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冈越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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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无法获得抚慰金的故事
因婚姻契约不履行要求抚慰金一案的诉状
原告羽山留吉，寄住于中央区京桥八丁堀吉野广吉处，从事洗涤行业，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六月八日由新堀仲之助介绍与被告中山志津相亲；又经新堀、吉野两氏夫妇做媒，同年八月十九日于三越总店会场举办婚礼，婚姻契约事实上已然成立。
志津之姊丈加藤律治于衫并经营洗衣店，志津亦居于同处。由于此层原因，女方请求羽山暂居衫并与志津同住，同时帮忙打理生意。羽山听从其请求，并与长年老主顾解除合作。
婚礼当夜，羽山夫妻曾同房一次；翌日起，未知何故，志津不再与羽山对话。又经三晚，志津于地板间铺地毯，分床独寝，羽山为此感到极大侮辱。羽山苦于无法了解志津之本意，但仍秉持诚心，甚至时而现出媚态，想方设法向志津搭话。志津只缄口沉默，拒不应答。
羽山无计可施，只得另作打算，向加藤律治坦白事情经由。不久，志津却公开称：“最开始我就不喜欢羽山，只是旁人怂恿，这才结婚，分床睡是为了防止怀上孩子。”此举可视为志津毁弃与羽山之婚姻，拒绝履行婚姻契约。
羽山寄居于志津之处，失去众多老主顾，其损失实为巨大。此外，与志津同房致使男子一生之童贞遭到破坏，此等精神之打击更不可名状。
据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十万日元、精神损失二十万日元或与之相抵之财物。
中山志津之姊丈———洗涤业者加藤律治的证言
志津是内人的妹妹。关于婚后的住房问题，我向羽山建议，在社会情势稳定下来之前，先留在志津这里做事。毕竟现在是个住房困难的时代，志津又总是一个人看店。
不过，结婚前交往的时候，两人曾同去东剧 [2] 看戏，当时原告没戴帽子，身着夏威夷衫，志津对此表示了些许反感。
八月末，羽山染上了急性痢疾，志津似乎是为了避免传染，铺了地毯分床睡。我问志津小两口关系怎么样，她回答“就是平常过日子，这些不是你该问的事儿”。志津有些神经质，不高兴的时候连看见我都觉得烦。
羽山不在我家居住后，曾与吉野一同上门。吉野骂我是个混蛋，让我拿出三十万来。
羽山留吉（当时三十岁）的供述
我们只在结婚当日，进行过一次房事。当时志津似乎没有男女之事的经验，对夫妻的交合也未表露出不同意的态度。虽然此前我也没有与异性发生过关系，但还是顺利完成了房事。
第二天，志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分了床。我提出进行房事，被告回避了我的要求。（中略）我的父亲已故，母亲尚在。
我家没什么财产，倒是中山家颇有资产，我记得是有一片山林。志津如果来我这里，我随时都可以接纳。
中山志津（当时二十九岁）的供述
相亲的时候，我想着毕竟是同行，虽然他家徒四壁，但结婚也没什么。
婚礼当天，我们去了羽山的大舅子家，对方有些醉了，居然说什么：
“蠢汉多娇妻，女人生活上靠着男人，得把丈夫伺候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意思你明白吧？”让我寒心的是，羽山眼见着我受到这样的侮辱，却没为我说一句话。
新婚第一天，我们进行了房事。第二天虽然睡在一起，但我身体不舒服，就拒绝了。当时出血很严重，我本以为是初次房事的原因，但出血持续了五天，我才明白是月事来了。我在此之前没有男女之事的经验。我们分屋睡大概是从第五天开始，那是因为羽山当时感染了痢疾。（中略）有一次媒人新堀夫人来家里，问我到底喜不喜欢羽山，我回答说这种状态下无法保有爱情。我不再打算与羽山重归于好了。
判决
本案的判决，在我看来不失妥当。所谓审判，不应以理想为原则，而应以现实为基础。拿男女平权来讲，假如我们基于这一精神，无视现实情况而按理想行事，想必是可以做出诸般大快人心的判决。但大快人心之后，恐怕很难收场：男子必将争先恐后地索要抚慰金，而女子却付不起这份钱。
