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代意大利
一、急进派的统治，1870—1915年
由于“保障法”的签署和意大利问题的解决，右翼的工作完成了。在十五年连续统治的动力推进之下，他们继续执政，直到1876年为止，可是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们已经使意大利归于统一，定罗马为首都，确立政教的关系，他们把两党制度保持下来。他们的领袖们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榜样，保持皮埃蒙特的传统。他们受到一种崇高理想的培育，那种理想已经把意大利的早期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并赋予传奇的和诗意的赞美。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些狭隘和生硬：在经济上没有能力用贸易方面的任何刺激办法来补偿重税，或者满足这个新建立的国家的许多社会需求。
新型的政治
当时当权的左翼都是没有多大才能的人。马志尼的信徒们，热心的加里波迪派—其中有许多是南方人—都是从谋叛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往往反对立宪政体，而不是为立宪政体而斗争。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不同，与其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对自由有更广泛但是更模糊的概念，因此更倾向于忽视大众的过火行为，并且抱着更坚决的反教士的态度。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对南方流行的贪污腐化习以为常，因此在议会中毫无顾忌，毫不迟疑地采取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办法，这就给公共生活种下了祸根。他们很快就暴露出分裂成一些派系的倾向，为他们各自小集团的目的服务，而不顾党的纪律的价值。不幸的是，在以后三十年支配意大利议会生活的三个人，戴普雷蒂斯314、克里斯皮、焦旺尼·焦利蒂315，没有一个作出任何努力去建立真正的政党内阁，而宁愿靠操纵小集团和派系的方法取得支持，这样，徇私和酬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左翼的当权是意大利议会生活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如果他们是一个纯一的团体，有明确的纲领，有被击败的右翼作为有力的反对派，那么新型的政府也许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左翼没有这种传统，因此，从1876年到1887年，除了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担任首相的阿果斯蒂诺·戴普雷蒂斯，把政党制充分地破坏了。
戴普雷蒂斯与“变质”
戴普雷蒂斯的名字将来总是要同他的被称为“变质”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他当权的时候，他发现众议院已经分裂成一些小集团。旧的右翼已经解体，新的左翼还没有定形。要保证取得多数，有两个方法：或者重新组织旧政党并训练它们，使党员投本党的票，在投票上与本党一致行动，不管议员个人对任何一个议案持有什么意见，犹如英国的制度一样；或者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促使足够数量的党员从利害方面考虑不得不投票拥护政府。戴普雷蒂斯采取的是第二个方法。纪律总是应该设法建立起来的。在一个有五百名议员的众议院里，如果每个人都根据他个人对每个议案的意见去投票，就会使任何政府不可能贯彻它的政纲。戴普雷蒂斯为他的方略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说这个方略的目的是要从各党派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参加内阁。实际上，这意味着一旦一个议员或一个集团对政府议案的通过具有破坏性，或者持有一定的异议，他们就被收买。有时候，给予一个小集团的领袖以内阁的席位、政府的职务，也可能给予具有经济价值的内部情报，或者给予勋章。有时候答应给一个议员的选区建立一所学校或者一个火车站，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方法不同，目的一样。有一次，戴普雷蒂斯提出一个最不得人心的征收糖税的议案，每个人都预料这个提案会被否决，可是却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几天以后，官方通报公布了一份不下于六十名议员的名单，每人授予骑士头衔，这些人都是投票赞成这个提案的，于是秘密就这样解答了。这个制度从未废除，它的后果是多方面的。这说明内阁各部何以经常换人，这也是全国对议会逐渐不感兴趣的原因。一个选区的选民不能确保这个选区选出的议员不会投票违反他自己在参加竞选时所宣布的政纲，而议员一经选出，他们对他们选区的关心就减少了。这种制度造成大量的收买和操纵，在这方面戴普雷蒂斯是个能手，但是败坏了政党政府。
