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讲 超越商业周期
大约在19世纪末，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信贷扩张有问题时，这个政策的捍卫者发现了一个新理由。他们宣称，信贷扩张在没有以金本位制为媒介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联系的孤立国家可以奏效。废除金本位制并建立与黄金无关的通货体系或法币体系，就有可能扩张信用，降低利率，让该国永远繁荣。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美国进口谷物损害的德国地主显然持这种态度。然而，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金本位制，而不是他们贫瘠的土地和低下的亩产。他们说，如果不是金本位制，他们就能享受低利率和繁荣了。
意大利财政部部长在声称需要召开银行界会议时，明显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些观念导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英国政府建议成立一家国际银行，并且为了创造有利于“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公众舆论，发行了由凯恩斯爵士执笔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英国宣传部门在国内分发，宣称信用扩张是最可取的事。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信用扩张在各个国家已带来了“将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而现在有必要在国际范围推行。他们需要一种国际货币单位。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一份文件，成员国组成了一个机构、一个理事会，等等，但是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没做成。从一开始，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无用的。
为什么信用不能在国际基础上扩张？信用扩张失败不是因为它只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因为不可能以纸币来代替不存在的资本品。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扩张所需的是更多的资本品、更多的先前储蓄。的确，过去单独某国的信用扩张之所以告终，是因为扩张的速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但这种扩张不管怎样都会结束。
国际银行不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应当在短期内从信用扩张中获利？”假如存在一个中央银行（我们假设忘掉了所有的政治性敌对），这样的一个国际银行要能增加可得的信贷数量，要么是加印纸钞，要么以支票货币来给予额外的银行信贷。然而，出现的问题无解——向谁提供这种新信贷和“廉价货币”？我们假设全部增量都贷给了某个国家。该国将享受最初的繁荣。该国的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货币，并将他们想买的东西的价格抬高。他们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货币，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从那些还未进行信贷扩张调整的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最初得到新增货币的国家将成为赢家，而其他国家会变成输家。其他国家仍然以原来的价格销售，但它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新价格来购买。
要问的问题是：“谁将得到贷款？新增的货币将怎样分配？”每个国家集团都会提议一种分配制度。远东国家将会赞成按照人口来分配。发达国家将建议按照年度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来分配。因此，这些计划都没什么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了世界政策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其唯一的价值就是占据了华盛顿的办公场所。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无用功，但是，信用扩张的捍卫者，也即不相信萧条的根源在于之前信用扩张的那些人，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反周期措施，以求将萧条的程度减到最少。考虑到萧条不可避免，他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让萧条尽可能平缓温和。他们的想法是，周期源于商业，或者源于自由放任，而政府应当以反周期计划来干预，使其变得温和。但事实与之相反。反周期措施的观念认为，当存在危机时，商业经营困难，失业就会出现。于是，政府应当以公共工程来介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委员会成员们相信自己发现的是什么新东西，但这毫不新鲜。
繁荣走到尽头的原因是，生产要素被不当投资。在萧条时，社会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就是不当投资的表现，因为判断上的失误是过去犯下的。解决之道是让工资和价格下跌，直到情况得以恢复。然而，有人建议政府以公共工程来介入。但生产要素为私人工程所需，政府为什么要拿走？所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应当在繁荣时期限制开支，而在萧条到来时启动重大工程。这些报告总是相当幼稚地说，应该有许多由技术专家详尽设计好的工程“备而待用”。一旦危机出现，政府就应该拿出这些工程开始运作。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以个人的情形来类比整个国家的基础上。某个人行事谨慎，通过储蓄来未雨绸缪，他或许意识到，他虽然现在发达，但要牢记做生意不会永远成功。当困难的日子到来时，如果他想消费，他就必须将储备之物出售给需要之人。
如果预期有公共工程计划，那么政府应该怎样处理税收？它应当事先囤积钱财吗？它应当以税收的方式从经济体系中提取资金，从而平衡信用扩张吗？公共工程的鼓吹者们觉得，政府应该在扩张期间抑制开支，囤积钱财，然后在萧条到来时支出这些钱，以制造新的通货膨胀。他们推理说，这样做或许能把繁荣延长数周。但经济体系也有可能不肯合作，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陷入失败，像罗斯福新政早期那样。
