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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类学
舍勒思想以其哲学人类学最富盛名，但舍勒为何要提出哲学人类学构想，其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舍勒的整个思想建构是从现代性问题出发的，其哲学人类学构想亦如此。对人的观念嬗变的关注，是舍勒的现代性思想的重要基点。凭着展开一种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的综合学术，旨在推 出一种新的与市民时代有内在联系的哲学，确立一种能埋葬市民时代的思想方法的具有规范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舍勒哲学人类学的关怀所在。
基尔沙里
《基尔沙里》写于一八三四年，同年在《阅读文库》上刊登。小说的内容跟一八二一年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专制暴政的起义有关。强盗基尔沙里参加了这次起义，普希金把这条好汉写得神出鬼没、英勇剽悍，寄予深切的同情。基尔沙里实有其人。
周易参同契考异
朱熹著。《周易参同契》一书，在道教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万古丹经王”，是现存最早论述道教炼丹理论的经典著作。其产生的年代稍晚于《太平经》，约为东汉顺帝、桓帝之际，作者为魏伯阳。参，即三;同，相通;契，相合。《参同契》主要论述《周易》、黄老之学、外丹炉火三者互相契合之意，故名。朱熹对该书有独特的深刻领悟，认为其包含深义，作者则故意隐约其词，曾说：“《参同契》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其中有千周万遍之说，欲人之熟读以得之也。大概其说以为欲明言之，恐泄天机;欲不说来，又却可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又曾以“空同道士邹”的笔名著《周易参同契考异》，主要是从义理角度对《参同契》进行疏证。认为，《周易参同契》实际上不是对《周易》的解释，而是依据《周易》的象数理论来建构丹道理论系统，“《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火候。……然其所言纳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因此，“与《周易》理通而义合”(《周易参同契考异》)。反映了道家、道教思想(尤其是丹道思想)对于朱熹思想的影响。
江南燕
霍桑是我的知己朋友，也可称之为“莫逆之交”，我们在大公中学与中华大学都是同学，前后有六年。我主修文学，霍桑主修理科。霍桑体格魁梧结实，身高五尺九寸，重一百五十多磅，面貌长方，鼻梁高，额宽阔，两眼深黑色，炯炯有光。
建国大纲
全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起草并提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同年4月12日公布。共25条,具体规划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的方案。主要内容: (1)提出三民主义是立国之本,并对其内容予以诠释。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政府当尽力满足全国人民“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政府当努力提高人民的政治知识能力,使他们得以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等“民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外敌之侵略,政府当抵御之,并且要及时修改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恢复中国的国际平等和国家独立。(2)将“军政”、“训政”、“宪政”确立为建立中华民国的3个时期。指出:军政时期,政府主要任务是:“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并且要宣传三民主义,“开化全国之人心”。训政时期,政府主要在于派经过训练考试合格人员,帮助全国各省的每个县,实现完全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宪政时期,政府首先要设立“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同时以大纲为依据,并结合训政、宪政时期的经验,由立法院拟订宪法草案,向全国民众宣传。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的统治权即由国民大会行使。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对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复决权。孙中山最后指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3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建国之大功告成”。这种宪政分段实施的主张,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宪政观,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这个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未能得到完全贯彻实施。
读春秋略记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