1876年的意大利是个迅速变化中的国家。旧的秩序正在消失，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从来不知道“尝一尝奥地利面包的滋味”（朱斯蒂的怨言）。马志尼在1872年去世，同年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曼佐尼去世。拉塔齐和拿破仑三世在1873年去世。现已衰老而又残废的加里波迪已不再参加公共生活。几年以后，维克托·伊曼纽尔和庇护九世去世。新的意大利正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久，新的势力就要开始行动，新的关系就要形成，新的影响就要激发民族思想。新的首相戴普雷蒂斯借普选宣告他的当权，确定他的党的地位，并且保证只要可能就增加他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意大利普选办法同英国不一样，不是由政党自己主持，不象英国那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政党自己推选候选人，组织选民；意大利的普选是由相当于英国内政大臣的内务大臣管理的。意大利全国划分为若干省，每省归一位省长和一位副省长管辖，所有的市镇和较大的村庄都有长官或市长，他们都是政府的官吏，这种划分使有关的大臣都享有大权。在1876年，这个大臣是尼科太拉316，他是个暴戾的人，曾在1857年进攻那不勒斯的革命战役中受伤，以后在波旁王室的监狱中度过三年。他惯于使用非法的手段，毫无顾忌地利用政府的权势，结果是无耻地显示官方的压力。他用免职相威胁，封官许愿，颁布命令和禁令，甚至把难以驾驭的官吏免职，这样取得轰传一时的成功，在新议会的五百名议员中，有五分之四的议员表示向政府效忠。到了议会开会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在竞选时作出许多诺言，它却没有自己的政纲，而只是采纳了上届众议院所没有通过的议案。这样就立刻引起了无止境的混乱；政府的议案受到反对党的支持，却为自己的忠实拥护者所反对。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多数很快地分裂成若干小集团和派系，议案的通过全靠幕后操纵。
法国与突尼斯
1878年国王亨伯特即位不久以后，继尼科太拉为内务大臣的克里斯皮退职，他的退职导致了政府的垮台。新首相是贝纳戴托·卡伊罗利317，这是一个为意大利非常珍爱的名字，因为他是弟兄五人中仅存的一个，其余四个都在加里波迪领导下为意大利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为解决俄土战争以后的欧洲问题而召开柏林会议的一年，这一年标志着意大利第一次在欧洲协商中作为一个大国出现。它的初次登台就是不幸的。代表意大利的外交大臣科蒂伯爵既不是个精明的外交家，也不是个有说服力的演讲家。他为劝说欧洲把特兰提诺归还给意大利所作的努力，遭到有礼貌的无视，意大利什么也没有得到。由俾斯麦充当“诚实的掮客”，英国卷土重来，既获得了“光荣的和平”，（狄斯雷利318语），也获得了塞浦路斯319。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国得到允许把突尼斯当作它的“势力范围”。意大利对卡伊罗利的失败感到愤慨。突尼斯已经是意大利的权益，而此时在欧洲殖民者中间意大利移民构成唯一庞大的团体。几星期以后，卡伊罗利的内阁垮台了。
1881年发生的事情更糟。法国确信，柏林会议以后，它在北非的进一步干涉行动不会受到认真的反对，它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以便扩大它对突尼斯的控制。从几个土著部落的真正的或者佯装的劫掠行为上面，它找到了一个借口。它马上把军队派去，占领主要地方，根据同突尼斯总督签订的巴尔多条约（1881年），宣布突尼斯为法国的保护领地。意大利的舆论被激怒起来，在法国边境两边发生许多事件，这些事件加深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仇恨。
三国同盟
