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心理学
作者：武德沃斯
美国心理学家武德沃斯著,1918年出版。作者认为“心理”应是一个动词,一种活动;心理学应研究整个人的全部活动包括意识和行为。他以为只研究意识是片面的,只研究行为不研究个人的主观经验及其同行为的联系就不是心理学。人的活动有两方面:一是内驱力;一是机制。机制是联结的结构,是原因和结果、刺激和反应的关系(S—R)。内驱力是推动机制的原动力,但内驱力不限于本能。驱力发动机制,得到发展的机制就成为驱力;任何机制一产生,就能成为它自己的驱力,并且使驱力和其它机制发生联系。所以,机制是内驱力得以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内驱力是发动机制的内在条件。动物口渴去喝水的机制,即为渴的驱力所推动。习惯逐渐成为兴趣,机制也就逐渐变为驱力。为此,作者提出行为公式S—R中间应有个“O”,即代表有机体的内在条件。1940年作者在《心理学》一书中把上述公式扩充为“W—S—Ow—R—W”。其中“W”代表环境,“O”右下角的小“ω”代表有机体对环境形成一定的定势。公式的意思是,当有机体对环境形成一种定势时,来自环境(W)的刺激(S)经过有定势(Ow)准备的有机体内部调整,然后作出反应(R)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W)。《实验心理学史》的作者波林说,吴伟士的这本书无疑决定了他作为动力心理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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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石谱
3卷。南宋杜绾撰。成于绍兴二年(1132)前。杜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云林石谱》是一部石器品专著。作者于所记诸石,各叙其名称、产地、采法、形状、大小、颜色、光泽、声响、用途等方面,又为之品评高下。全书一百一十六目,有零璧石、太湖石、昆山石、形石、石笋、萍乡石、鱼龙石、穿心石、零陵石燕、玛瑙石、于阗石、柏子玛瑙石、端石、红丝石、石绿、镜孔、饭石、墨玉石、石镜、雪浪石、浮光石等。大多以产地名石。
道德真经集解
四卷。宋赵秉文撰。赵秉文,滏阳 (今属河北磁县)人,兴定元年 (1217)授侍读学士。后晋礼部尚书仍兼侍读学士。撰有《道德真经集解》。赵秉文认为道与德相须而不相离,因此不将 《老子》分为 《道经》、《德经》上下篇。该书体例清晰,总论章旨,释文平允。除录赵秉文对《老子》解释外,又辑有王弼、唐玄宗、宋徽宗、司马光、王雱等诸家之说,并于行文之中加作者姓氏用以分别,又参儒佛之说以释道。如注解“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句,其注文为: “玄玄则极矣”明重玄之极致,用以总论其旨;又谓“常无者,佛氏所谓真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谓妙有也”,是以佛学明道家之理。此书不但体现了赵秉文对老氏之学参悟透彻,而且所集众家注释,使原著佚者,以此书存其万一;原著存者,也可依此书校对。现存明 《道藏》本、《小万卷楼丛书》本。
重订曲海总目
戏曲目录。清黄文暘撰,无名氏重订,管庭芬校录。一卷。文暘字焕亭,丹徒(今属江苏)人。黄氏《曲海目》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作者参与奉旨修改词曲,“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遂勒目“以纪其人之姓名”。可惜庞杂无次。咸丰间,管氏购得无名氏“重订”本,校录一过,于同治二年(1863)成此书。约三万余字。书中分六类,著录作家作品。共收作品一千一百三十余种,删去重复,实存一千○五十余种。后附焦循《曲考》中多于此目者,补充此目之阙。黄氏“前言”云:“寓感慨于歌场者,多自隐其名,而妄肆褒讥于声律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所录未可确信,需参读它目佐证。此目为治戏曲史者之重要参考资料。有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本。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本文写成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主要内容为伍庸伯的讲学记录和严立三的著作，由梁漱溟与他人合作编辑，于1988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本文即为此书序言，表达了著者关于儒家养工夫的见解。此书于1991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现据《全集》文本将此文收入本卷，并据巴蜀书社文本校正个别错误。
七星如意轮秘密要经
一卷，唐不空译。造般多罗道场，中央安置如意轮王菩萨，周围安置七星之像，及诃利低母，禳灾之法也。
明高僧传
八卷。明代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简称为《明高僧传》。此书写成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题书名中的“大明”，即指成书年代，不是指内容范围。此传内容始于北宋末直明代，至于《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到北宋末这一百数十年。《大明高僧传》仍是空白，并无片言记载。此传内有三科，即《译经》、《解义》、《习禅》。《译经》科中只著录元代沙罗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了自南宋至万历年间四十四人，《习禅》科中著录了自北宋末迄元仁宗年间六十七人，正传有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有六十八人。在体裁上与梁、唐、宋三部僧传相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全书没有完成的原故。其中有关主张各宗融合的看法，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此书的优点是，填补了北宋末至明代高僧传记的空白，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足之处有：首先，一些高僧的传记如性澄、蒙润、本无、如玘、绍宗等，所记事迹过于简单。二是，前后重复和误将北宋人写成南宋，将地名误作籍贯等疏忽之处也不少。正如作者自序所言，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价值的佛教著作。现见载版本有明万历丁已嘉兴楞严之般若堂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