从日本的现实情况看，大致上可以承认，男性的贞操没有什么价值。是否患有性病，或许会对婚姻造成影响；至于是否保有童贞———甚至还没有鉴定办法。不过呢，在此倒不妨假设有一户人家，上下老小都颇有志气，那男子平日里断茶戒酒，读书学艺，日夜祈拜稻荷大神，一心只求天赐良缘，使自己配得上豪门大户的千金小姐。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入赘了千金小姐之家，但可悲的是过于紧张，翌晨便感染上痢疾，不仅惨遭小姐嫌恶，还被拒绝再度同床共枕。于是事情演变成离婚诉讼，但男子的户籍已不再白璧无瑕，因而无法再次入赘豪门大户，这才为失去的童贞申请赔偿。如果是上述情况，那童贞的确算得上一个问题，或许大有价值也不一定。
也许有人要说：“混账东西！堂堂男子汉不自食其力，毕生心愿还是入赘有钱人家，像什么话！”如此指责，便过分了。并不存在一条规定指出：身为男性就不可盼望入赘有钱人家。圣贤的规诫之中倒是多少有些类似的意味，但如果圣贤规诫真能约束俗人的生活，天下也就不需要什么法律了。
假如原告干洗工先生如此申诉，“敝人以入赘有钱人家为毕生心愿，因童贞之纯洁遭玷污，不得再为良家之婿，据此，请求判与赔偿金”，大概审判官也会多少感到为难，不能再以一句“此类抚慰金唯女子可得要求，男子则不可”简单了事。
当然了，我倒不清楚什么《六法全书》 [3] 里边，是否存在此类规定。《六法全书》之流从来就没在我的书架上出现过，我对此一无所知；这类如宪法般根本性、原始性的规定，想来也不会存在。尽管干洗工氏无法申请抚慰金，其他男性在其他情况下未必就不可以。也就是说，审判官氏的措辞不够精确。应该采用“本案中干洗工氏的情况……”这类表述，而不是“男子则……”这类普遍性的概括。
所谓审判，本就应当根据个体情况做出判断。诸如“女子则……”“所有男子皆……”这类普遍性的结论属于哲学家之辈，不是法官的分内之责。深谙论战要领之人，绝不会先假设出一条普遍公理，然后从中推导出结论：某一干洗工氏应当如何如何。对手只须攻击他假设的公理，不断抛出问题：“这种情况如何呢？”“那种情况又如何呢？”只要一句答不上来，整个基盘就会崩塌。只有论战新手才认识不到其中的危险，贸然采用此种方法。审判其实不必多讲闲话，仅仅针对此一干洗工氏的情况做出判断即可。真要说个人的看法，我也同意干洗工氏不太应该以丧失童贞为由捞取一笔抚慰金。但轻易断言日本所有男子无论因何种特殊理由都不能索取抚慰金，我认为同样不可取。
说到底，如果能轻易得出一条天下万事无不通用的结论，那法庭审判也就不必存在了。列出一条公式，将案子一一套进去，“此事不可”“此事可行”，裁决流畅，如同指挥交通，岂不美哉。
如果法院判决，“原告干洗工氏因如此云云，驳回其索取抚慰金之请求”，那倒是无妨；但是称“唯女子可得要求，男子则不可”，不容分说地将全部男子包括在内，那就难免引起社会上一片哗然。审理一名干洗工的案子，顺便给所有的男子下一纸判书，这当然有点儿令人不快。毕竟男子也各有各的情况。
所谓法官，正应该以不知发生何种不可预知的纠纷为前提，时时以眼下的事物为对象进行判断。每一起纠纷都各有其特性，公式先行恐怕很难行得通。
在浅草那群游手好闲的能人儿中间，流传着一个词叫作“付账魔”。鄙人不才，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酒劲儿一起，高喊一声“伙计们，跟我来”，当场带上在座的男男女女，痛痛快快地豪饮，痛痛快快地付账。第二天早晨的事情嘛，不说为妙，总之当时是够痛快啦。一个劲儿地吃喝，一个劲儿地付账，不给别人付账的机会，这种狂热的人物就叫作“付账魔”。浅草群众还真是会形容。正是在这类落后区域，才会有这种自己一贫如洗还不让别人付账的怪人四处栖息；那些有钱人的聚居区，可不见这类怪人的身影呢。
但是，不管我再怎么愚不可及、死不悔改，带上十个伙计去纵情豪饮，一晚上也绝对不可能花掉七万四千七百日元。除非是九段那家茶屋，或许还能接近这个数字。
至于这个新兴酒馆的经理，可谓快人快语。如此痛快地倾吐一番，想必心情也大为舒畅。今时今日，如果还有客人会提出“陪大爷玩玩”，那无数女招待也不必熙熙攘攘，林立街头了。“况且那人一副寒酸相”，实在是痛快淋漓。一个素未谋面的寒酸客人，进门却点了七万四千七百日元的菜，经理提心吊胆地上菜，等于是提心吊胆地变出了七万四千七百日元；简直就是魔术师嘛。如今这艰难世道，善良的魔术师居然还能客串几天餐饮店经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经理这番快人快语，我甚为反感；而女招待去街头揽客，显然也不会眼睁睁地放过冤大头。不只是这一家店，凡是搞揽客的店铺无不深谙此种土匪生意经，只不过一些懂得适可而止，另一些不懂而已。
明知山有匪，最好远远躲着；要是偏向匪山行，那就得做好心理准备，被宰也只能认栽。