1870年法国被打败以后，俾斯麦的政策是保障欧洲和平，并且借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三个皇帝订立的同盟以保护德国免遭法国方面任何报复性的进攻。跟着就是皇家的互相访问，并为准备讨论会开预备会议。但是沙皇亚历山大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结合不但会打破欧洲均势，而且会在德国趁法国没有完全复元以前又用“预防性”的战争去进攻法国时，在奥地利和俄国方面容易导致强迫的中立。俾斯麦对俄国总是不能信赖，于是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与德国之间，困难是很少的，但是要把意大利与奥地利拉在一起却不容易。困难来自意大利对于提罗尔和特兰提诺的“民族统一”的渴望，那里的大量意大利人口和操德语的少数人都在奥地利手里。但是俾斯麦坚持到底，1881年国王亨伯特和皇后玛盖丽塔访问维也纳，受到很好的款待。此后就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于是1882年5月签订了三国同盟。这可以解释为意大利方面的一个聪明举动，因为这保证它不受法国或奥地利攻击，而它自己又很少承担义务。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借着同中欧君主国联盟以反对共和制的法国来支持意大利君主政体的一个企图。这个同盟条约在1882年以后经过几次续订，一直维持到1914—1918年世界大战时期为止。
暴力的增长，1887—1897年
戴普雷蒂斯在1887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国家陷入一种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除了由1866年的败北而产生的普遍的沮丧和失望以及那种收回罗马的可耻的方式以外，还有在柏林的失败与突尼斯问题引起的失望。然而，更使人不安的一个社会疾病的症候，是暴力的再爆发。来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革命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占据意大利思想的一些领域，不加制止的宣传不久就见之于行动。当国王亨伯特偕王后和卡伊罗利在那不勒斯乘车经过城市的时候，有人要暗杀他，这件事使意大利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萨伏依王室统治意大利的八百年间，第一次发生这种暗杀的事件，这个事件引起王后的怨言：“萨伏依王室的诗意被破坏了。”在佩扎罗，有人企图占领储藏军械的营房。在佛罗伦萨和彼萨，有人投掷炸弹，在意大利别处，同样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的风气造成流血和生命的丧失。政府的荏弱鼓励了共和派，也鼓励了“国际派”嘲骂君主政体，而忠于王室的臣民听到扎纳戴利320在议会中替里米尼的市长否决为维克托·伊曼纽尔设置任何形式的纪念物一事热烈辩护时，都抱着深刻的厌恶心理。此外，使政府各部门受到污染的阴谋诡计和贪污腐败，甚至在众议院本身也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和指责。戴普雷蒂斯去世后，国家依靠新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的坚强的魄力来恢复国家的秩序和自信心。
克里斯皮与社会改革
克里斯皮作首相的时候已年近七十。他出生在西西里，曾信仰共和制，此时却是一个忠诚的保皇派，他一生中一向是个搞密室策划的人。他天然倾向于独裁的手段，生来对于自己的能力就有无比的自恃和自信，但是作为议会领袖，他缺乏机智圆通、温文尔雅以及妥协精神。他的座右铭是“活力”，这同他的前任的冷静的迟钝形成显明的对照。他的一切政策都缺乏平衡。他太容易走向极端。他一向鲁莽行事，设想什么地方都有阴谋，并且根据不可靠的情报匆忙得出结论，有时候几乎使他成为笑柄。然而，他很快就给议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初步措施十分良好。赋予地方自治的“省市行政管理法案”，使人民普遍感到满意，并且减少政府对地方事务的经常干涉，那种干涉使乡区人民非常愤慨。他还制定了一种关于卫生保健的好法令，给公共卫生带来真实的利益，而扎纳戴利亲手创制的新刑事法又显示出极其需要的一种自由主义精神。但是，关于维护公共秩序的严刑峻法却使这个良好的开端多少受到了破坏，这种法律使当局有权禁止集会和游行，这一点在当时也许有益处，但是与公开宣布的集会结社自由并不一致。在组织内阁时，克里斯皮为自己保留了内政部和外交部两个职位，众议院一般议员，特别是希望得到那两个职位的议员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含有过多独裁手段的味道。克里斯皮的特点是他无视一切批评，还说什么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同样独特的是，他就职不到一个月，就忽然秘密地前往德国，去同俾斯麦商量，他对这个人是十分钦佩的。
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关系1886—1891年
