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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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忧郁

巴黎的忧郁

《巴黎的忧郁》于波德莱尔身后出版,集结了诗人生前在完整构思下创作的五十首诗作,以散文诗的形式对现代社会图景进行了抽象化与艺术化的处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波德莱尔创造了“poème en prose”一词,为长期存在但声音微弱的反传统韵律与拆解诗歌的尝试正名,被誉为散文诗的鼻祖。《巴黎的忧郁》以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颠覆了同时代诗歌中的韵律与结构,借由感官化、意识流的形式,将个体意识与十九世纪的巴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诗人直言,这是“另一本《恶之花》,但更加自由、细腻、辛辣”。

斗南老人集

斗南老人集

六卷。明胡奎撰。胡奎,字虚白,浙江海宁人,生卒年不详。胡奎尝游贡师泰之门。明初以儒学征,授宁王府教授。著有《斗南老人集》六卷。此集为永乐年间宁藩刻本,共六卷。前有宁王朱权序,说明胡奎号斗南老人的缘由,称“其晚年泊舟江西鄱阳(今波阳)望湖亭,见石刻苏东坡‘黑云堆墨未遮山’诗,次韵和之书于壁上。忽见一叟来诵其诗,曰: ‘子非斗南老人耶?’因以自号。”显然是夸张之辞,其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吾乡云东逸史曾手录其稿,旧藏项氏天籁阁,后为华山马思赞所藏。而今世所传胡奎集皆出天籁阁钞本仅有四卷。前有项元汴题识,而无宁王原序,显然不是足本。昆山徐氏传是楼又从原刻影钞,分为六卷,辑录诗一千九百余首。其诗不事雕饰,往往自然之致,在诸体诗作中,乐府、七绝较优,绝句《道士吟》“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东风不放拳,只待杜鹃啼血后,展开凤尾始朝天”。语言流畅活泼,富有情趣。但其诗也时有摹拟未化的弱点。朱彝尊评论说:“其诗功力既深,格调未免太熟,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其言诚不为过。四库已存目。

房中炼己捷要

房中炼己捷要

明·朱权撰。该书所撰年月、内容欠详。现存《房术奇书》后附本书“序”及“五字妙诀”。即存者、缩者、抽者、吸者、闭者等5种房中术的交媾方法与气功修炼术式。对明清房中思想影响甚大。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

笔记小说集。清纪昀作。昀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间陆续写成《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杂录》五种,嘉庆五年始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定名为《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共二十四卷。内容多写鬼怪神异故事,间杂考辨,于宋代道学时有排击;有许多封建道德说教。在体裁上极力模仿晋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在当时文坛影响很大。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和中华图书馆石印本等。近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东北史纲

东北史纲

史学专著。傅斯年等编。1册。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发行。第一卷,古代东北部分,由远古到隋代以前时期。内容含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燕秦汉与东北、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汉晋间之东北大事。“九一八”后,感时之作,论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驳斥帝国主义御用文人对东北史的歪曲。《东北史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萧一山撰《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但因印刷延误,违背当局的对外妥协政策而未获出版。目前,方壮猷,徐中舒所撰二,三卷可能已经失传,蒋廷黻所撰第五卷部分留存。

出定后语

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著,是一部批判佛教经典的著作。写于1744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13章,依次是:教起前后、经说异同、如是我闻、须弥诸天世界、三藏阿毗昙修多罗伽陀、九部十二部方等乘、涅槃华严二喻、神通、地位、七佛三祗、言有三物、八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下卷12章,依次是:戒、室娶、肉食、有宗、空有、南三北七、禅家祖承、曼陀罗氏、外道、佛出朝代、三教、杂。在此书中,富永仲基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加上法则”,即认为一切思想的发展,都是后起的思想排斥了以前的思想,因而便在以前的思想上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创立新思想。如,佛教最初是阿含的小乘教,其后被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禅、真言依次否定前说,加上一些东西,创立新的宗派。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主出于其相加上,不于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证明了大乘教是很久以后的后代人的做作,是不足凭信的。他还论证了关于佛教的须弥山说和三千大千世界等思想不可信的原因:“世界之说,其实漠然,不过以语心理,亦何知然否。”他又否定了三世因缘之说,排斥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佛教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仅仅留下了他认为合理的可取部分——道德说,断定佛的真理归根结蒂“只在于树善而已”。他还将这种“加上法则”推广应用于儒学和神道的研究,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王道之说,乃出自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上。伺在儒教之中,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而皆出于孔子之上。此后也是一一相否加上。不但儒教如此,神道也是这样。一切思想都是跟着时代推移,没有一成不变的。仲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对于佛教经典的考证的、批判的研究,把以往儒者从道学的、经世的和有几分认识论的观点所进行的佛教批判提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成为佛教的历史研究的先驱。对佛教来说,大概是最根本的沉重打击。仲基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后来的服部天游和平田笃胤所继承,同时他的见解也受到了僧侣方面的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