从前的某些评书，不也常有这种故事嘛。一男子为主人收债，归途中赌了一把，或是被什么女人缠上，结果丢了小命。出发之前，主人或者父母也都叮嘱过他：“你平常也算稳重，就是怕醉，一醉就忘乎所以，闯出祸来。主人家的钱揣在身上，千万要记住滴酒不沾。”一番忠告，最终还是白搭。
就在这两天，还发生了一起柑橘园收债人失踪案件，就在我居住的静冈县。那个收债人出发之前，也有人嘱咐他：“你这伙计吧，酒一下肚就像变了个人儿，保管人家巨款的时候，可一滴也别喝啊。”当天傍晚他出现在横滨的目的地时，已经满脸通红，像是喝了不少，拍着自己的皮包，说什么“这里面可有一百好几十万呢”，朝周围大肆夸耀了一番后，又说“赶不上车就麻烦了”，于是匆忙离开。那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目前警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初步怀疑此人已经遇害。
说到底，喝得酩酊大醉，就不该往土匪的地盘去，咎由自取的酒鬼本人确有责任。不过，就算酒鬼咎由自取，土匪生意经也不该因此合理化。从当前警方的管制情况来看，似乎存在一种倾向：过分强调酒鬼咎由自取，反而以土匪生意经为合理。酩酊大醉之人确有其咎由自取之处，但在管制醉鬼之前，难道不该先管制土匪的生意经吗？
日本的闹市区处处是土匪。有恶棍流氓，还有流氓头子，甚至有人筑起山寨，发展起兜售酒水的生意经来。
我明白自己常做些蠢事，也明白什么是咎由自取，但我仍然不思悔改；如果因此遭了殃，那也没什么好说。但有些人，平常善良无害，做些收债之类的活计，他们不过是爱喝酒，杯酒下肚忘乎所以，才做出反常举动：真正可怜的是这一群人。的确，他们同样是咎由自取，但通过整顿闹市区，或许能减少几分他们咎由自取的痛苦，这些善良的普通人一个月，不，一年甚至一生犯下一次的错误，也可以由此减少几分。像我这样的醉乡常客就罢了，真正值得怜悯的是那些偶尔失去理性的人。醉乡常客往往不会深入土匪的世界，恰恰是偶尔失去理性的善良之人，才会沦为土匪们的待宰羔羊。
* * *
[1] 新兴酒馆，指提供女招待陪酒服务的酒馆，昭和前期流行于日本。
[2] 公安委员会，日本的地方自治事务机关，为保证警察机关符合民主及政治中立而设立。
[3] 茶屋，为客人提供饮食、娱乐的场所。
[4] 九段，地名，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
[5] 三业，指餐饮业、艺伎业、茶屋业。
现学现卖《安吾巷谈》被罚千元的故事
谨启。这封信本想呈给坂口先生，但很不巧，我不知道坂口先生的住址。在《安吾巷谈》中，时常见到尊名，不知能否劳烦尊驾，为我转递此信。不情之请，深感厚颜冒昧，望海涵。
这是一场农村发生的喜剧，却让人无法发笑。我只因现学现卖了“安吾巷谈”的观点，竟被罚了一千日元。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地方办事处的社会教育委员来到当地，召集村里的青年组织和志愿者，开办了一场座谈会。会间，村里一个志愿者发表了一通言论，大意是“只有青年人发挥牺牲精神，村子才能发展”云云。大家对此都表示赞成，但我却说：“一直以来为国家牺牲，为天皇牺牲，这次轮到为村子牺牲了吗？什么牺牲！我们青年人真是受够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好几个天皇拥护者指着我的鼻子，说什么：“天皇陛下从来没有要求国民牺牲！你说什么浑话，给我收回！”于是我就把坂口先生的《野坂中尉与中西下士》中关于天皇制的观点现学现卖了一番，顺便将话题拓展开来，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争辩到了再军备反对论。
争论结束后，我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发现，这事儿已经在村子里传播开了，而且经过了一番添油加醋。“小山田骂天皇陛下是个笨蛋，我老早之前就觉得他不正常了，这小子肯定是激进派，应该把他赶出村子去！”此类责难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还去劝阻那些每晚来玩的青年、初高中生们，说什么“别去了，去找那种货色玩，你们也会变成反天皇分子”；甚至找上了公司，请求给我调任，真让人瞠目结舌。