在上年（1886年）12月，意大利议会否决了从1881年起就存在的同法国订立的商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因为他们预知法国众议院已经决定否决这个条约而抢先一步。然而，意大利政府了解意大利在贸易上要遭受损失，于是马上重新开始谈判新条约。克里斯皮对俾斯麦的访问丝毫也没有促进成功的机会，只不过使意法之间敌对的根本原因，即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一事，变得显著罢了。结果是，经过长期的秘密谈判，对于签订一个较为有利的新条约所抱的一切希望不得不放弃。法国代表直率地提及真正的原因，他对意大利代表说：“只要你们还留在三国同盟内，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可能订立贸易协定。”这就是意大利为了安全的缘故不得不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接着而来的就是必然的结果：法国对意大利出口货物征收寓禁税。意大利予以同样的报复，于是经济战开始了。然而，意大利却是主要的受害者。法国众议院和报纸的明显的敌意，使克里斯皮陷入他的众多恐慌之一。根据暗探和间谍的未经证实的报告，他宣称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迫在眉睫，不断催促他的军务大臣立即应付一切不测事件。这种惊慌是没有根据的，过了一些时候，克里斯皮又沉着下来。但是由于害怕遭到进攻，克里斯皮一直小心翼翼地忠于三国同盟。他用坚决的手段把特兰提诺地方民族统一运动引起的骚乱镇压下去，从而惹起极左派和他们的拥护者的强烈愤慨。这时意大利实际上已经分成两个派别。尽管三国同盟无疑是不得人心的，但一派出于对法国的恐惧，根据政治上的需要而支持三国同盟。另一派则出于本能上传统的同情心，希望同法国友好，反对奥地利，反对延长三国同盟；因为法国与意大利尽管有敌对的地方，但它们一向有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可是意大利与条顿族的德国之间却没有这种关系。
经过四年的执政，克里斯皮用独裁手段操纵众议院的作风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不信任票，1891年1月，他辞了职。在他再任首相以前，在日益骚乱的三年间，鲁迪尼侯爵321和焦旺尼·焦利蒂两人担任了短期的首相。
1893年的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
同法国进行贸易斗争的不幸的结局，使西西里的混乱猛烈爆发。在从北方传到西西里岛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熏陶之下，劳动人民所感受的不满和痛苦使他们发动了公开的起义。政府全神贯注于它自己所遭遇的困难，没有认识到这种造反的严重性。随着焦利蒂内阁的垮台，人民普遍要求把克里斯皮召回，把他当作唯一坚强得足以恢复秩序的人。1893年12月，克里斯皮第二次出任首相。和往常一样，他在骚乱的时刻就走向极端，这一次他从农民的暴力行动中看到俄国的一只凶险的手。他把庞大的军队派到西西里岛，宣布戒严，设立军事法庭，用不必要的过分的急躁和惩罚去镇压起义运动。不久以后，他在卡腊腊地区也采取类似的手段，因为那里的大理石工人发起了暴动。军事法庭判处的重刑，使一切了解农民经济上的痛苦的人感到厌恶，并且激怒了更为激烈的一派人。有人在罗马扔炸弹，企图暗杀克里斯皮本人。在里窝那和里米尼，还发生别的暴动。面对着这些危险的迹象，克里斯皮决定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采取剧烈的措施。然而，他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不去调查造成暴乱的原因，寻求补救的办法，却解散了一切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协会—被解散的不下于271个，单在米兰就有55个。其结果并不如他所料，因为他不过是激起了没有表达出来的一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因此运动是迅速地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一般公众合理地认为判刑过重，甚至国王本人也有这个看法，他把判刑减轻，有时候则把它们完全撤销。议会对克里斯皮的抵抗加强了，但是这一切丝毫也吓不倒他。他平衡预算，改善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他为减轻梵蒂冈的敌视而作的尝试也不是没有成效，克里斯皮对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非常投合梵蒂冈的心意。
克里斯皮与阿比西尼亚
