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儒·凡尔纳的以格兰特船长及其儿女为主线的著名三部曲的第二部。尼摩船长是“鹦鹉螺号”潜水艇的发明者。他在海底进行巨大的科研工作。但这并非他的唯一目的。他同时在海洋深处寻找自由和躲避他的政敌。他把在洋底发现的宝贵财富赠给被压迫并为真正的生存而斗争的人们。和尼摩船长同游海底的还有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最后到达挪威港口。《海底两万里》的故事是由阿龙纳斯讲述的。这部名著使读者对奇妙的海底世界罕见的海生动植物等等，有所了解，而且由于叙述生动，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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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玄变经

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玄变经。撰人不详，约出於东晋。系早期上清派重要经典。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正一部。《真诰》提到“紫度炎光，夜照神烛”“流金之铃”等，《云笈七签》卷9释《紫度炎光神玄变经》，该经为六朝上清经。述坐观洞想、佩流金火铃之符以存想诵咒、诵五方神烛颂、服五帝通光灵符、炼制外丹、餐霞咽液诸法。

林徽因书信集

林徽因作为深受大众喜爱的民国才女，其情感经历、文采才干与绝代风华都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这本书是林徽因一生书信的收录总集。不仅收录了林徽因写给胡适、金岳霖、沈从文、梁思成等的信件，更增添了部分首次面世的手稿。读者不仅能随着书信的文字真切感受作者当时的内心与生活，还可以在阅读中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状态以及当时真实的历史面貌。

中国史纲要

史学著作，雷海宗著。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地理与史前时代、殷商政治与文化(公元前1300-前1027年)、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公元前1027-前771年)、成周封建帝国之极盛(公元前1027-前771年)、成周宗教等。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筹办夷务始末选辑补编

合三书选录而成：一为“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选录”、二为“英国档选录”、三为“美国档选录”；所选係自清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十一年有关台湾史料，同为前编第二○三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之补遗，因名“补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有“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及“四国新档”两书，前一书为新编史料，原由已故蒋廷黻先生于民国十九年选自北平大高殿所藏清代军机处档案，近代史研究所今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ingFoirbank）所存选抄本取其七百零八件编印成书；后一书係咸丰九年清廷军机大臣奉旨纂辑，就咸丰朝军机处档案分编“英国档”二十卷、“法国档”二卷、“美国档”四卷及“俄国档”二十卷，与后来成书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较，约有十分之四为后书沂未收。本书所选，前者主要为关于道光年间中、英鸦片战争一役所谓“台湾杀俘”事件，次为咸丰年间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及北京条约后台湾开港问题交涉事；后者在“英国档”为道光三十年及咸丰八年至九年间英人欲在台湾购煤及迳往贸易等事，在“美国档”全属咸丰九年换约后美人请在潮州与台湾两地先行互市交涉文件（“法国档”与“俄国档”或已见前编“筹办夷务始末选辑”、或并无有关台湾史料，因无选辑）。

空之探究

释印顺，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的高度重视。“我在『中观今论』中说：「在师友中，我是被看作研究三论或空宗的」。我「对于空宗根本大义，确有广泛的同情」，但「我不能属于空宗的任何学派」。问题是：我读书不求甚解，泛而不专，是不适于专宏一宗，或深入而光大某一宗的。还有，面对现实的佛教，总觉得与佛法有一段距离。我的发心修学，只是对佛法的一点真诚，希望从印度传来的三藏中，理解出行持与义解的根源与流变，把握更纯正的，更少为了适应而天(神)化、俗化的佛法。这是从写作以来，不敢忘失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