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关于布莱兹·帕斯卡尔本人，以及奠定他的声誉的两部作品，似乎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有关他生平的细节，我们所知道的也足够详尽了；他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发现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了；他的宗教情感和神学观点已经被反反复复地讨论过了；他的散文风格也已经被法国的评论家们分析过了。但是帕斯卡尔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将会而且一定会被每一代人重新研究。不是他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增多了，而是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帕斯卡尔以及对于享有和他同样地位的人的看法，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这就说明他的重要性何以始终存在。
当我们考察《思想录》时，帕斯卡尔的生平事迹中有以下几件事需要重新提及。他于一六二三年出生于奥弗涅地区的克莱蒙。他的家庭属于有钱有势的上层中产阶级。帕斯卡尔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去世时能够为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一六三一年，他的父亲移居巴黎，几年后又去鲁昂担任了另一个政府职务。无论他们住在哪里，老帕斯卡尔似乎都能够与上流社会往来，并且结交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名流。布莱兹接受的完全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极其早熟，的确极其早熟，由于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分用功，以至于损害了身体并导致在三十九岁上就英年早逝。尤其关于他在数学上的早熟，流传着很多神奇但并非不可信的故事。他的头脑活跃，但并不以记忆力见长；他小小年纪就显示出独立解决问题的倾向，这同样也是克拉克·麦克斯韦[1]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早年的特点。关于后来他在物理学上的发现，在此无需赘言；我们只需记住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一；当他完成他的发现时，别的科学家还处于学习阶段。
老帕斯卡尔名叫艾蒂安，是一位真诚的基督教徒。大约在一六四六年，他和教会内部宗教复兴的一些代表人物一起，迷上了所谓的詹森教派——根据伊普雷尔主教詹森[2]而得名，此人的神学著作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根源。人们谈论起这一阶段时，一般称之为帕斯卡尔的“第一次皈依”。然而，“皈依”一词在这里用于布莱兹·帕斯卡尔身上，却未免过于勉强。他的家庭一向是虔诚的，年轻的帕斯卡尔尽管专注于科学研究，看上去却从来未曾受到过不忠于信仰的困扰。他的注意力后来当然转向了宗教和神学问题；但是“皈依”一词却只适用于他的姐妹们——他的姐姐佩里耶夫人，尤其是他的妹妹雅克利娜，那时已经准备投身于宗教生活。帕斯卡尔本人丝毫不想放弃世俗生活。他们的父亲一六五○年去世之后，雅克利娜——一位意志坚强品格出众的年轻女子——希望进入波尔罗亚尔隐修院当修女，但是她的愿望遭到兄长的反对，一时不能得以实现。帕斯卡尔的反对纯粹出于世俗原因，因为雅克利娜希望将她得到的遗产捐给教会；然而，如果他们兄妹二人一起生活，两人的共同财产就能让布莱兹随意花销，生活得更称心如意。事实上，他不仅喜欢出入上流社会，而且还有自己的马车和马匹——据说他曾经拥有过六匹马的马车。尽管在法律上他无权阻止妹妹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财产，但是性情和善的雅克利娜在没有得到兄长真心实意的赞同之前，仍然避免这样做。修道院院长安热莉克嬷嬷——她本人在这场宗教运动中是一位出色的人物——最终说服年轻的见习修女进入教会，哪怕不能如愿将遗产一并带来；但是这种情形让雅克利娜沮丧不已，于是她的哥哥最终让步了。
就我们所知，这段时期帕斯卡尔乐于享受的世俗生活不能被冠以“放纵”之名，无论如何更谈不上“放荡”。甚至他对赌博的兴趣也主要是为了研究数学上的概率问题。他的生活方式，同那时任何一个有社会地位并且衣食无忧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并且他还将自己视为正直和德行的典范。尽管据说他也曾经考虑过婚姻大事，却从来没有惹上过一桩绯闻。但是波尔罗亚尔隐修院所代表的詹森主义，在教会内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教运动，它在行为规范上至少与英格兰和北美的任何清教主义一样严格。无论怎样，帕斯卡尔出入时髦社交场所的这一时期，在他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段生活扩展了他对于人的认识，使他的品位变得更加精致；他变成了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而且从未失去过他学到的东西；当他将思想完全转向宗教时，世俗知识构成了他的性格气质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于理解其作品的价值至关重要。