克里斯皮一向是有远大抱负的，他的最大的抱负是梦想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1882年，意大利在非洲红海沿岸的阿萨布湾获得一个补给站。1885年，意大利人在英国好意的支持下占领马萨瓦海港，扩大了他们在沿海的统治权。几年以后，一个意大利纵队在多加利遭受屠杀，第一次暴露了殖民事业的困难和危险。从那时起，意大利占领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一半凭借武力，一半凭借同土著酋长的谈判。克里斯皮把他获得的土地组成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并在索马里兰为意大利获得一个新出口。当梅纳利克322作阿比西尼亚国王的时候，他对意大利表示巨大的友好之情，在1889年签订了乌恰利条约。第二年克里斯皮向欧洲宣布，阿比西尼亚从此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然而，他的麻烦只不过才开始。梅纳利克是虚伪的、靠不住的，当意大利人更深地侵入阿比西尼亚的时候，他们同独立的酋长们发生了冲突。经过两三次这种成功的军事行动，克里斯皮深信，一次强有力的推进是必要的，他把指挥官巴拉蒂埃里将军召回来商量这件事情。当巴拉蒂埃里回到部队的时候，他发现局势发生了变化。梅纳利克现在采取敌对态度，同迄今对意大利友好的酋长们结成同盟。急躁的克里斯皮催促巴拉蒂埃里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于是巴拉蒂埃里在1896年采取攻势，向阿杜瓦挺进，在那里，意大利军队于3月1日被数量远居优势的敌军全部击溃。在阿杜瓦的这场惨败，不仅是克里斯皮的殖民梦想的结束，也是他的政治生涯的告终。当惨败的消息公布出来的时候，群情激愤的叫喊声把他赶下台去。当时年近八十岁的克里斯皮退出政治舞台了，在穷困和默默无闻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摇摆不定的戏剧性的政策，给国内和国外都带来了灾难。
社会主义、混乱与反动，1897—1900年
19世纪的最后四年使意大利社会的动荡不安达到悲剧的顶点。这是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汇合在一起的一堆杂乱无章的新思想；另一方面，是那些早已在封建制度下生根的旧日保守的和反动的分子，此外还有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运动决不限于意大利，因为劳资问题使欧洲每一个工业社会的思想都感到困扰。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潮分为两派。有一派是活跃的极端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由于他们使用扔炸弹和暗杀等破坏手段而造成公众的恐怖。他们是非常危险的一群，但只是少数。主流则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大开来。他们信奉合法的手段和组织，鼓吹社会改革，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业环境，提高生活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报纸：1891年由一群人创办的《社会批评报》，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菲利普·图拉蒂，还有《阶级斗争报》、《前进报》。这些都是优秀的报纸。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功，经过许多踌躇，终于扩大到把农业工人和北方工业界也包括在内，这时运动就呈现出一种壮大的全国性党派的规模。他们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便阐明他们的宗旨，1895年，他们制定了他们的“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成年男女的选举权、众议员和地方议员的报酬、政府在劳资争端中的不偏不倚、工厂法规、养老金、小学生膳食供应以及累进所得税。
运动使地主和实业家感到恐慌，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结果克里斯皮企图下令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但是由于过度使用武力，却激起了对运动的广泛同情，使运动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在克里斯皮倒台后的一年，又爆发了由极端分子所促成的暴动。在罗马发生暴动，在其他地方也有运动的征兆，还有另一次行刺国王亨伯特的事件。1898年，全国发生混乱。混乱由南方开始，在那里，失业、歉收和饥饿把阿普利亚农民逼迫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因而他们干出了各种暴行。暴行是由佩卢将军平定下去的，值得称赞的是，他拒绝宣布戒严状态，并且不用戒严令就安定了这一省。但这只是一个序幕。4月，在边区323，在罗马尼阿，在托斯卡纳，都爆发了起义。起义从那些地方蔓延到北部。在五十九省中，有三十省的地方政府暂停办公，由军方接管。然而，起义在米兰达到了高潮，那里在一连串剧烈的骚乱中，军队向群众开枪，甚至使用大炮。将近一百名平民被打死，数百名受伤。只有两名士兵死去。于是当局宣布了戒严令，逮捕了几百人，其中包括几名众议员，还暂时封闭了报纸，军队成天在城内巡逻。在别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都宣布了戒严令。实际上，这种长期压抑的痛苦和对生活现状的深切不满一旦爆发，再加上政府处理问题的失败，已经使全国深受其害。
