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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道教
该文的最初文稿以《儒教》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15年初版。1919年，韦伯把“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系列作品（《导论》《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间考察》《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 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论文合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把《儒教》改名为《儒教与道教》。该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包含英译本（如H.葛斯的英译本The Religion of China,1964)、日译本（如木全德雄的《儒教道教》，1971年） 、中译本（如最早由台湾的康乐、简惠美翻译的中译本，2012年由王容芬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 全书共8章，第1～4章为“社会学的基础部分”，第5章为“士人阶层”，第6章为“儒教的生活取向”，第7章“ 正统与异端（道教）”。第8章“结论：儒教与清教”。其中第1～4章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社会有利于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第5～6章对士人阶层及儒家学说进行考察。第7章主要分析了道教与儒教的异同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第8章系统梳理了儒教与新教的异同。 韦伯大大扩展了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基础”的讨论，细致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君侯、国家、农业、法律诸方面，对儒教的主要担纲者士人阶层及其生活取向作了深入剖析，同时对作为“正统”的儒教和作为“异端”的道教，儒教和清教进行了比较。
李叔同的禅语与修身
弘一法师李叔同晚年潜心修佛， 埋头著书。他对佛法有着精深的掌握和认识，在多部著作中，向人们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产生的原因，并启发人们排除业障，明心见性，快乐生活。本书收录了李叔同一些浅显而耐人寻味的书信、演讲、格言，包含为人处世的真如智慧和佛徒对佛教的一些疑问，这是李叔同说禅的精粹，能够指导普通人修身做人，调节心灵。
脉因证治
综合性医书。二卷(一作四卷)。旧题元·朱丹溪撰。本书刊于至正十八年 (1358)。共十万余字。记各科病证六十三种。卷上二十七证; 卷下三十六证,又医论六篇。因论述各证以论脉诊、病因、证候、治法为序,故名。本书系采集《丹溪心法》、《活法机要》、《格致余论》等书的有关内容编辑而成,而非朱氏之作。现存最早为清乾隆年间刻本。
王阿嫂的死
短篇小说。作于1933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夜哨》，日期未详；后编入《跋涉》。署名悄吟。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村佃农阶级的悲惨生活的小说。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逼疯、烧死，她也因为被地主踢了一脚，于产后死去，家里剩下一个领养的九岁的女孩小环，结果仍然是一个孤儿。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在揭露地主的罪恶时，不写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是着重在人性方面，刻画其凶残的面目；二、“妇人们的集团”，既有同情王阿嫂的时候，也有充当看客的时候，但是，对于地主的本质始终缺乏认识。
醒风流
作者隺市道人,又署隺市散人。据《康熙字典》引《字汇》,隺,俗用为鹤字; 又据书中第二回、第六回中,鹤字均作隺,则作者当是鹤市道人。其生平不详,仅知他除此书外,还写有《凤箫媒》一书。从书中行文用语看,可能是吴人。全书二十回。从其序言推断此书约写于康熙十一年间。小说写南宋才子梅傲雪与佳人冯闺英患难结合的故事。在情节构思上有模拟《好逑传》的痕迹。小说写梅傲雪无意中救了遭抢劫的冯闺英，被扭上公堂评理：冯闺英受到叔父逼迫，把身边的丫鬟充作小姐代己出嫁；梅傲雪和冯闺英在花烛之夜因涉私之嫌结婚而不同床，都明显的受到《好逑传》一书的影响。小说是当时才子佳人小说中不同流派发展竞争的产物。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