另一种建议是政府不要囤积钱财，而是贮藏生产手段，比如机器、工具和原材料。这意味着，在繁荣期间，政府会作为机器、工具和原材料的买家出现在市场上，让繁荣更加繁荣。
瑞典夸口说，自己通过采取反周期政策，已经解决了萧条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瑞典的情况相当特殊。瑞典出口的恰恰是德国为重整军备需要消费的东西，比如铁、木材、机械等。瑞典在这场重整军备的繁荣中的形势，类似于匹兹堡或百老汇的娱乐部门如果成为独立国家而在战争中所享有的繁荣。它们能够销售钢铁，能够为士兵和军工厂提供娱乐，可以享受繁荣的好处而不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可以成为西半球最为繁荣的部门。这就是瑞典的情况。这并非得益于其出色的政策。于是，当战争结束时，瑞典因中立而领先于全世界。你知道，如果希特勒入侵瑞典，那就完全不同了。瑞典的一位经济学家被任命为欧洲重建计划的领导人，这成了相当糟糕的实验。
没有信用扩张就不可能有泡沫式繁荣，而信用扩张必然导致大灾难。当繁荣结束而萧条开始时，人们的心理可能会让萧条比原来的情况持续更长的时间。（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之所以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工会不肯接受工资率任何实质性的降低。这一繁荣的重要成本因素保持了多年，只能靠一场新的通货膨胀来弥补。）这种繁荣是幻觉：它基于我们比实际情况更富裕的假设。这场繁荣启动了本不应该执行的项目。萧条意味着重新调整，使其适应真实的事态。在萧条中，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挽救繁荣中能留下的东西。萧条必须持续到通过新的储蓄积累了足够资本，能让尽量多的繁荣期开业的企业继续经营。萧条并不意味着该国的贫困。实际上，比起之前的繁荣，萧条反映了一幅更为准确的画面。但是，由于萧条、价格下跌和生产减少所导致的心理因素和政治状况，萧条可能远比重建之前的状况严重得多。
商业周期的文献，特别是早期的资料，以施虐的快感来详尽描述萧条的各种现象，有时候出现矛盾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萧条是在回到现实，并试图尽力纠正之前繁荣所产生的缺陷。
19世纪，繁荣和萧条几乎会定期重现。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周期”。一旦状况恢复正常，民众和政府就要求新一轮信用扩张，于是繁荣再度开始。
人们开始认为，商业周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贸易现象，他们开始研究周期的长度。估算周期长度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些稀奇古怪。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宣称商业周期的长度是11年，这种观点不是源于社会和人类的事件，而是源于天文事件。因为太阳黑子理论发展出来了。这样的理论纯粹是臆测。首先，周期不是11年。其次，即使周期真是11年，为什么可以根据自然、气候、土地肥力和其他条件自我调节的商业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并根据太阳黑子来调整自身的行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商业周期与太阳黑子同步。
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了某种规律性，感觉到商业周期是现代银行和货币系统引起的新发展。然而，商业周期不可避免吗？如果资本主义继续下去，那么以后这种现象是否会如以前那样盛行？人的行为科学不应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商业周期源自人的行为——信用扩张。如果这种知识普及了，还会有商业周期吗？当然不会！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信用扩张导致了随之而来的萧条，政府和民众就很可能明白信用扩张并非有利，从而停止扩张。
另外，我们假设政府和公众舆论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有时仍然顽固地坚持信用扩张政策。那么，难道各个商人对信用扩张的反应不是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吗？尽管有政府的刺激，难道商业本身不会做出调整，从而使其更为稳定吗？假设政府开始信用扩张，而商人感觉这么做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相对谨慎，而不是一有可能就扩张业务。这个念头并非那么不切实际，别忘了罗斯福新政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新政要的是繁荣而绝非萧条。他们打算启动信用扩张后就停止。但商人意识到，一旦自己开始扩张，政府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们没有落入圈套。
这让我想到，自1780年以来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周期可能会永久消失。因此，认为商业周期属于市场经济，并且只要有市场经济，商业周期就不会消失的说法可能是错误的。首先，商业周期不是一种市场现象，而是一种插入市场经济之中的信用扩张现象。因为政府和公众舆论相信，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不能产生足够的桥梁和财富。他们相信自己发现了“把石头变为面包”的方法。我可以说，商业周期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人的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的证据之一。
将繁荣描述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之间的失调的说法错在哪里？企图将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归咎于商业生产失调的那些人指出，存在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当一种新发明（比如冰箱）上市时，每个人都想购买，该特定产业就会繁荣并扩张。但是，他们问道，在每个人都买了一台新冰箱后，该产业又怎能继续扩张呢？他们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事项，比如建筑业等。在需要这些耐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人都购买以后，需求就会跌落，于是萧条发生。这种想法其实是荒唐的，因为经济扩张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