全国恢复平定以后，军事法庭开始对一长串被捕的平民进行判决。处分是非常严厉的，然而，多数处分后来都撤销了。政府于7月辞职，佩卢将军又组织了另一个政府，除去首相以外，这个政府还包括其他三个将军。最初，新内阁表示温和态度，但是不久，由于反动分子施加压力，并由于奥地利皇后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内阁转向反动。一系列“政治条例”被提出来，这些条例授权政府解散任何被它认为其目的在于破坏公共秩序或者危害宪法的组织。极左派反对这些条例，认为限制太严，他们是这样顽强地进行阻挠，以致议案搁置了几个月。于是佩卢宣布众议院休会，并声称将由国王下令使议案生效。但是当众议院在秋天开会的时候，情况并没有改善，因而政府下令解散议会，请求全国公断，相信新的众议院会比较听话些。可是他们估计错了，当高等法院宣布国王的敕令违反宪法的时候，佩卢辞了职。整整一年的议会工作都在这种斗争中浪费掉。将军内阁按照独裁方针统治国家的企图已经失败。全国对军人统治感到厌恶；巴瓦-贝卡里斯将军在米兰对待徒手平民的残暴手段，受到每个人的唾骂。没有一件事情，比授予米兰的“战胜者”以萨伏依王室的大十字勋章，并对他挽救国家的伟大功勋致以颂辞一事更清楚地显示出当局感到的丧失理智的恐慌。此时由元老院议长萨拉科组成和解内阁，全国由于进入一个安宁时期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在这个世纪告终以前，还有一幕最后的悲剧，1900年7月，国王亨伯特在访问蒙扎时被人暗杀，王位传给年轻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他的王朝将要经历整个法西斯时代。
焦利蒂与议会的衰落
从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第一位天才是焦利蒂。焦利蒂是个官僚，他凭借刻苦的工作和真正的能力擢升到文官中的各个最高职位，主要是在财政方面。他所任的职务曾经给他许多提拔别人的机会，他就巧妙地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议会的人事或者对官吏有更直接的影响，那些官吏都是由他擢升的。一位议员在众议院中说得很对：在焦利蒂的长期经历中，“几乎所有的元老院议员、几乎所有的内阁大臣、所有的省长和我国行政、司法、政治和军事组织中的一切官吏，都是由他提名的”。他既有这种权势作后盾，又有操纵各党各派的巧妙手腕。他宁喜欢实权，而不愿连续不断地为公务所累。他不愿面对一个危急的局面和失败的可能性，而宁愿退职，但留心务使他的继任者能仰仗他自己控制的多数，以便使他能于自己选定的时刻接替那人的职务。有如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所说的，这种“善于从沉船中脱身的艺术”大有助于延长他的政治生命，而别的人则总是听凭自己去面对危险的局势。
从1901到1914年间还有其他几个首相，他们都是由于得到焦利蒂所控制的多数的支持才得当政的。保持这种奉命唯谨的多数，是他经常全神贯注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准备同各党派达成协议。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特色，是教士成分受到了重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终于促使教廷废除“无益”的敕令（157页），于是天主教徒此时可以公开投票了。1913年，当焦利蒂的多数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毫不踌躇地同教士派达成协议，教士派的领袖们后来夸耀说，天主教的选票保证政府方面有两百名候选人当选。
焦利蒂的内阁是自由主义的，因此受到社会党人的反对，但是这位首相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把属于社会党人的纲领的很大部分吸收到现行的立法中，而不采纳他们的主义。同时，他又不顾社会党人的反对，凭着武装部队对他的支持使保守分子的反对不致有越轨行动。焦利蒂精明地、不择手段地驾驭各党派的方法使他的多数得以保持，并且使他能够执行一长串重要的社会立法的纲领。但是他的这个方法使戴普雷蒂斯造成的衰落状态得到进一步发展，耗尽了议会生活的活力，使广大阶层的选民失去对政治的一切兴趣。多少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民都处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把他们的政府看作难以避免的祸害，他们缴纳赋税，服从法律或者起来造反，遭受处罚，然后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此时，如果要使立宪政府成立后获得成功，这种对政治生活的怀疑态度必须消除，必须引起新的兴趣，并使之持续下去；因为大众的兴趣乃是议会政治的精髓。