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讲 外国投资
一些人称自由经济计划为消极的计划。他们说：“你们自由主义者到底想要什么？你们反对计划经济、政府干预、通货膨胀、工会暴力、保护性关税……你们对所有的事都说不！”
原文使用的“liberal”不是当代美国常见的“自由派”，即“左派”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且肤浅的陈词滥调。我们当然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去设想自由主义计划。如果一个人说“我抵制审查制度”，那么他并不消极；他支持作者拒绝政府插手而自行决定出版什么的权利。这不是消极主义，这正是自由。当然，在谈到经济制度时，我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一术语，它指的是古老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
今天，各国生活标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大多数人对此心怀不满。两百年前，大英帝国的情形比今天的印度差得远。但是，1750年的英国可不称自己“不发达”或者“落后”，因为并没有经济状况更好的国家与它相比较。如今，所有没有达到美国平均生活水准的人都认为自身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许多国家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向所谓的发达国家或者“过度发达国家”要求援助。
让我来解释一下问题所在！造成所谓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同类劳动的平均收入比一些西欧国家、加拿大、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平均收入要低。如果我们试图寻找原因，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工人或者其他劳动者的素质更差。北美的一些工人群体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他们比别人更强，也就是说，他们因自身价值才挣到了比他国工人更高的工资。
如果美国工人能去别国看看（比如意大利，许多美国工人来自那里），他们就能发现，并非他个人素质出众，而是这个国家的状况，使他有可能挣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一个人从西西里岛移民到美国，他就很快会挣到美国普通水平的工资。但是，如果他返回西西里岛，他就会发现美国之行并没有赋予他什么个人能力来让他在西西里岛获得比与其相似的同胞更高的收入。
我们也不能假设只有美国之外的企业家才能低人一等来解释这种经济状况。虽然事实上，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和亚洲的某些地区之外，工厂中所使用的设备和科技方法，大体而言比美国差些，但是这不能归咎于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不重视。他们很清楚美国和加拿大有好得多的设备。他们知道一切应当知道的技术问题，即使他们真不知道，他们也有机会从传播这类知识的教科书或者技术杂志上学到这些必备知识。
重申一次，这种（生活水平）差异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素质低下或者企业家不重视。差距是资本的供给，即可使用的资本商品的数量。换句话说，在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投资额比发展中国家要多。
一个商人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工资，不可能多于工人为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不可能多于消费者打算为这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所支付的价格。如果支付更多，他从消费者那里的所得就不能覆盖支出，就会产生亏损。正如我反复强调且众所周知的，如果一个商人产生亏损，他就会改变运营模式，要不就会破产。
经济学家描述这种状况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工资范围由一个人的工作为产品所增加的价值额决定。如果一个人使用更好或者更有效率的工具，那么他在一个小时内生产的产品要比同样时间内用较差的工具工作的人多得多。显然，在配备了最先进工具和机器的美国鞋厂里工作的100个工人，比不得不使用过时的工具和老套生产工艺的印度工厂中的100个工人，在同样时间内，可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老板很清楚更好的工具会让企业更有利可图。他们很乐意建造更多、更好的工厂。唯一的阻碍是资本短缺。较不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个时间函数：英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早开始储蓄，更早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正因为启动更早，当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生活水平仍较差时，英国就拥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准。逐渐地，其他国家都开始研究英国的情况，而它们不难发现英国致富的原因，因此纷纷起而效之。
其他国家起步晚，而且英国并没有停止资本投资，因此其他国家与英国相比仍有巨大差距。但是，有件事导致英国丧失了原有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发生了一件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不仅仅涉及某个单独国家的历史。这就是19世纪外国投资的发展。1817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仍然认为资本天经地义地只能在一国之内进行投资，资本家不应该试图投资国外。但是几十年后，资本投资开始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资本投资，那么比大英帝国落后的那些国家，必须以英国18世纪初中期所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起步，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试图模仿英国之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就会始终远远落后于英国经济所拥有的技术水平。
