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枕
作者：夏目漱石
《草枕》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创作的中篇散文体小说。作品讲述一位青年画工为逃避现实世界，远离闹市隐居山村，追寻“非人情”美感而经历的一段旅程。 作者把《草枕》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温泉即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非人情”的天地，如绕过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山道旁边散开着油菜花、蒲公英、山樱花，没有船无法到达的地方等等。这样的外部格局的设定，如同桃花源与世隔绝的世界，即夏目漱石的“非人情”天地。同时，作者还把“非人情”天地中所有登场人物都塑造成近似于“非人情”的人物形象。譬如，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女主人公那美、观海寺的大辙法师、理发馆的师傅等等。作者如此处心积虑地设定与布置，其目的是把画家的“非人情”之旅描绘成“脱离世俗烦恼的超然心境”（《草枕》）的旅行。夏目漱石为了达到此目的，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引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境。 该小说虽然以叙事为主，但意蕴深刻，对于研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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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生活
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来说，写作与生活是她眼中的奇迹——日常生活——的一体两面。 《写作与生活》是李斯佩克朵的随笔选集，反思并探讨了写作的行为与体验。读者既可能从中理解李斯佩克朵作品背后的深沉动机，也能找到她对写作——并对经由写作来强化自身生命——的鼓励。毕竟，写作与生活不仅点亮了李斯佩克朵的文学创造和生存状态，更能够同时点亮读者自己的生命。 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的，每一节的篇幅不长，内容和思想变化多端，语句简洁又神秘，字里行间透出作者依靠直觉写作的特点。对于初次阅读李斯佩克朵的人来说，这本书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李斯佩克朵的文学世界，让我们了解她的真实、探索她写作的奥秘。
文渊阁书目
杨士奇等撰。20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本书为明朝宫廷藏书册籍，据书前序文说，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奉旨“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文渊阁书目”。所收各书不著作者、卷数，仅留册数，以《千字文》开头五句20个字为序，每个字下再分若干厨，每厨包括若干号(一号一册)，略计总目约合50厨，7300号(册)。本书收入《四库全书》，嘉庆庚申(1800)鲍廷博录出，补入所缺宋朝文集200余种，将家塾旧藏本各书所注“完全”、“残”、“缺”字样转录于官本各书之下，又按《千字文》20个字改官本4卷为20卷成为今本。明朝文渊阁藏书早已散失殆尽，据本书尚可略见明代宫廷所藏典籍。对目录史和考古有参考价值。
学治说赘
说具于前，已不直善为治者一噱矣。比来威友急公报国多以牧令自效，下问致治之方，老病昏废，更无新得。且言贵可行，谨就佐幕服官时素所留意，最简易者，巢簿记记十则，即前说书板，折以备遗忘一条，引而伸之，乃官须自做靠实之一道，至福孽之辨，勤怠之分，特隐括前说，而切言之近于于费矣。
金石簿五九数诀
此书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唐朝麟德元年(664)。记载炼丹矿物45种,强调鉴别矿物对炼丹的重要性。书中除了记载矿物产地外,还记载各种矿物的鉴别方法。比如颜色、光泽、形状、透明度、反射光的颜色、粗细感觉程度、敲击声音、磁性、污染性、火焰色、燃烧气味、味觉等。是唐代重要的矿物著作。
校猎赋（羽猎赋）
汉赋。西汉扬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题作《校猎赋》，萧统《文选》题为《羽猎赋》,后人多从之，又略见于《艺文类聚》66卷。是汉赋中以描写畋猎为内容的代表作品之一。赋前有序文,申明作赋的缘由是因为汉成帝的校猎之举“太奢丽夸诩”,不合圣王礼制,故作此赋以表讽谏之意。赋的正文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即显现出赋颂的特点,把汉代皇帝与三皇五帝相比埒,为其歌功颂德。中间部分是主体，大事铺张夸饰，状写天子校猎时的壮观盛况群象飞动,画面壮阔，如写围猎之状说:“移围徙阵.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部伍:壁垒天施神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及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蹈飞豹,绢枭阳,追天宝,出一方，"其描绘校猎阵容的整肃,斗士的英武搏击的迅猛,以及飞禽走兽的狼狈不堪,都极其生动.形象鲜明，富于艺术感染力。赋的结尾部分写汉天子翻然悔悟，决心“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于是罢猎而去“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显然扬雄的《羽猎赋》,其结构体制和表现方法,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司马相如的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扬雄的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扬雄语)。《羽猎赋》可与《子虚赋》、《上林赋》比美,惟其所处时代已是西汉末路一味炫耀帝国声威显然有谀美之嫌。扬雄晚年也认识到这种“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的作品并不足取。
尚书引义
六卷。清王夫之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