由戴普雷蒂斯首创并由他的继任者们继承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实。议会与国民生活是隔绝的。对于新制度的新奇的感觉一旦消失，旧的怀疑主义复发，人民就变得漠不关心；一旦出现反对派，象大战后随法西斯主义而出现的情形一样，国民就抛弃了议会制度，而不想努力去挽救它。这种隔绝状态对议会本身产生同样不幸的后果。它导致停滞。同样的人所提出的同样一套想法，年复一年地周而复始。政治阴谋太引人入胜了，以致国家生活中更广泛的问题反而往往被人遗忘，在蒙太契托里奥宫324那个迷人的圈子里，人们渐渐老去而且变得狭隘了。
繁荣、社会改革与自由主义的衰落
新世纪的最初十年是意大利真正进步的时期。国家终于渡过了危机。财政部第一次尝到预算平衡的味道。由于使用水力而促成的廉价电力的发展，工业正在取得飞快的进步。对外贸易从1901年的一亿二千四百万英镑增加到1910年的二亿一千三百万英镑，这个数目较之富裕的国家虽然还是不多，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工资也在增加，这多少应归功于政府不干涉罢工和解决劳资争端的政策，但主要是由于工业的繁荣。对外移民规模庞大，在1913年达到八十七万左右的最高数字。虽然大批移民国外使广大乡区特别是穷苦的南部人口减少，但是却从在国外获得成功的移民汇回意大利的大量款项而取得补偿，同时它也不足以使人口受到影响，在1901年是3，250万人，十年以后不断增加到3，450万人。
随着意大利物质条件的普遍改善，展开一种国民思想运动，这种运动有助于说明20世纪意大利发展的情况。意大利的悲剧是，意大利刚刚赢得它的统一和独立，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整个基础便在全欧洲崩溃下来。有两种新的势力在欧洲起作用，它们都来源于德国。第一种势力是马克思主义，它的经济上的唯物主义学说以及它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在意大利出现的修正过的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温和的，但在经济上是侵略性的，目的在于扩张工业和提高工资，为此就需要新的市场和原料。第二种势力是俾斯麦主义，即武力崇拜。三次胜利的侵略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法国赔款，已经给德国灌输了物质方面强烈的贪心。俾斯麦的“血与铁”的信条，不久就发展成为用书籍和讲演阐明的一整套理论：“超国家与超人”的思想、“种族理论”、“亚利安主义”325、“北欧人种型”和“泛日尔曼主义”以及它的潜在的反闪族主义326。
这两种运动在意大利都有反应，但是得到彼此相反的结果。社会主义不但是成功的，而且是有益的。它给予人民的东西，是他们曾经希望从政府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一个明确的社会改革纲领。它吸引了知识青年，直到19世纪末，社会党人一直是王国里最有影响的势力。他们的成就从焦利蒂所推行的改革上可以看出来，其中包括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及关于公共卫生、劳动人民的工伤事故、童工、健康保险、养老金等社会立法方案。此后社会主义衰落，新起的一代转而被来自德国新理论的新的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信条所吸引。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统一和独立的成功已经使全国的努力明确地宣告结束。他们现在需要和平与安宁，而不愿进一步冒险了。
新的国家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
有少数人的想法跟通常的意大利人的想法非常不同。这些人不是把统一看作新意大利的终极目标，而是看作它的开端。他们对此抱有许多梦想。他们看到一个强大的王国的幻景，它拥有为全欧洲所敬畏的一个广袤的殖民帝国。为了支持这种梦想，他们引证并曲解马志尼的“第三罗马”和焦贝蒂的“意大利的首要地位”的说法，再用对于克里斯皮和他的政策的一个概念加以补充，这个概念使他成为把意大利变为新的世界强国的先驱。然而，意大利并不是一个从事侵略的国家。除皮埃蒙特外，没有军事传统。在意大利不是可望由国家控制，因为意大利人一向憎恨国家控制；在意大利倡导集体主义，也没有希望，因为意大利人的天性一直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若干世纪以来，它分裂为一些小国，被贸易壁垒、地方关税、各种不同的方言以及邦与邦之间的猜忌所隔离，甚至未能意识到须作为单一的民族而统一起来，而群众运动的观念同它的思想方法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新的国家主义的主要目标恰好是要改变这一切，把意大利变成由国家全面控制的一个侵略性的军事强国。这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革命，也是民族心理上的革命。