那么，这些国家将花费许多年来才达到英国在100年前或更早就已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但是，外国投资这一伟大的事件帮助了所有这些国家。
外国投资意味着英国资本家将英国的资本投资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首先投资的是一些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英国人眼里既缺钱又落后。众所周知，欧洲大部分国家和美国的铁路是在英国资本的帮助下建成的。在阿根廷也同样如此。
以前欧洲所有城市的煤气公司都是英国的。1870年中期，一位英国作家兼诗人批评了他的同胞。他说：“英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古老的活力，再没有新的思想了。英国再也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或者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了。”但是，伟大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回答说：“看看欧洲大陆。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亮着灯，因为有英国煤气公司提供煤气。”当然，煤气灯对我们而言似乎处于很“遥远的”年代。斯宾塞更进一步回应这位英国批评家，他补充道：“你说德国人远远领先于大英帝国。但是，看看德国。如果英国煤气公司没有侵入德国并照亮这些街道，那么即使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德意志精神的首都，也将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同样，英国资本发展了美国的铁路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当然，既然一国引进资本，其贸易平衡就被那些伪经济学家们称为“不良”。这意味着进口远大于出口。贸易平衡被认为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美国）的原因竟然是，英国的工厂为美国送去了各种各样的设备，而这些设备无须花钱购买，只需折算成美国公司的股份。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
美国一开始得到英国资本的扶持，后来在它自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策帮助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自身的经济体系，美国人开始回购那些以前卖给外国人的股票。这样美国的出口就超过了进口。差额就是美国人从外国人那里收购美国公司普通股票的价款——有人称之为“遣返”（repatriation）。
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发生的事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美国对参战国的补助金：放贷、美国在欧洲的投资、租借、国际援助、马歇尔计划、运往海外的粮食和其他援助。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有时候觉得有外国资本在自己的国家里运作是一件很丢人、很羞愧的事。但你必须认识到，除了英国，在所有的国家中，外国投资都在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如果我说外国投资是19世纪发生的最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那么你应该想到，若没有外国投资，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亚洲所有的铁路、海港、工厂和矿场，还有苏伊士运河和许多西半球的东西，如果没有外国投资，根本就不可能被建造出来。
只有人们能够认为外国投资不会被强制征收时，它才会存在。如果他事先知道有人会没收他的投资，就没有人会进行任何投资。在外国投资兴起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没有没收国际资产的问题。最初，一些国家对外国资本显示出某种敌意，不过大多意识到了它们从这些外国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在有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并不直接由外国资本家投资，而是间接地借贷给外国政府，然后政府用这些钱投资，比如俄罗斯。出于纯粹的政治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里，法国投资了俄罗斯200亿金法郎，主要借贷给俄罗斯政府。俄罗斯政府所有伟大的事业——例如连接乌拉尔山两侧的俄罗斯国土、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太平洋的铁路，几乎都是由外国政府借贷给俄罗斯的资金修建的。你知道，法国政府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俄罗斯会有一个新的政府上台，并且直截了当宣布它不会为前任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债务买单。
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段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发动了针对外国投资的公开战争。既然没有阻止政府没收投资的救济制度，那么实际上，当今世界就没有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资本家们并没有预见这一点，如果那些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所有的外国投资四五十年前就会终结。但是，资本家们不相信有哪个国家会如此不道德，不承认自己的债务，没收、查抄外国资本。正因为这些举动，世界经济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19世纪外国投资促进世界各个方面（如现代运输工具、制造业、矿业和农业）发展的伟大时代的终结，进入了一个政府和政党都认为外国投资者是剥削者，应该被驱逐出国的新时代。
俄罗斯并不是持反资本主义态度的唯一国家。请记住，比如，墨西哥没收美国的油田，而且在这个国家（阿根廷）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无须我废话。
现今世界的状况，由没收外国投资的体系创立，包括直接没收，以及通过外汇管制或税收歧视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没收。这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