帕斯卡尔对于社交的兴趣并没有使他从科学研究中分心；这一段生活也没有在他短促而繁忙的一生中占据过多的位置。一旦他从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能够学到的一切之后，他的天性就不会满足于此了，此外还有他虔诚的妹妹雅克利娜的影响，以及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痛苦与日俱增，这一切都使他越来越脱离世俗生活而转向对永恒的思考。这样，一六五四年发生了人们所谓的“第二次皈依”，我们不如简单地称之为皈依。
关于他的神秘体验，他做了一条笔记并且一直带在身边。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这条笔记缝在他穿着的大衣里面。这次体验发生在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件事的真实性不容怀疑，除非我们想否认一切神秘体验。这时，帕斯卡尔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作品也不会划归神秘主义写作；但是，只能被称为神秘体验的事情，在很多没有成为神秘主义者的人身上都发生过。不久以后他就着手写《致外省人信札》，这是一部宗教论争的杰作，完全站在神秘主义的对立面。我们很清楚，当他得到上帝启示的时候，正处于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的时期；但是，倘若我们认为某些形式的疾病不仅对宗教启示，而且还对艺术和文学创作极为有利，那就未免流于陈词滥调了。一部经年累月酝酿中的作品，表面看来毫无进展，可能会在突然间成形；在这种情形下，甚至有可能大段大段的章节一挥而就，几乎不需要太多修改。我并不赞同将自动写作当成一种文学创作的模式来培养；我怀疑这样的时刻是否可以被作者培养；但是确实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会感到自己与其说是一个创造者不如说是一个媒介。没有一件杰作会完全以这样的方式产生：但是，甚至更高形式的宗教灵感也同样不能满足宗教生活；即便是最冲动的神秘主义者也必定要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并且依靠他的理性将这种经验的结果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称之为与神性的交流，也可以称之为心智的暂时结晶。在科学能教会我们让这种现象呼之即来之前，它不能声称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它们只能通过其结果来加以判断。
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帕斯卡尔一直与波尔罗亚尔隐修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之前死去的妹妹雅克利娜曾经在那里当修女；当时波尔罗亚尔隐修院正在与耶稣会作生死抗争。罗马的一个红衣主教和神学家会议在詹森的著作中找到了五条主张，将它们裁定为异端；作为教会中詹森派的代表，波尔罗亚尔隐修院遭到重创，从此再也没有复活。本文不打算在此讨论这场尖锐的争论和冲突；最好的总结来自一位没有偏见的天才批评家，他既非詹森派的信徒亦非耶稣会士，既非基督徒亦非异教徒，那就是圣伯夫的杰作《波尔罗亚尔隐修院史》。这本书中有关帕斯卡尔的章节，也是圣伯夫写过的批评文章中最出色的篇章。我们只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帕斯卡尔皈依之后，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写那十八封信。这些信札，作为散文作品，为奠定法国古典主义文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作为论战文章，则无人超越，无论是狄摩西尼、西塞罗还是斯威夫特。它们有着一切论战和法庭辩论的局限：它们说服、引诱，它们不公正。但是，如果我们断定帕斯卡尔在这些《致外省人信札》中攻击的是耶稣会本身，也同样有失公正。他攻击的是某个放松了忏悔要求的诡辩派；这个派别当时肯定盛行于耶稣会内部，西班牙人埃斯科瓦尔[3]和莫利纳[4]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权威。毫无疑问，帕斯卡尔使用了断章取义的手法，就像一位论战文章作者惯常做的那样；但是他的论敌也为他提供了可资断章取义之处；而且他做得很彻底。