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作者：莫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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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本书集合了八位著名汉学家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的细致分析，研究内容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跨越先秦、西汉、唐、宋、明各代，通过城濮之战、征伐匈奴、淮西之役、襄阳围城、鄱阳之战、土木之变、剿平倭寇等经典战例，呈现出经常被忽视的古代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中国游记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多体裁游记。书中语言可读性强，又富于变化，口语和文言夹杂，变幻多姿；体裁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文体，虚实掺杂，叫人读来颇觉新鲜。芥川龙之介这种别出机杼、不肯落他人窠臼的写作风格，使这本游记较少呆板的平铺直叙、风物描摹，而更多以文艺的、甚至漫画的笔法，表现中国见闻在他敏感的心中所引发的情绪和思考。著名译者施小炜经过长时间精心而传神的翻译，充分再现了原著风格，将芥川龙之介语言、体材上的变化，完美展现在译文之中。除了文学价值外，本书还保留了芥川龙之介拜访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名人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理瀹骈文
《理瀹骈文》系外治法专书。不分卷。清·吴师机撰。刊于1864年(同治2年)。原名《外治医说》,因其正文是用“骈文”形式撰成者,故改名为《理瀹骈文》,是一部以内科理法方药为理论依据,而以外治法为主要内容的临床著作。所论内容除外科病症外,更有内、妇、儿、五官等多科疾病的症治经验。内容丰富,治法多样、简便,经济有效,堪称是别具一格和有实用价值的外治全书。书中所收载的外治法,绝非出于单纯的用药经验,而是祖国医学理论在外治方面的具体应用,故在本书序言中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又说:“外治必先知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表明本书中的外治法是建立在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基础上的。但因本书是以“骈文”形式出现的,加之在内容排列上或有纲目不清,缺乏章节分类等缺点,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一度处于被埋没状态。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本书误认是专门论述膏药的方书,实际并非仅此,本书除收有多种膏药疗法外,还有敷贴法、熨法、洗法、熏法、照法、拭法、浴法、溻法、吸入法、取嚏法、灌导法、火罐法、割治等多种外治措施,充分显示了祖国医学外治法的优越性与广泛性,有的方法至今仍为临床所采用。故本书不论对临床工作或对文献整理研究,都是颇有参考价值的。今流传者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刊本,建国后有影印本出版。
玉音法事
《玉音法事》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一部道教音乐之声乐谱集，大约问世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5年）。玉音法事，原不著撰人。内载宋真宗、徽宗所制词曲，殆为北宋末或南宋人编集。原书三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赞颂类。是书为道士举行斋醮法事时歌唱赞颂之词曲范本。载有各类步虚词、奉戒颂、白鹤词、散花词、三清乐、华夏赞等等。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和卷中载赞词及其曲谱，卷下载斋醮法事及赞词。《玉音法事》上卷、中卷所载声赞使用的谱式非常独特，它既不是古琴所用的减字谱，也不是琵琶用的工尺谱，而是一种形似曲线婉蜒之状的曲线谱，亦称曲折谱，或步虚谱。只在字旁标注四声或和声，并于字下画屈曲蜿蜒符号，以示声调之抑扬转折。是一种源远流长、传播广远的中国古老的乐谱形式，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与道教音乐有密切关系。其初始至迟可追溯到汉代，《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八家歌诗篇目中即有声曲折之名。《玉音法事》共辑道曲五十首，现收入于《正统道藏》第三百三十三册。由于时代久远，且曲谱晦涩深奥，至今《玉音法事》所用之乐谱无人能识，还是一部有待破译的天书。
西升经
全称《老子西升经》。原名《西升记》。传老子西游至关,其谈论言旨,尹喜录之,纪而成书。本书援引老子哲学阐发宗教义理,是早期道教及之后《太玄经》系统的一部重要经典。二卷,计分三十九章。约成书于三世纪左右。该书的确切著作时间及撰人,均不可考。仅采摭有关史料如下:南朝梁释僧祐编《弘明集》卷一收《正诬论》引“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 《道教义枢》、《甄正论》和《昭德先生读书后志》都载关令尹喜受老子《西升经》而述之的说法,此说显系伪托。晋葛洪《神仙传》中提到此经,故此经当成书于魏晋之间,或为魏晋间道士所作。该经首称“老君西升,开道竺乾”。以老子化胡,诋抑佛教观点为引道,重在阐发老子哲学思想,论述道教义理和修养。认为“道”乃自然之根本,“气”聚合以成形体。本静在虚无。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是“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虚无章》)。强调形神合同,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二京赋
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