以这些国家中最大的印度为例。在英国的制度下，英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被投资到印度。因为投资关系，英国出口到印度的别的东西也不能不被提及，英国给印度带来了抵抗传染病的现代方式。这导致了印度人口的惊人增长，相应地增加了这个国家的麻烦。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印度转而将没收作为一种应对之策。但这不全是直接没收。印度政府骚扰外国资本家，限制他们的投资，以致这些外国资本家被迫售出资产。
当然，印度原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积累资本，即本国的资本积累。然而，印度对本国的资本积累也是一样痛恨。印度政府宣称想实现工业化，但实际想要的是建立公有制的企业。
几年前，著名的政治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版了一部演讲集，其目的是想让印度对外国投资更具有吸引力。印度政府在外国资本投资之前并不反对它们。只有在它们投资之后，这种仇恨才会滋生起来。在这本书里，我引用了书中话，尼赫鲁说：“当然，我们想要公有制，但是我们并不反对私营企业。我们想以各种方法鼓励私营企业。我们向那些对我们国家投资的企业家承诺，十年之内，我们不会对他们进行没收或者公有化，甚至这个期限可能会更长。”他把这当成一个欢迎来印度的邀请函。
你们知道，国内资本的积累也存在问题。现今所有国家都对公司课以重税。实际上，公司承担双重税负。首先，公司的利润会被收取重税；然后，公司付给股东们的红利会再次被收税。而且是以累进的方式征税。
对收入和利润征收累进税，意味着正是那些人们本可用以储蓄或者投资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了。以美国为例。几年之前，有一种“超额利润税”，每赚得1美元，公司只能留下18美分。当这18美分支付给股东们时，那些拥有大量股份的股东必须另外缴纳60%、80%或者更多的税。结果是，1美元的盈利只能留下大约7美分，剩下的93美分都交给了政府。在这93%的税收中，大部分本来可以用作储蓄或者投资，但是被政府拿去用于经常性支出。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我想我已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并不值得其他国家效仿。这个政策实在太糟糕，简直是疯了。我唯一想说的是，富国相比穷国能承受更多的糟糕政策。在美国，尽管有各种名目的税收，但每年还是有增加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而且生活水平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但在其他国家，这种问题已十分危急。这些国家没有国民储蓄，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国民储蓄，因为这些国家公开对外国投资持有敌意，来自外国的资本投资明显减少。如果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那么它们怎么谈得上工业化，谈得上开设新厂、改善境遇、提高生活水平、享有更高的工资和拥有更好的交通工具的必然性呢？它们的政策所真正实现的是阻止或者减缓国内资本的积累并阻碍外国资本的进入。
最后的结果当然非常不妙。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信心丧失，而且现今世界对外国投资越来越不信任。即使有国家考虑立即改变政策，并且实现所有可能的承诺，这也未见得会再次激励外国资本家来投资。
当然，有办法避免这种后果。人们可以制定一些国际法规，而不仅仅是协议，这样外国投资就可从国内司法管辖权下逃出生天。这是联合国该做的事。但是，联合国仅仅是进行无谓争论的聚会场所。意识到外国投资的巨大作用，意识到仅是外国投资就可以改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人们可以尝试从国际立法的角度来做一些事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因为现在的情况并非无可救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想让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美国一样，这是能够办到的。唯一的问题是，必须认识到如何实现。
要使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一样繁荣，唯一缺少的只是一样东西，即资本，当然还有在市场约束而不是政府约束下使用资本的自由。那些国家必须积累国内资本，而且必须使外国资本流入本国成为可能。
就发展国民储蓄来说，我有必要再次指出，民众的国内储蓄的前提是有稳定的货币单位。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
美国企业的大部分资本归工人自己和其他收入一般的人所有。数十亿的储蓄、债券、保险在这些企业中运作。在当今美国的金融市场上，保险公司取代了银行，成为最大借款人。保险公司的钱来自被保险人的财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经济意义上的）。实际上，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保险。
世界经济趋于平等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而只有增加资本投资和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实现。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我没有提到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首要方法。我所指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关税和外汇管控的的确确意味着阻止资本进入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唯一可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方法，就是拥有更多的资本。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是将投资从商事活动的一个分支转向另一个分支。
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并不能为一国带来资本的增加。新建工厂需要资本。改良现有的工厂也需要资本，而不是关税。