他的《信札》不能被视为神学。经院神学不是帕斯卡尔所擅长；必要的时候，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修士们会助他一臂之力。《信札》出自有史以来最精细的数学家之一的手笔，出自一位世俗人士，它们并不是写给神学家的，而是写给普遍而言的世俗社会——即法国世俗社会中一切有教养的人和很多教养不够完善的人；它们在这些读者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在此期间，帕斯卡尔从未完全放弃过他对科学的兴趣。他写作宗教文章时速度很慢，写得颇为艰难，而且常常修改，然而当他面对数学问题时，他的头脑却仿佛具有一种天然的灵活自如。发现和发明从他的头脑中毫不费力地喷涌而出；在这些晚期的小发明中，据说巴黎的第一辆公共马车就源于他的创意。但是，健康状况的迅速恶化以及专注于头脑中的伟大著作，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时间紧迫，力不从心。
我们称之为《思想录》的作品，其计划形成于一六六○年前后。最终的作品原本应该是一部精心构思的为基督教所作的辩护，是一部真正的《论辩》和某种形式的《信仰要义》，阐述的是诉诸纯粹智力的理由。如同我在前面指出的，帕斯卡尔不是一位神学家，在神学理论上他要向他的精神顾问们求助。他也并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他是一个超凡出众的科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天生的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由于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书原本也可能是他的精神自传；他的文笔摆脱了任何有失体面的个人特征，但仍然极富个性。说到底，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激情的人；除非能够找到一种精神上的解释，我们可以说，他对于人类生活强烈的不满足加强了他对于真理的智性激情。
我们必须将《思想录》仅仅看作他远远没有完成的一部著作的最初的笔记；用圣伯夫的话来说，我们眼前是一座塔，塔身的石头已经一块块垒起来了，但还没有浇铸水泥，结构也没有完成。帕斯卡尔早年记忆力惊人，能够记住他想记住的任何东西；在他的记忆力尚未被日益严重的病痛损害之前，他很可能极不情愿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但即便是这本书现在的样子，我们仍然认为它在法国文学史和宗教思想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为了理解帕斯卡尔运用的方法，读者必须作好准备跟随聪明的信仰者的思路。基督教思想家——我指的是这样的人：他试图有意识地、一丝不苟地向自己解释如何一步步走向信仰，而不像公开的辩护者那样，采用排斥和消灭的做法。他发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他发现世界的特点无法用任何非宗教理论来解释：在宗教之中，他发现了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可以用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对世界作出解释，尤其是内在的道德世界；这样，用纽曼所谓“强大的和并存的”理由，他发现自己和道成肉身的信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对于没有信仰的人而言，这种方法显得不真实和不合情理：因为，一般说来，没有信仰的人不会为了要向自己解释世界是怎样一回事而烦恼，也不会为世界的混乱而感到沮丧；他也不会关心(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如何“保存价值”。他不会去考虑某些情感状态、某些性格的发展以及在最高的意义上被称作“神圣性”的东西，是否在本质上并通过考察被认为是好的；他不会认为，对世界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应当承认这些价值的“现实性”。他也不会考虑这样的推理是否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他想根据他的布料来裁剪这些价值，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价值没有太大价值。没有信仰的人从另一端出发，好像还带着这样的问题：人占有神性是可信的吗？他或许还会认为这个问题触及了事情的核心。而帕斯卡尔的方法，在大体上，对基督徒而言是自然的和正确的方法；相反的方法是伏尔泰所采用的。值得提醒的是，当伏尔泰试图驳斥帕斯卡尔时，曾经一劳永逸地用过这种反驳；后来那些反对帕斯卡尔的《为基督教信仰辩护》[5]的人，皆各自出于种种不相干的个人原因，更加不值一提。因为伏尔泰比后来的任何人都更好地代表了什么是不信神的观点；最后，我们都必须为自己选择这两种观点中的一个。
