不传，大旨当即本此。”诗中如“电线杆频折，飚轮軏骤焚”，指义和拳作乱；“操纵乘长策，安壤侈异闻”，指慈禧信任义和团；“杼轴虚东国，干戈迫夕曛；倒绷偏侈老，粥饭却常醺”，刺激李鸿章误国；“更宜恢玉步，勿使累琴薰”，言当保护光绪，使其有所作为。疏中大旨如此，自为端、刚等辈的大忌。
按：矫诏杀张荫桓的乱命，下于六月初七，至新疆已在中秋以后，两宫早已出奔，将下罪己之诏，饶应祺实可不必奉此乱命。饶应祺，湖北恩施人，先办团练，后成进士，久在新疆，颇具政绩，庚子之乱，仿东南互保办法，与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与各领事取得协议，彼此相安无事。
其人固通达之士，乃竟不能为张荫桓稍作担待，后闻各省多有不奉乱命者，始大悔恨。二十八年道卒于哈密，相传为内疚神明所致。又，张荫桓在新疆戍所，于角门外土山上建一亭，命名为“角亭”，后即于此亭受刑。论者谓“角”字乃“刀下用”，角亭竟成语谶。
张荫桓诗才清逸，陈石遗辑清末民初人诗，竟未收录，不知何故。《十朝诗乘》卷二十二有一条云：
或见其为人画便面，滃云欲雨，云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丝立危石上，自题句云：“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
又记其残句云：
《九月晦渭南道上得廉生祭酒书述敝居及儿垲消息奉答》句云：“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又《二月二十一日抵戍示常弟、藩侄、垲儿》诗，末数语云：“远送两三人，昏灯写遗嘱，理乱暂不闻，余生甘窘辱。”盖自料不复生入玉门矣。
按：“廉生祭酒”即王懿荣，亦寓锡拉胡同。“垲”者其子垲徵，即《孽海花》第十九回中的庄南，写其谋夺王石谷的《长江万里图》，事或有因。张荫桓以收藏石谷知名，号称“百石”。及至身败，不能不感慨“百石斋随黄叶散”，其实，此亦为其致祸之一因。
在《驿舍探幽录》中，两差官记张荫桓和赠之作，前后共四首，录之如下：
西行计日渡滹沱，
云栈崎岖叱驭过。
三宿浮屠仍旅客，
卅年尘海醒春婆。
燕山漫说乌头白，
官道无端鹤唳多。
已荷护持携慰藉，
几时花雨散维摩。（《赠曹景郕》）
迤逦天门山已深，
漫漫东望几知音。
重怜逆旅论诗夜，
虚费材官用武心。
去国适逢风日美，
望乡遥祝岁星临。
但言后会难为别，
传语平安抵万金。（《赠别》）
柴车西发曙烟消，
得憩津亭可避敲。
旅夜更筹鱼不寐，
道旁飞字马遗膘。
四郊多垒金仓瘦，
万里投荒塞草骄。
饘顿浃辰劳护惜，
赠行犹属慎风飚。（《和题壁》）
画封台荒剩废垣，
使寻龙树叩山门。
急程不惮危途险，
多难方知苦道存。
对酒每疑弓影误，
荷戈无解吠声喧。
年来假日惟征戍，
按站停车夜未昏。（《和王庆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