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机遇
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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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
苏联列宁著。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局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出，人民出版社1975年单行本。《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写于1917年。全书6章。第1章，阶级社会和国家。主要阐述了国家的起源、特征和作用，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充分肯定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和意义。第2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列宁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为依据，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第3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着重论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阐述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公社式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取而代之的思想。第4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主要依据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补充说明，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5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列宁依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基本理论，深刻论述了共产主义发展与国家消亡之间的关系，强调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阐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主要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竭力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结果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现象。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咫偶闻
城镇志。 清震钧(1857—1920)撰。十卷。钧字在廷，姓瓜尔佳氏，汉名唐晏，字元素，自号涉江道人，满洲镶红旗人，长居北京。曾官知县。著有《渤海国志》等。震钧网罗北京文献，走访调查，信手条记，追溯旧事而成是书，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又有所补记。约十一万余字。按皇城、南城、东城、 北城、西城、外城东、外城西、郊坰、琐记、自叙排卷。主要内容有四：重大史事的纪实述略、典章仪礼的沿革变迁、地方故实的记录考证、名人佚事的调查记载。于清代北京的城建、名胜、交通、商业、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天灾、人祸无所不记，保存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是一部重要的城市专志。有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甘棠转舍刻本校点铅印本。顾平旦《震钧和人〈天咫偶闻〉》(载《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4)可供参考。
太上洞玄灵宝五显灵观华光本行妙经
《太上洞玄灵宝五显灵观华光本行妙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为唐宋道士所撰。一卷，收入《万历续道藏》。经文称元始天尊在大罗天中为众真演说善恶因缘，有三天境内「灵观大圣华光五大天师」誓愿救度众生。天尊于是遣金童玉女敕召灵观五大天师，分身降世，伏魔归道，济生度死。据称此灵观五大天师禀五星五炁之精，毓五方五灵之秀，可以显十种化身，降世救度群生。世人称呼其名号，念诵灵观咒，即现形虚感。天尊复称若有世间妖魔为害众生，可斋戒沐浴，建五圣坛，立三清座，拜表上章，诵经首过，恳请灵观大圣率部下降，扫荡妖氛。若遇水旱兵虫冤疾诸灾，亦可醮请大圣，即转祸为祥。
东郭记
传奇名。明孙仁孺撰。《远山堂曲品》著录。据《孟子·离娄》等篇中人物事迹敷演成剧，集齐人、陈仲子、淳于髠、王驩、绵驹等人于一台，以“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为主线。写齐人到东郭墦间乞食，归来却向妻妾吹嘘有势交贵友，酒食醉饱，结果齐王封其为上卿。淳于髠凭一张巧嘴而官拜主客卿，一日而进七士，都是齐人之辈。王驩偷盗而行贿，步步高升。陈贾、景丑等拔掉胡须扮作女人，谄媚权贵，皆受重用。作者以辛辣的笔墨，勾画了封建官僚和下流文人贿赂公行、廉耻丧尽的丑态，正所谓“做官的便是圣人，有钱的便是贤者”，批判晚明的黑暗现实。每出标目均截取《孟子》语句而成，意含幽默，在明人传奇体例中别创一格。今存明万历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明末汲古阁刊本、清文茂堂重刻本、致和堂重刻本、达观堂重刻本等。清初傅山有《齐人乞食》杂剧，熊超有同名杂剧。
大盂鼎铭文
西周康王发布的一件禁酒的行政命令。所记载的内容是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的行政命令。它的大意说:“九月,王在宗周,向盂下达命令,康王说:文王得到上天授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镇压了恶人(纣王),而有天下四方的疆土,治理着他的人民。百官们对酒实行节制,举行禁蒸等祭祀不敢饮酒,上天保佑先王统治天下。殷朝的灭亡正是由于殷边侯甸(边远的诸侯,及殷正百辟(都城中的百官)都沉湎于酒色,殷王的军队被消灭了。因此我要你以文王纯正的德性作为自己遵循的典范,要以德为纲纪,朝夕纳谏,勤于王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同时对惩罚和诉讼的事,要迅速而谨慎,从早到晚都要佐助国王治理天下。”在这篇奴隶主贵族对自己臣下的行政训事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有关职官的行政职守,以及在司法审判中应遵循的事项,尤为重要的是对“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的禁酒指令,揭示了奴隶制中央与地方的官制的内在构造,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同属一体,是极为重要的一件行政法律文献。
缁衣集传
四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2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四。《缁衣》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缁衣》分为二十三章，卷一共七章：不烦第一，咸服第二，殊心第三，民表第四，好仁第五，王言第六，禁行第七；卷二共六章：德壹第八，壹德第九，示厚第十，不劳第十一，成教第十二，忠敬第十三；卷三共五章：亲贤第十四，慎溺第十五，体会第十六，壹类第十七，好正第十八；卷四共五章：坚着第十九，德惠第二十，声成第二十一，成信第二十二，恒德第二十三。每章各证以史事二百余条，以明好恶、刑赏之道。其训释之意在于讽谏，故所采于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无不包举。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