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的中国
作者：贺凯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 197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专门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写的，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文明从史前到1850年的漫长历程。 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选材独到，叙述精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后，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地作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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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著。1911年首次发表在《逻各斯》上。作者在这篇论文里坚持和论证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要求一种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的发展;因此,我们时代的哲学革命必须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设置基础。这种科学性哲学是建立在纯粹而且绝对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现象学才可能提供出这种知识。因此,尽管哲学一直要求成为最高尚、最严格的科学,这种自觉的意愿甚至支配着整个欧洲哲学史中的革命而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但直到现在它仍未能实现。哲学根本还不是科学。这并不表明哲学在本质上非科学。相反,任何领域中严格科学的可能性要求以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可能性为前提;只有后者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具体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基于这一信念,作者批判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因为恰恰是它们动摇了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来追求的信心。自然主义只承认物理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客观的,它要么否认理念的实在性,要么将其自然化。但是这种客观性、实在性的预设本身是理念的。历史主义同样地存在内在的矛盾。当它在证明绝对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时,在表明这种证明的基础的可能性时,它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这篇论文写于胡塞尔从《逻辑研究》(1900年)向《观念》第一卷(1913年)的现象学方法过渡期间,可以被看作胡塞尔的前先验思考方式与先验思考方式之间的连结带。
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
弗伦奇百货公司的展销柜里出现一具女尸，身份正是公司的老板娘，是两颗子弹夺去了她的性命。死者唇上只涂了一半唇膏，她的女儿也下落不明。埃勒里·奎因在死者的皮包中找到一管唇膏，里面装的竟然是高纯度的海洛因。谁是凶手？在凶杀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巨大的阴谋？
光绪拉池县丞志
打拉池县丞，设自光绪元年，全无旧志遗存。叠奉上宪议颁二十七条饬令，遵照访编，阅数月而始成。其于条目中之所未载及载而未全者，委属无从采访。是役也，乃贡生陈希魁、训导谢文俊、廪生杨希贤为编次，附生赵子绅、魏崇文、杨文舒为采访，附生陈德俊、陈祖虞、陈重德、董元辅为誊录，兹辍数言而弁帙首。
伤寒补例
清·周学海编著。成书于1905年。全书约2万字,分2卷, 17篇。上卷设伤寒难读、三阳三阴分经名义、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等论。下卷列《伤寒论》读法十四条、南北伤寒温病异治诸论。本书为补充发挥《伤寒例》而作, 故名《伤寒补例》。周氏将《伤寒例》“即病为伤寒, 伏气变为温病” 的理论, 通过对伤寒、温病、疟、痢等病证分析,结合读书临证体会, 予以阐发。认为伤寒见证, 不止仲景原文; 仲景文外,尚有伤寒证治。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 久而上越, 阳气不得安窟, 乃始发病, 或加上焦新感, 则其发愈暴。故治伤寒, 必察下焦元气之虚实寒热。提出伤寒辨证应分为: ①初起本证治法; ②初起兼证治法; ③日久化寒并误治化寒证治; ④日久化热并误治化热证治。其诊伤寒, 不拘于六经辨证,为外感热病的临床辨证开辟了新途径。本书包含在《周氏医学丛书》中,1910年福慧双修馆刻印。193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中国医学大成》, 有本书单行本。
梅尧臣传
古代作家传记。朱东润著。中华书局1979年5月出版。全书共分9章。循着诗人的创作道路,展示了从宋真宗到宋仁宗几乎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貌。如景祐三年(1036)发生了宰相吕夷简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的斗争,并以范仲淹的被贬告终。时为池州建德县小吏的梅氏把自己的爱憎诉诸笔端,写下了《彼䴕吟》、《灵乌赋》、《猛虎行》等诗篇,把范仲淹比作为老树除去蠧虫的啄木鸟和告人吉凶的灵乌,而以嗜血成性的猛虎隐喻吕夷简。其后如庆历四年(1044)御史中丞王拱辰和集贤校理苏舜钦之间的斗争,皇祐三年(1051)宰相文彦博和御史唐介之间的斗争,梅尧臣都因职位低微而没被直接牵扯进去,但却以自己的诗作表明了自己爱憎分明的立场抉择。《梅尧臣传》通过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将诗人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还以传主梅尧臣为中心,用大量笔墨刻画了一代诗坛的风貌。宋初以“缀风月,弄花草”为能事的西昆派诗垄断诗坛近半个世纪。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诸人最初在西昆派的卵翼下从事诗歌创作,由于梅尧臣少年时期曾有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遇等原因,他首先把农民的生活引入诗中,写出了《田家》、《观理稼》等明显背叛西昆体的诗篇。其后在嘉祐二年(1057)的考试中,由于欧、梅的擢拔,出现了新一代诗人苏轼,确立了宋诗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该书以梅尧臣为中心,展示了从钱惟演到苏轼这三代人的师承关系,也揭示了宋诗流变的过程。
春秋经解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