关于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这样解释“失调”。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购买新产品，之后变得越来越多。当最后一批人购买时，购买早期产品的人就需要更换了。商人不会那么愚蠢地说，过去生意好，以后的生意也必然好。一个人在开展新业务时，会自问是否现在已有了足够多的工厂。经商的人并非傻瓜。这解释了不同产业之间的适当比例，比如，为什么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的面包数量大于棺材的数量。这就是为何产业规模会根据其产品寿命来调整。我们不需要政府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生产过剩了。单个商人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于是此人可能会破产。可能他在冰箱产业需要增加生产的时候增加了汽车产业的生产。他导致了汽车生产过剩，而冰箱生产不足。每天都有一些生意赚钱，有一些生意亏损。这意味着，某些企业人员冗余，某些企业人手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普遍繁荣只可能由信用扩张所固有的错觉引发。
把危机解释为与商人的错误和不足相关的所有企图都是错误的，他们未能考虑到这样的错误会相互抵消。如果某个产业部门犯下了过度扩张的错误，那么其他部门必然存在生产不足和生意兴隆。只有普遍的信用扩张能导致繁荣。
商业的问题就在于，商人看不到全局，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此注定会犯错误，这是无政府生产状态的观念。亚当·斯密和其他人在其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无政府生产状态的观念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使没有独裁者告诉人们怎样做，经济体系中也存在一种趋势，即确切告诉各个产业部门消费者所需的资本、劳动和产品的数量。那些猜测正确的人会盈利，犯错的人则产生亏损。其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最终控制会落入那些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中。
如果政府通过对产品征税，试图消除利润、没收利润，这些税收就会阻止伴随利润而来的后果，市场机制就会遭到明显削弱。结果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趋势，制度也陷入僵化。
举个例子，我们设想有一家百货商场，这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多年以前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会阻止这家老百货商场变得死板、保守和官僚主义。如果创建者的孙辈在经营这家商场时缺乏效率，其他小商店很快就会赚钱，它们只会消耗部分利润，将剩下的用来投资。一段时间后，老商场的生意就会萎缩，直到它被新来者兼并，或被卖给新的管理者。于是，某家小商店将成为大商场。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现代税收阻止新来者将更多资金用于再投资。政府并没有以法律或官方的形式歧视新来者。如果新来者的盈利为25万美元，那么他缴的税与盈利为25万美元的老企业一样多。但是，在新来者能够建立大商场之前，未来的商业资本就被税征走了。因此，老商场得到了某种保护，它不必那么积极地与具有天赋的新来者竞争，它可能会变得满不在乎。这样的状况让新来者难以挑战既有企业，即“既得利益者”。人们认为，这种税法极为先进，但实际上极为保守，有利于现有结构，不利于新来者，会导致僵化的局面。但是，这与我们的主题——信用扩张——无关。不过，如果有信用扩张，那么银行更乐意借钱给老企业而不是新企业。这也意味着现存结构趋于固化。
我想谈谈银行与信用扩张的联系。我们绝不要混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除了都是由同一个人（银行家）在做生意之外，这两种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一种情况是，银行家将他自己的钱贷给别人，这种人是放贷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信用扩张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银行家贷出的是他人的钱。接受客户的存款并贷出这些货币的银行家是一家储蓄银行，是中介机构。这家银行或许也会创造信用媒介，即银行券，并将其贷出去，通常以其客户的支票账户发放贷款。由于这两种银行业的功能——贷出客户的存款和贷出信用媒介——通常与同样的企业相关，因而控制了信用媒介事务的政府就控制了整个借贷业务。这给予政府极大的权力。如果政府从不干预银行，所有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发生。
支持政府干预银行券和支票货币发行的人宣称“银行业的自由贸易就是欺诈的自由贸易”，以此来为政府的政策背书。他们说，必须保护贫穷、无知的人免受劣质银行券之害。但是，如果政府没有宣布银行券为法币，那么没有人会被迫使用银行券。19世纪中期的德国文献认为，确有必要保护贫穷的德国人不受银行的损害。但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将马克贬值。1914年，1美元等于4.2马克；到1923年，1美元等于42亿马克。现在该国的状况没有那么糟糕，但仍然比较差劲。政府对货币与银行的干预使得政府有了贬值货币的至上权力。与当初将这种权力授予政府时的理由和承诺相比，现在的结果简直不可想象。有什么事比人们手中的钱在日益缩水更糟糕的事呢？
凯恩斯爵士称金本位制为“野蛮的遗迹”。许多书上说，政府必须干预，因为金本位制失败了。但是，金本位制没有失败！政府宣布持有黄金为非法，由此废除了金本位制。但是，所有国际贸易都是以黄金计算的。这不是因为黄金是黄色且沉甸甸的，而是因为黄金本身能使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决定权独立于政府与政党观念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实施不是靠政府的命令进行的，而是由个人自发完成的。这同样要求货币，即交换媒介，独立于政治影响。不然的话，未来就只会是各种政府货币和信用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要避免如此，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的奇迹绝无可能，我们不可能靠信用扩张来改善人们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