他们的责难虽然是无理取闹，但我不可能同样无理地回应他们。我当时想着，反正公司和工会都知道我的为人，这些无聊的流言早晚会不攻自破，于是就没把它当回事儿，依然从容地过我的日子。但我实在低估了乡下人纠缠不休的本事。他们一直在等待陷害我的机会，趁着电产赤色整肃 [1] ，抓准时机搞了一番阴谋，不过当然没有得逞。后来他们好像又盯上了我的多血症，有一天对我说：“明天县里面修公路，要出义务劳动力，你要是不能来，就给大家买些茶水点心去。”义务劳动这类事情，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大约每月都要有一回，我早就联合青年组织进行抵制，从去年开始已经废除掉了。于是，我找到村子里管事儿的，和他大吵了一架，却被对方踢了一脚；我一下子火上心头，就还了他两拳，把他的鼻子打出血了。对方好像等的就是这个，结果就是我遭到了起诉，被判了伤害罪，交了罚金一千日元。
在这个村子里，酩酊大醉的片警可以身穿浴衣拿着手枪，冲进盂兰盆集会见谁揍谁；中学的教师也可以随便殴打学生，只要不是大人物家的孩子；被我打出鼻血的那个管事儿的，也曾在某次例行使用义务劳力的工程中，认为一个老人效率低下而对他拳脚相加，下手之狠令人侧目。面对这些，村民向来无动于衷，却只对我的事情耿耿于怀。可能因为我是外地人，或是因为别的什么，不太清楚；但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照搬了坂口先生的话———“天皇或许是个好人，但不是个聪明人”。
此类乡野琐事，各位或许没有什么兴趣，但我感觉写下来能够平复自己难以言说的愤怒，因此试着将它们付诸笔端。
同时，我也期望聆听坂口先生对此事的感想，但想必先生也是百事繁忙吧。
对文人而言，素未谋面的读者寄来各式各样的信件，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读到这封信，我还是吃了一惊。以前也有过三四封天真可爱的来信，说拿了我的《安吾巷谈》《日本文化之我见》《堕落论》等现学现卖，让论敌哑口无言。而这些所谓的论敌，多半就是激进派。看来要驳倒激进派，我的区区《安吾巷谈》也管用得很。于是呢，大量带有威胁意味的信也从乡下的激进派文学青年那里飘来，说不定都怪他们的论敌照搬我的学说，驳倒了他们。
而这封信，却让我受教良多。住在东京周边的人们，无法真正了解乡下的生活。
从都市青年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出极其强烈的反战气质。但如果深入剖析日本人的内心，进而探讨好战论、反战论何者的气质更盛，我反倒认为是好战气质的人更多一些。
要探究好战气质的原因，为什么有人摩拳擦掌地等待战争来临，主要还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
再来一次战争，老子一定赚个大的给你们瞧瞧！上次让那些老滑头抢了先，没赚到钱，这次老子可摸着窍门了。他妈的！这次老子要当日本第一暴发户！来啊，打啊，开战啊！
正在钢铁、纺织行业吃饭的人自不必说，被流放的前任将军等待战争也在情理之中，但什么和尚啊、女招待啊、小学老师啊、谁家的小老婆啊、农民啊、妓女啊、打鱼的、做生意的、开饭店的、衙门当差的、搞黑市的，所有的人都为战争的到来做着准备。“这次可摸着窍门了，战争一开始，嘿，老子就先捞他一大把！”大家打着同样的如意算盘，全部精神抖擞地等待战争打响。
你的如意算盘，真能打得响吗？摸着窍门的可绝不止你一个。人人都懂的窍门，就等于没有；况且所有的生意经，就算是发战争财这种肮脏手段，也只有引领新风的天才人物才能大赚一笔。精神抖擞地展望未来？那你已然落榜。高材生们早就开始闷头赚钱了。
不过，要说农村盼望着战争的乌云，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理由：
战争来了，粮食不足了，哟，现在农民才是日本头号的绅士淑女啦！什么东京，什么大阪，这儿那儿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烧起来了吧。啊哈哈哈！听说银座也烧起来了，嗯？也不全是，俺们村子里也有银座哩。三井家的姑娘昨儿个来买米，这妮子真是越长越像个不要脸的丫鬟。城里人都是这么些不检点的货色吗？那衣服穿了像没穿似的。她倒是满脸堆笑对俺低声下气，可三双尼龙袜子怎么能给你换五合 [2] 土豆哩！你说俺想要什么？咳咳，现在家里有三台钢琴，俺有俩闺女，再加上一个外孙女也还够使，要是再来一个外孙女可就不够了哪。西服？那个不要。什么晨礼服、长外衣，统统不要，不要。啊，对了，要是有礼帽的话倒是可以拿来，正月里俺好戴一戴哩。啊哈哈哈！