我上面已经说过，帕斯卡尔的方法“在大体上”是典型的基督徒辩护者的方法；我之所以有所保留，指的是帕斯卡尔相信神迹，这一点在帕斯卡尔的信仰中所起的作用，至少，比在一个现代天主教徒的信仰中来得重要得多。如果我们首先相信福音书上的神迹是真实的，然后才接受基督教，那样会显得很奇怪，如果我们首先接受基督教，因为我们相信一些年代较近的神迹是真实的，那又会显得是亵渎；我们相信神迹——或者说一些神迹——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我们对神迹的信仰建立在福音书之上，而不是对福音书的信仰建立在神迹之上。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个神迹给帕斯卡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即所谓圣芒的奇迹：据说一根从主的荆冠上保留下来的荆棘，被放在一处溃疡上，溃疡随即痊愈。作为一个懂得医学的人，圣伯夫有理有据地充分讨论了对于这个明显的神迹可能作出的解释。这个神迹的确发生在波尔罗亚尔隐修院，当时修道院正由于政治上的磨难而陷入消沉，神迹的发生恰好可以振奋士气；帕斯卡尔可能更容易相信一个发生在他所钟爱的妹妹身上的神迹[6]。无论如何，这件事很可能导致帕斯卡尔在他关于信仰的著作中给神迹留了一席之地，而我们自己是不太会这样做的。
现在，帕斯卡尔为自己设定的最重要的对手，从他与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德·沙西先生第一次谈话开始，就是蒙田。当然，没有人能够摧毁帕斯卡尔；但是在所有作者当中，最不容易摧毁的是蒙田。这几乎就像扔一枚手榴弹驱散烟雾。因为蒙田就是一团烟雾，一阵气体，一股液体，是隐蔽的物质。他不说理，他旁敲侧击，施展魅力，产生影响；或者，如果他说理的话，你必须作好准备，因为他别有所图，并不是真的想用他的道理来说服你。如果想理解法国过去三百年来的思想发展历程，我们说蒙田是最值得认识的作家并不为过。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人们都对蒙田的影响力深感厌恶。帕斯卡尔研究他，目的在于摧毁他。然而，在《思想录》中，在帕斯卡尔生命的最后时期，我们发现一段又一段几乎是从蒙田的作品中“移植”过来的章节，乃至一个修辞手法或者一个词语，这种痕迹愈细微就愈加意味深长。这种相似之处[7]最常见于与蒙田的一篇长文作比较，那就是《为雷蒙·塞蓬德辩护》——这是一篇惊人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很可能从中取材。说实话，当一个人对蒙田有了充分了解，准备向他发起攻击时，他可能已经深受其影响了。
然而，如果事情停留在这一步，那么对帕斯卡尔，对蒙田，甚至对于法国文学，都是极不公正的。这不是压低帕斯卡尔，而是抬高了蒙田。假如蒙田是一个普通的怀疑论者，一个像阿纳托尔·法朗士那样无足轻重的人，或者一个像勒南[8]那样伟大一些的人，或者甚至像所有怀疑论者中最伟大的一个人——伏尔泰，这种“影响”都会败坏帕斯卡尔的声誉；但是如果蒙田只是与伏尔泰差不多，他就丝毫不会触动帕斯卡尔了。我们想象中的蒙田肖像，是一幅与众不同的孤独“个性”的写照，他沉浸在对自我的逗趣的分析之中，这幅肖像是有欺骗性的。蒙田的怀疑主义不是有限制的皮朗主义[9]，而伏尔泰、勒南或者法朗士的则是。他存在于，比方说，很多个同心圆组成的结构中，其中最明显的是最中心的那个小圆，一种个人的、淘气的怀疑主义，如果不是被模仿的话，可以轻易地被学样。但是使蒙田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因素是他成功了，天知道是怎样做到的——蒙田本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做到了——这不是人们能够自己观察到的那一类东西，因为它在本质上大于个人的意识——是他成功地表达了每一个人的怀疑主义。因为每一个思考着和通过思考生活着的人，都必定有自己的怀疑主义，这些怀疑主义或者停留在问题上，或者以否定而告终，或者将人引向信仰，以某种方式成为信仰的一部分并最终超越怀疑主义。帕斯卡尔，作为某一类宗教信仰者的典型，他满怀热忱，但这种热忱只能通过强大和有条不紊的智力表现出来，他在未完成的《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最前面的几节中坚定地面对怀疑的恶魔，而后者与信仰的精神不可分割。
相应地，这里有着某种东西与可能证明帕斯卡尔的脆弱的影响大相径庭；在帕斯卡尔的怀疑与蒙田的怀疑之间，确乎有着某种相似性；而且通过与蒙田的相似之处，帕斯卡尔属于拉罗什富科[10]以降高贵而杰出的法国道德哲学家的行列。他们以一种坦诚直率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法国传统的这一品质在欧洲文学中独一无二，并且在十七世纪只有霍布斯勉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帕斯卡尔是苦修者之中的世俗中人，是世俗中人之中的苦修者；他懂得人情世故，也怀有苦修的热忱，两者在他身上融化为一个整体。人类中的大多数懒于思考、缺乏好奇心、充满虚荣，而在情感方面又畏缩胆怯，因此他们既不能有太多怀疑，也不能有太多信仰；当一个普通人称自己为怀疑主义者或者无信仰者时，通常只不过是摆出一副姿态而已，以掩饰自己不愿意深入思考直到得出结论。