我不想讨论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问题。我希望你们的大多数教科书能以正确的方式阐述。保护主义并不能使一国的经济状况变好。同样不能对经济状况有所贡献的是工会组织。如果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如果工资低，如果打工者看到或有从书中读到，抑或在电影中发现普通美国家庭奢享所有的现代舒适，那么他可能会嫉妒。他完全有权利说：“我们应该拥有同样的东西。”但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增加资本。
工会用暴力抵制企业家们和那些他们称为破坏罢工的人。工会尽管手握权力，使用暴力，但不能持续提高所有打工者的工资。同样无效的是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工会最终带来的（如果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工资的话）将是永久性的、持续性的失业。
最具决定性的观点是，人们必须意识到，一国制定的意在提高生活水平的所有政策必须直接指向增加人均投资资本。尽管美国有很多坏政策，但美国的单位资本的投资率仍在增加。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也同样如此。很不幸的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人均投资资本却在减少。
我们每天都在报纸上读到世界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大概每年增加4500万人或者更多。这样下去，结果会是什么呢？别忘了我提到的大英帝国。1750年的英国人认为，600万人口生活在不列颠岛国就是可怕的人口过剩，会带来饥饿和瘟疫。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英国小岛上住着5000万人，而且生活水平之高，与1750年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所谓“工业化”的效果，而这个词远不足以描述它。
英国的进步在于提高人均投资资本。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只有一个方法能使一国繁荣：如果你增加了资本，你就增加了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结果是实际工资会上涨。
如果世界没有移民限制，那么全世界的工资水平会趋于一致。如果今天没有移民限制，那么大概每年有2000万人想要移民美国，以挣更多薪水。这种流入会降低美国的工资，而提高其他国家的工资。
我没有时间来讨论移民限制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方式也可使全世界的工资水平趋于一致，可弥补无法自由移民的缺憾，那就是资本的移民。资本家们喜欢向那些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合理的国家转移。他们带着资本进入那些国家，也带来了提高工资率的趋势。过去如此，将来同样也会如此。
当英国资本首次对外投资时，比如奥地利或玻利维亚，那里的工资远远低于大不列颠。但在这些国家中增加的投资带来了提高工资的趋势，并扩散到全世界。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联合水果公司搬到了危地马拉，带来了提高工资的普遍趋势。联合水果公司提高了当地人的工资，其他老板也不得不提高工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那些“欠发达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
我完全赞同工会所说的“必须提高生活水平”。不久之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一位教授说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为什么世上的人还要如此辛苦工作？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我不怀疑那个教授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一切。但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还有许多美国人，他们希望而且应当有更好的生活水平。
在美国之外——拉丁美洲，尤其是亚洲和非洲，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状况得到改善。更高的生活水平也会带来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文明水平。
因此，我完全同意提高全球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但我不同意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什么措施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不是保护主义，不是干预主义，不是计划经济，当然也不是工会的暴力（委婉地称之为集体谈判，实际上是在枪口下谈判）。
在我看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条路！这是一种缓缓而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太慢了。但没有通往人间天堂的捷径。它需要时间，人们必须努力工作。然而，它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费时，最终平等化就会到来。
大约1840年，在德国西部的斯瓦比亚和福腾堡（这是当时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人们说：“我们永远无法达到英国的水平，英国人领先起跑，他们就将永远领先我们。”但30年后，英国人说：“我们受不了德国人的竞争，必须想办法来对付。”当然，到了那个时候，德国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甚至已接近英国的水平。而今天，德国的人均收入已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了。
在欧洲的中部有个小国瑞士，天生资源贫乏，没有煤矿，没有矿产，也没有自然资源。但是该国的民众，一两百年以来一直奉行资本主义政策。瑞士已发展成了欧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且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我不认为阿根廷这样人口和面积都远超瑞士的国家如果坚持实施良好的政策，过些年不能达到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就像我所强调的，必须是良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