战争说是打仗，其实太平得很哩。要不是打起仗来，人们哪里晓得节约大米蔬菜。仗一打完，过个三年、四年，还算是太平；第五年开始，可就不行了。城里的家伙穿上夏威夷衫还好说，要是连华达呢 [3] 也穿上了那还了得。城里人一搞排场，日本就得完蛋。要是不打一仗，换换世道，天下就太平不了哩。
这种期盼发战争财的理论，与纺织、钢铁行业的在职绅士们是一路的，与那些瞄准了战乱打算从中牟利的市井之徒也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都市好战者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被战火烧掉了房屋与家产，怀有一些复仇的情绪，所以他们尽管出于环境因素期盼战争，本质上却多半不是好战论者。残酷的战争虽然已经远去，带来的痛苦仍然刻骨铭心。
农村好战者却不然。他们刻骨铭心的只是战时的好景气，战争中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与他们毫无关系，空袭警报只当耳边风，轰炸云云更是事不关己。
自然而然，他们对战时的遗留制度抱有最深沉的怀念，而对战后的万事万物加以咒骂。尤其是天皇制，对他们而言更是至高无上。其实在战争开始以前，农村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对天皇持蔑视态度。当时他们具有一种否定一切的气质，对都市及看似附属于都市的一切权威表示抗拒。
现如今则大不相同了。他们通过战争发现了天皇，也发现了天皇制并不属于城市，而属于他们自己。甚至可以说，正是战争之后，天皇才在他们心中变得至高无上起来。
我原本以为，农村也多多少少有农村的正常世界观；但从来信的内容看，这座村子里是不存在什么世界观的。而且，读了这封信，使我不得不认识到，愚昧之无药可医，社会之自私自利，许许多多的村子仍在上演着同样的事情。唯有一点，青年所在的公司无视流言蜚语，没有将青年开除，这算是来信中唯一使人感到慰藉的了。
最为贻害无穷的，是“损人利己”这一思想。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们以此作为大众伦理———就算是形式上也好———整个社会都会为之一变，充满和睦。
谁认为有必要再开始军备，谁才最应该一马当先地前去参军，身先士卒地冲往第一线。村子要发展，也不必指望青年发挥牺牲精神，谁以牺牲精神为必要，谁请先去充当牺牲品，鞠躬尽瘁，在余一人。二宫尊德 [4] 先生也如此认为：如果奉献确有必要，那么终将有人追随而至。没有人追随，那也无可奈何。相信牺牲确有必要之人，自己请先去实行。强迫他人劳动，是纳霍德卡 [5] 那边的战俘才有的事情。
健全的社会，应该树立起一种观念：认真工作能够受到他人尊敬，并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在日本，这种回报仅仅突出表现在语言方面，五花八门，蔚为大观。其实这类词语，保留一个“谢谢”就可以了，真正需要的是与劳动对等的实际报酬。擦个鞋子就要给小工一百日元，旅店就要给掌柜塞一千日元，这些谈不上什么对等，不过是个笑话。
万事万物都有其对应的价值，劳动力自然也不例外。秉持所谓轻物质、重精神的精神主义，在今天无法构筑起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因此如果不在劳动报酬方面确立起一种稳定且适当的秩序，那么其他秩序、礼节统统无从谈起。有的人偷懒耍滑磨洋工，那相应地给他们少量报酬就足够了；有的人一丝不苟肯出力，获得与之相符的更多回报也是理所当然。报酬不能因世事人情而有所偏颇，应当始终追随公正的评判标准。当今的社会秩序，正应当以此为基本原则。只要确立起这一秩序，工作的责任也将明确起来，与责任相应的物质赏罚同样将一清二楚。
比如返还失物的报酬，应该是一成还是两成呢？这个问题永远也没有一个标准合理的答案。因此姑且定作一成吧，总之确立下报酬的规定是第一位的。谢绝这一报酬并不是什么佳话———恰恰相反，对于物质的秩序不懂得明确处理之人，说到底也缺乏公正公开的精神，无法真正理解精神的价值。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物质、金钱都是低俗之物。他们会说：“捡到东西还给俺，那不是应该的吗？让俺拿出一成当谢礼？乡巴佬。”那什么事儿不应该呢？工作是应该的，帮助他人是应该的，好心好意也是应该的；那么为这些应该的事情付出报酬，当然也是应该的。