帕斯卡尔对于人类局限性不抱幻想的分析，有时被理解为他归根结底是一个无信仰者，当他绝望之时，无法承受现实，不能像一个什么也不崇拜的自由人那样享受豪迈的满足感[11]。然而，他的绝望和幻灭并没有显示出个人的脆弱；它们完全是客观的，因为它们在智性灵魂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些关键时刻；对于帕斯卡尔这一类人而言，它们就像干旱、像黑夜，是走向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关键步骤。同样的绝望，倘若发生在一个不健康的性格或者一个不纯洁的灵魂上，也许会导致最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其表现可以美妙无比；《格利佛游记》就是一例；但在帕斯卡尔身上却没有这样的扭曲；他的绝望本身比斯威夫特的绝望更可怕，因为我们的心灵告诉我们，它与事实相关，不可能被当作精神疾病而不予理睬；这样的绝望，是信仰的欢乐所必要的前奏和组成部分。
在詹森教派的异端问题上，除了稍作必要的交代，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深入；至于被罗马教廷定罪的五条主张是否果真是詹森在其著作《奥古斯丁论》中所阐述的，至于我们是否应该惋惜或者赞同由此导致的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衰落(的确还伴随着迫害)，都与本文主旨无关。倘若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支持或者反对罗马的论战立场。但是像帕斯卡尔那样的人——这类人一直存在——我认为，他的天性中有着某种可以被称为詹森主义的成分，但与詹森本人的或者其他虔诚却不那么有天赋的博学者[12]的詹森主义又不尽相同。相应地，我们必须简短说明一下詹森的危险教义，但不会在细微的神学问题上过分深入。普遍认为，在基督教神学中——事实上，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也为所有普通人所承认——一方面是自然努力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我们不太知道如何降临的超自然的神恩，只有两者同时具备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救赎才得以实现。尽管无数神学家曾经在这个问题上展示过他们的才华，末了它仍然是一个神秘现象，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它，却无法最终破译它。至少，显而易见，如同任何教义只要稍微在某个方向上走得远一点或者偏离一点，很快就会变成异端。圣奥古斯丁所驳斥的贝拉基派[13]强调人的努力的有效性，而不那么看重超自然的神恩。加尔文派强调自从原罪以来人类不断堕落，并且认为人类腐化到了其意愿不起作用的地步；因此陷入一种宿命论。詹森所依据的是圣奥古斯丁关于神恩的理论；詹森的《奥古斯丁论》一书也是对于奥古斯丁观点的合理阐释。
异端从来不会过时，因为它们永远以新的面目出现。比如，很多人强调行善和“服务”，或者简单地相信一个人只要过行善和有用的生活，就无需为能否得到救赎而惴惴不安，这就是贝拉基主义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有人听说这样的观点，即便一切传统上对道德行为的宗教制裁都垮掉的话，也无关紧要，因为那些生来就要成为好人的人，总是愿意按照好的方式行事，而那些生来不是这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的行为都会相反：这肯定是一种宿命论——因为生来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的偶然性，就如同得到神恩一样不确定。
很有可能，对于詹森主义在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于这个教义本身，帕斯卡尔的兴趣同样浓厚。这个虔诚的、苦修的和彻底的修会，在纲纪松弛的基督教会内部进行着顽强抗争，它必定会吸引像帕斯卡尔这样专注、富于激情和彻底的天性。但是，詹森主义所强调的人类的堕落和无助的状态，对此我们仍然应当心怀感激，因为这本书最早写成的部分，即关于人类的动机和活动的精彩分析，就得自于此。詹森主义固然属于一个不太出色的主教用拉丁文写成的一部如今已无人问津的论著，但除此之外也可以说，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生活的詹森主义。每个人都自然会、而且也有理由经历一个詹森主义时期；尤其是在那些思考能力极强的人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必定对人类有透彻的认识，他会观察到人类思想和爱好的虚荣，他们的不诚实和自我欺骗，他们情感的不真诚，他们的懦弱，以及他们抱负的狭隘[14]。实际上，当我们想到要具备这些品质比取得任何数学和科学上的成就需要远为成熟得多的思想，而帕斯卡尔在《没有上帝的人是可悲的》一文中深沉的思考原本很可能滋长他自身精神上的骄傲，即concupiscence de lesprit[15]：然而他谦卑的态度表现出多么坚毅的控制力！
