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枣记
作者:邓志谟
明代白话中篇神怪小说。凡二卷十四回。封名题《萨仙咒枣记》,正文前题《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署“安邑竹溪散人邓氏编,闽书林萃庆堂佘氏梓”,作者即邓志谟,其版式亦同《铁树记》、 《飞剑记》。卷首有作者自序《萨真人咒枣记引》,署作于“万历癸卯”年。小说在广采民间传说、戏曲笔记的基础上,叙说了萨守坚得道的故事。萨真人为五代时人,前世为富户陆右,因拒少女求鱼水之欢,感动上天,暗赐金五百两。陆右锄地时见到一窖金,慨然分给鳏寡孤独和残疾病弱者,因而此世做了神仙。。《咒枣记》也是根据这些传闻汇集、加工、整理而成的。《咒枣记》只存明建阳萃庆堂余氏刻本一种版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书的版式、插图与《飞剑记》全同,惟目录后多幅“萨真人像”而已。此书据内阁文库本影印,与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的本子同出一源。
章节列表
升序↑猜你喜欢的书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云南地方志。明陈文纂修。十卷。文字简安,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云南布政使、文渊阁大学士。于景泰四年(1453)奉诏纂修舆地志书。陈氏广搜文献,加以增删编纂,考证旧志之乖讹,历四月书成。卷一至卷六为地理志,按各府、州、宣慰司、宣抚司、指挥司、长官司,分为沿革、事要两项;事要又分郡名、风俗、学校寺观、古迹、桥梁、名宦、人物、科甲等二十一目。卷七至卷十为艺文志,载元、明人诗文碑记。记述较简略,事要更简。是编虽大抵录自前人志书,然为现存较早且较完备的云南总志。如卷一汤池渠、南坝闸及达达、色目人,卷四蒲蛮、西番,卷五阿昌族等,均有重要史料价值。为研究云南史志重要参考资料。有明景泰六年(1455)刊本,1962年云南历史研究所油印本。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1984年中华书局)可参考。
康熙盖平县志
地方志。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骆云修,有骆自序,首附县图城图各一。此为编修《盛京通志》而作,叙事至康熙二十三年。凡2卷26目。盖平,为今盖县。时奉檄纂修,遵部颁以《河南通志》为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书。约一万四千字。冠有县图、城图各一幅。正文分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职官、学校、选举、户口、田赋、风俗、物产、古迹、人物、艺文等二十六目。为盖县首志。所记区域几乎遍及辽东半岛。沿革依辽、金二史考订。山川城堡或今昔异名,或辨方言,或考释地名。户口、田赋、职官,只记清代数字。艺文收有辽东诸文人学者著述,其中有元学士虞集《条陈疏》,请求用堤坝拦海,以便开垦沿海荒田,为较有价值的文献。有康熙二十四年抄本藏北京图书馆, 《辽海丛书》本。郝瑶甫《东北地方志考略》 (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可供参考。
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选,包括诗文书信等文章,第二次以烈士遗文的原貌与读者见面,是对广大青少年及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教科书。《可爱的中国》作者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一个崇高的共产党员和真的爱国主义者的榜样,给我们伟大的教育了。《可爱的中国》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表现了作者精确的描写和强烈的激情相结合的艺术效果。比喻生动,使作品形象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有的地方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使作品体现出排山倒海的气势。
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The Great 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致力于改变亚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并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亚洲发展的亚洲区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无疑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先导意义,但在当代则更可以通过透视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来挖掘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今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携提供启迪。
我的生活
自传。作者冯玉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作品记叙了冯玉祥将军1930年以前的生活经历。冯玉祥久驰沙场、身经百战,曾经生活在光绪、宣统和民国几个时期。作品从他降生人世写起,叙述了他弱冠从军,参加滦州起义,兴兵讨伐袁世凯;还记述了他进京力挫保皇复辟的张勋,驱逐废帝溥仪出故宫,直到参加北伐战争。作品反映了作者曲折复杂的经历,再现了中国近现代极为复杂而动荡的历史。作者援引资料丰富,其中有不少材料极其珍贵。以其亲身经历叙事写人,详而不乱,绘声绘色,真实动人。
刘子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