只有确立起一种秩序，明确规定辛勤劳动所应得的报酬，那么所谓“村子的发展要靠年轻人的牺牲奉献”这类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污秽不堪的利己主义诡辩，也就再也行不通了。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谁认为奉献是必需的，谁就应该先去奉献，先去默默发挥牺牲精神。
社会上习惯于以丰富的词语来感谢、回报并美化他人的劳动，久而久之，不再有人真心为他人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阴谋诡计：比如利用他人的牺牲为自己捞好处，或者利用花言巧语哄骗他人牺牲。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大东亚圣战之类这些异想天开、不明所以的行动，而人民却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做出牺牲。
至于所谓“村子的发展全指望着青年发挥牺牲精神”云云，说到底不过是中老年人的絮叨而已；如果真的需要牺牲，那么首先应当佝偻着腰，挨着鞭子去实行的正是他们。牺牲本应是自发的行为，不应从他人身上索取。强迫之下的牺牲根本称不上牺牲，那是奴役。用语言来回报、美化人们的劳动，归根到底仍然是奴隶时代、封建时代的遗风。而贬斥物质、抬高精神的所谓理论，也不过是为了无偿地剥削奴役他人而产生的诡辩而已。
其实，只要确立起完善的秩序，用物质手段来处理物质层面的事情，那么现实生活中也一定会清晰地展现出真正的道德伦理。举例来说，假如勤劳多受益已经取得人们的共识，那么面对“村子发展需要修路，然资金匮乏，若无仁人义士慨然奉献，村子将无从发展”这类困境时，那些真正心系村子之人，比如村长或者别的大人物，自然会率先加入修路工程，为村子默默奉献。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变成了仁人义士。村子的发展，正应该依靠这种义士政治。所以说，勤劳多受益这一秩序，反而恰恰是仁人义士产生的土壤。
至于什么“修路要出义务劳力，不然就去买茶水点心”，今天的农村居然还存在着这种暴力政治。这个青年的反抗可谓合情合理。村子的政治充满了黑暗与暴力，那些真心爱着日本，希望日本更加美好宜居的人们，除了反抗这种政治，还能做什么呢。不须高唱理想，动辄论及国家天下；与自己身边的无道之举展开抗争，为矫正自己村子的民主政治做出努力，这便够了。
可怜的青年！你的村子竟是如此黑暗，如此愚昧，实在可悲！不要向那些愚昧与暴力屈服，不要向村子的大人物妥协。你的同伴，你的朋友，一定不止我一人。
日本的农村太蛮不讲理了，其农民正是第一等的自私自利、狡猾诡辩之徒。有一种说辞称：淳朴的农村住着淳朴的农民，农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之人，正因为爱国，所以才热爱天皇。相信这番说辞，只会让日本再度失去理智，走向军国主义，最终沦为愚昧而不可救药的野蛮国家。
所幸，公司无视了村子的阴谋，没有解雇你；此事尚能带来些许宽慰。但愿你能从容不迫地贯彻正义的信念，认真做好公司的工作。又遇上什么麻烦的话，再给我来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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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色整肃，指1950年日本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下展开的，对社会各领域共产党员进行清洗的政治运动。电产，指日本电器产业劳动组合。
[2] 日本容量单位，一合为十分之一升。
[3] 华达呢（Gabardine），布料名，又译为“毛卡其”“轧别丁”等，质地结实，有一定的防水性和透气性。
[4] 二宫尊德（1787—1856），又称二宫金次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农政家、思想家。
[5] 纳霍德卡，俄罗斯港口城市，临近日本海。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曾利用日本战俘建设铁路及港口设施。归国的日本战俘也多由此地离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