尽管帕斯卡尔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同样能力运用到了他的著作中，他却并不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想对读者说：我是时下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我懂得的很多事情对你们来说永远是谜团，我通过科学走向了信仰；因此，既然我有了信仰，你们这些不懂科学的人也应该有信仰。他完全明白主题的不同；他对于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的著名区分，就值得我们细加思量。
在其中一个方面，原则是可以触摸到的，但它们远离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由于没有习惯而难以朝这个方向转过头去：但只要我们稍稍转过头，就会将这些原则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原则大到几乎不可能躲过我们的眼睛，只有完全精神错乱才无法对它们进行正确的思考。
但是在敏感性精神方面，原则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呈现在每个人眼前。人们既不需要转过头去看，也不需要强迫自己；问题仅仅在于要有好的视力，一定要有好的视力；因为这些原则十分细微而且为数众多，它们几乎不可能不躲过我们的眼睛。然而，取消一种原则就会导致错误；因此，我们要用清晰的眼力来分辨所有原则，然后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才不会对已知的原则进行错误的思考。
科学家、honnête homme[16]、热忱向往上帝的宗教情怀，正是这三者恰如其分的结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帕斯卡尔。他在笛卡尔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因为在笛卡尔身上有着过多的几何学精神的成分[17]。帕斯卡尔在他的书中，三言两语就指出了笛卡尔的短处：
我不能原谅笛卡尔；在他的全部哲学中，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本想不要上帝；但他还是忍不住让上帝弹了一下手指，以便让世界运转起来；此后，他就再也不需要上帝了。
任何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立刻发现，它像一些零散的片断；但只有用心研读一番之后才会意识到，这种片断的特征更多在于表达方式上，而不是在思想上。书中的“思想”相互之间不可分离，每一个思想也不能被当成是一个自身完整的部分而加以引述。“心灵自有其不为理性所知晓的理由”，这句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却往往是为了错误的目的[18]！因为这句话丝毫不意味着将“心灵”置于“头脑”之上，也不是为了捍卫无理性。心灵，在帕斯卡尔的语汇中，如果它果真是心灵的话，本身就是完全理性的。对他而言，神学问题之所以比科学问题更广阔、更艰难也更重要，是因为神学需要整个人全身心的投入。
这本书由一些断章构成，如果我们对整体缺乏了解的话，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比如说，最重要的是他关于“三种等级”的分析：自然等级、心智等级和慈悲等级。这三种等级是不连续的；较高等级并不隐含在较低等级之中，就像在某种进化理论中那样[19]。帕斯卡尔在这种区分中提出的很多问题，现代社会如果能加以思考当不无裨益。的确，由于各种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独一无二的组合和平衡，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位宗教作家比他更切中要害。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十字约翰，他们的读者主要是那些目标坚定的人；虔诚的作家，比如圣弗朗索瓦·德·萨勒，他们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已经明确感受到需要上帝之爱的人；而伟大的神学家针对的则是那些对神学感兴趣的人。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一位基督教作家，哪怕是纽曼，比帕斯卡尔更值得推荐给这样一些人，他们怀疑，但他们有心智去构想，有感受力去体会生活和痛苦的混乱、徒劳、无聊和神秘，而他们只有在全身心的满足中才能得到安宁。
