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民间故事

作者:拉尔·贝哈里·戴
孟加拉民间故事

许地山译,《孟加拉民间故事》是印度作家戴博诃利的经典作品,于1833年首次出版,百年来译为多种文字,影响深远,享誉世界。 许地山是民国时期公认的最有灵性的作家,他对《孟加拉民间故事》的翻译,被季羡林评价为“对印度文学传入中国有开创之功”。

拉尔·贝哈里·戴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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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下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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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卷,清王有光撰。此书初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书在清代的众多笔记中较为别致,专采吴中俗语谚语,逐条加以解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全书分为启目、正目、续目、末目4个部分,共集谚语及俗语304条。启目首列开盘笑、回味甜、十样锦、百丑图、步步高、只只好6条俗语,实际上相当于本书的凡例,作者有感于编书者“先序文,次凡例,继之以目录,正文未入,阅者色倦矣”,因此他编集谚语,使街谈巷议,多作格言,是为回味甜”;其中嘉言懿行,“拟之曰十样锦”;含讥寓讽,“拟之曰百丑图”;书中所录谚语自2字至12字,“自短而长,挨次录之,若历阶然,故曰步步高”;每条谚语,“庄者取其醇正,谐者赏其风流,各适其可,故曰只只好”。书中的许多谚语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如“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人直不富,港直不深”,“宰相家人七品官”,“朝里无人莫做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清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有些谚语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如“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就揭示了一个真理。作者在对谚语的解释中有时还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有所揭露,如“纱帽底下无穷汉”一条注解:“朝绅州县,多不肖人员,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饬,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粮制巨斛,饷勒浮收,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挟妓呼卢,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此书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与李光庭《乡言解颐》合印为1册。

乌蒙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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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秘闻》一书是许指严在民初"反满"思想的影响下,为生计考虑,以清初滇东北改土归流为背景创作的一篇传奇小说。

元史[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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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卷。纪录元朝太祖至顺帝十四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宋濂 (1310—1381)、王祎 (1322—1373)主编。宋濂字景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洪武九年(1376),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他辅助朱元璋有功,与刘基、叶琛、章谥并称为“四先生”。著有《宋学士文集》。王祎字子充,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 《王忠文公集》。因 《元史》成书仓促,且出于众人之手,纰漏甚多,历来为学者们所非议。他们对《元史》的批评主要是:抄袭旧文,失于剪裁;内容重复,史实疏舛。因此,魏源 《拟进呈 <元史新编> 表》认为《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芜”。尽管《元史》存有上述缺点,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均是摘抄列朝实录而成,而元代实录今已亡佚。《元史》中志的部分,如《食货》、《选举》、《百官》、《兵》、《刑》等,主要采自元文宗时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典章制度。可惜这部著作在明朝永乐年间即已散失,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可得见。只有少量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又因颠倒割裂,无法重编。这些不存或遗散的史料,幸赖《元史》将其内容保存下来。《元史》的列传,取材于元代官修的传记和元人的碑铭、墓志、行状、家传等。官修的传记已经不存,某些家传、墓志等也已不复存在。后人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因此,列传部分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资料。前人指责《元史》成书草率,对原始资料多有摘抄,这是因为纂修者违反了封建史书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其实,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事件,恰恰因《元史》的这种编撰方法而被记载,保留下来。另外,作为史料来说,《元史》较多地保存了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面貌,比经过大量加工润饰的正史更有价值。

忠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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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附录一卷。明李维樾(生卒不详)、林增志(生卒不详)合撰。李维樾,字荫昌,林增志,字可任,二人皆吉州安福(今属江西省)人。生平事迹不详。《忠贞录》为记其同里卓敬事而编。卓敬,字惟恭,瑞安(今浙江省瑞安县)人。明洪武年间进士,授给事中,曾密疏请徙燕王于南昌,燕王即位后,不屈死节,福王时谥号忠贞。《忠贞录》卷一为卓敬遗稿,前有卓敬像赞及遗稿序,收录其诗、序、志铭等;卷二卷三为后人记载题咏诗文,附录一卷收黄养正、陈茂烈二人传,黄为卓敬同乡、学生,又死于“土木之难”,附录收之尚有道理,陈茂烈于卓敬仅同乡而已,别无渊源,收于附录未见合理。该书有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故宫文渊阁原藏本。《四库全书总目》载该书为江苏巡抚采进本。

东坡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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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一卷。宋王宗稷编。宗稷五羊(广州别称)人。年谱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苏轼生于眉山编起,逐年排比,止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六十六岁卒于常州。书写格式基本固定,在编年后先点明是年苏轼岁数,下述苏轼此年重要行事,然后主要以苏轼集中有关资料为依据进行注释。此谱成卷较早,疏漏不少,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苏诗,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然《四部备要》本《东坡先生年谱》后有刊行者附语说:“《东坡先生年谱》,其援引多以《大全集》为据,虽若未尽善,然稽考先生出处,大略用心亦专矣。”《东坡先生年谱》向附《东坡七集》本、《东坡集》本,东坡集子在北宋末南宋初就有过多种刻本,如“汴本”、“浙本”、“蜀本”等,现存较早的七集本是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守程宗重刊宋本,清康熙三十八年(1689)宋荦所刻的邵长蘅删补本,对此年谱进行了订正,《四部备要》本附有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属于成化本系统。

春秋属辞比事记

春秋属辞比事记

四卷。清毛奇龄撰。毛氏认为“属辞”是“史文之散漶者宜合属也”,“比事”是“史官所载之事畔乱参错而当为之比以类也”。既反对汉儒所谓“属合辞令,比次战伐”之说,亦不赞成后儒所谓“辞有褒讥,事有功罪,皆于书法乎例之,书人书爵书名书日并有义例”之说。此书仿宋沈梁《春秋比事》、元赵汸《春秋属辞》之体,分门隶类,条理明晰、考据精核。毛氏长于礼学,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则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唯乎礼,而从而比之属之”。故其书“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谓之四例,亦谓之二十二志,而总名之《春秋属辞比事》”。此书为毛奇龄门人所编,原为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六卷,且云“未见”。原书二十二门,今本只有七门,且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非完书。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龙威秘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