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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烛宝典
十二卷。杜台卿撰。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今属河北省)人。少好学，北齐时官至中书黄门侍郎。北周代齐后，归于乡里。隋初被征入朝，官著作郎。开皇十四年(594年)致仕。该书约在北周代齐之后所撰，史称“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 《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隋书·杜台卿传》)其书于《直斋书录解题》中尚著录为十二卷，之后渐渐亡佚。此书乃黎庶昌于光绪十年(1884年)由日本旧抄卷子本影刻，实为五卷。每月为一卷，此本止于五月孟秋。卷首有序一篇，不言作者。序称《尔雅》四气和为玉烛，《周书》武王说周公推道德以为宝典，将令此作，义兼众美，以玉烛宝典为其书名。书中首载《小戴礼月令》，博引蔡邕章句释之，间采《夏小正》及《淮南时则》等，详加集证。史传、百家之言、词赋，乃至佛道经典，无不兼采。其载土风以体民生，记积习以论时俗。雷电霜雪、鸟兽鱼虫、草木荣枯，或叙其发初，或寻其大盛。若事涉疑殆，则别起正说以释之。《说郛》(宛委山堂本)存其一卷，黎庶昌所刊《古逸丛书》本，即影刊日本所藏旧抄卷子本。该书国内久佚,幸而唐时被日本遣唐使带回国内,这才得以保存下来。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玉烛宝典》(缺卷九),并将其影印归国,国内一时惊为稀世之宝。
女丹合编选注
《女丹合编选注》系据光绪丙午年重刊二仙巷藏版贺龙骥氏所编《女丹合编》选注，作者精选其中“壶天性果女丹十则”、“女金丹上下卷”、“樵阳经女丹修练”、“女功炼己还丹图说”、“女丹要言”、“西池集”六篇加以点校注释。《重刊道藏輯要》
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经
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或明代。一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经宣称上古人民少染疾病，寿延千岁，皆因其体性淳朴，形质固守，尊崇大道之故。近世众生心邪作恶，杀生害命，利己损人，是故心身恍惚，形体不宁，多生疾患，以致夭亡。神医扁鹊积功无量，受封为灵应药王真君，有《救八十一难真经》传世。此经为七言韵语，共一百六十二句，据称可救治八十一种疾病。世人持诵经文，可保无病平安，有疾消除。
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宋代，奏议，辛弃疾撰。宋室南渡之后，江南并不太平，因赋敛繁重，百姓苦不堪言，不时揭竿而起。从南宋初年到绍兴五年(1127—1135年），仅长江以南就爆发起义数十次。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更是长期动荡不安，自乾道(1165年)以来，民变蜂起，屡不能禁。湖南大地荒凉萧条，民生凋敝。如何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何使湖南境内各族入民安定和睦，是当务之急。1179年三月，辛弃疾从湖北平调湖南，等待他的正是如此棘手的局面。下车伊始辛弃疾就开展调查，结果触目惊心；贪吏阳奉阴违，横征暴敛，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变一触即发。辛弃疾忧愤难平，于是上书直言，痛陈时弊，深究致盗之由，并给出了止盗之法，所奏即这篇《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闽海赠言
本书是研究明末闽浙台史、中外关系史、通商史、倭寇史等方面的必读史料。本书原分为六卷，始编于作者镇守晋江石湖时，直到镇守山东登莱时得以完成。多系当时闽中显宦、名士赠与的碑文、记文、序文、诗、赋等，卷末附有家言和作者自撰的《仗剑录》。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