段映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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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2] Cornelius Otto Jansen (1585—1638)，佛兰芒天主教改革运动詹森主义的倡导人。著有《奥古斯丁论》（Augustinus）。
[3] Antonio Escobar y Mendoza （1589—1669），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支持当时颇受关注的或然说，认为人可以在某一行为道德上是否正确尚有疑问的情况下，自由选择两种可能性之一行事。
[4] Luis de Molina (1535—1600)，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其神学理论的特点是对人性的看法较为乐观。
[5]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思想录》（Pensées）原题为《为基督教信仰辩护》（Apologi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6] 实际上，这个“圣芒”的奇迹不是发生在帕斯卡尔的妹妹雅克利娜身上，而是发生在他的姐姐吉尔贝特的女儿雅克利娜·佩里耶身上。雅克利娜·佩里耶是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少年修女，因亲吻圣芒残枝而眼疾痊愈，此事轰动一时。另有一说认为蒙受圣迹显灵的是帕斯卡尔的另一位外甥女玛格丽特·佩里耶。
[7] 参看关于“盖屋顶工人”（couvreur）的比喻。要比较相似的段落，最好用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 1886—1970）编辑，书城出版社（A la cité des livres）的《思想录》版本，它比雅克·谢瓦利埃（Jacques Chevalier, 1882—1962）编辑，加巴尔达出版社（Gabalda）的两卷本要好。也许仅仅因为在后一个版本中，以及在他的传记研究中（雅克·谢瓦利埃著《帕斯卡尔》，英译本由希德和沃德出版社出版），谢瓦利埃先生有点过分热心地想证实帕斯卡尔不折不扣的正统主义。——原注
[8]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作家、哲学家、宗教学家。
[9] Pyrrhonism, 得名于古希腊哲学家皮朗（Pyrrhon of Elis,约前360—前272）。指公元前一世纪由古希腊哲学家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创立的怀疑主义学派思想，把寻求真理看成是徒劳的，认为必须对感觉的可靠性实行“悬搁”，只按实在显现的样子生活。该学说对十七世纪欧洲哲学思想影响很大。
[10] Francs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著有《箴言录》（Maximes）和《回忆录》（Memoirs）等。
[11] 罗素一篇著名文章题为《一个自由人的崇拜》（“A Free Man’s Worship”）。
[12] 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杰出人物当然是圣西朗（Saint-Cyran），但是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首先参阅上面提及的圣伯夫的著作。——原注
[13] Pelagius（约354—418以后），基督教隐修士，相信人性本善以及自由意志，其门徒塞莱斯蒂乌斯（Caelestius）进而否认原罪。圣奥古斯丁曾痛斥贝拉基主义。418年贝拉基被处以绝罚。
[14] “对这件事情的疏忽与其说令我感动，不如说令我气愤，因为这件事关乎他们自己，关乎他们的永恒，关乎他们的一切；这种疏忽令我吃惊，甚至感到可怕，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怪兽。我这样说，并非出于一种精神虔诚的热忱。相反，我认为人们应当出于对人类的兴趣以及对自我的兴趣来获得这种感情：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那些最无知的人看见了什么。”见《思想录》，马西斯版，第29页。——原注
[15] 法文，精神的贪欲。
[16] 法文，有教养的人。
[17] 读者不妨参考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的著作《三位改革者》(Three Reformers)，此书从神学的角度对笛卡尔的错误进行了精彩的批评(译本由希德和沃德出版)。——原注
[18] 还有一些人引用“这就是我在太阳下面的位置”，却常常忘了加上一句“全部土地就是这样被开始强占的”。——原注
[19] 托·厄·休姆（T. E. Hulme, 1883—1917）的《思索》[Speculations,基根·保罗（Kegan Paul）出版社]所辑录的断章，勾勒了一种关于不连续性的重要的现代理论，它部分地受到帕斯卡尔的启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