这个运动不久就出版报纸，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科拉迪尼主编的《国家思想报》；另外一些报纸则属于更好或更通俗的类型，例如《三色报》327和《大意大利报》。科拉迪尼主张国家控制、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这种扩张定会吸引人民移居国外，并为祖国保有此时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针对个人主义的精神，科拉迪尼强调现代工业的不可避免的集体主义，认为从国家的观点出发，个人就象落叶与森林的关系那样的不重要。他力图唤起冒险精神，歌颂战争的“道德价值”，去同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一句话，他是在宣扬强权政治的全部信条。科拉迪尼的观点非常投合那些不安静的、不满足的分子，特别是青年人的心意，受到需要市场和原料的工业家的欢迎。
文学的宣传
一种更微妙更直接的影响，但在精神上同样是属于国家主义的，便是诗歌的影响。它同政治思想的关系在拉丁语系的国家比在英国一向更为密切。早期的诗歌是理想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但是在1870年以后，它的精神改变了。这时它是积极的、实用的，涉及贫穷甚至政治这样具体的问题，采用同散文没有什么不同的朴素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这些叫做“现实主义者”的新派诗人的最优秀的代表，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328。邓南遮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具有深刻的戏剧感、优美的抒情笔调以及熟练的掌握语言的能力。但是这个人的品格却不配称为“艺术家”。他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一个酒色之徒，一个享乐主义者，在他这种人看来，人生的快乐就是肉体方面的，这种天赋的肉欲主义渗透了他的一切作品。同这种对生活的实利主义观点相连的，是无情的和残忍的性格。邓南遮非常受人赞赏，他的作品被人广泛阅读，但是他的影响决不是健康的。他加剧了对快乐和刺激的追求，这在年轻一代中间已经成为一种不健康的症候。他加深了时代的动乱和对生活的不满，赞美物质享受的快乐，以致排除人们精神上的一切崇高愿望，推动他的国家沿着危险的道路向“光荣伟大”的将来前进。
国家主义的宣传从其他各种不同的渠道得到重要的支持。阿尔弗雷多·奥里昂尼的、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通俗教科书的历史著作，以巨大的力量表达了作者的扩张主义观点，表达了他对一个非洲帝国的要求，以及他的信条“伟大是目的，英勇是手段”。不大著名而较实际的，是马里奥·阿尔贝蒂领导下的一群经济学家的工作，阿尔贝蒂调查现场，确定将来的意大利经济渗透的原则，特别是对近东、俄国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各国。
一股强烈的帝国主义潮流从这些汇合的思想渠道涌现出来，敦促政府采取“光荣伟大”的前进的政策，把国家的英雄气概从渺小与贫困的生活现状中拯救出来。
对利比亚的征服
比在报纸上的叫嚣更强大的动机推动着政府去实现国家主义者的目标。英法两国已经同意让意大利获得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意大利及时作了缜密的准备工作，在1911年9月，把最后通牒送达土耳其，接着就宣战，并派遣部队到利比亚去。战争使全意大利人都变成了国家主义者，而加里波迪的赞歌的嘹亮的调子又一次响彻全国。国家主义者的报纸宣称这场战争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其热烈情绪和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顶点。邓南遮用他描写战斗部队的英雄气概的诗歌煽起怒火，看来政府与人民似乎终于结成一个新的整体了。但是战争拖得太久，战争的性质也不足以把大众的兴奋情绪保持下去。法奥两国的干涉防止了意大利海军进攻海峡329，防止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遭到严重的损失，因而使战争免去引人注目的事件。1912年10月签订和约，跟着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反应，因为意大利认识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不大可能给予意大利海外移民以美洲那样的金融上的吸引力，在未来许多年内，它所新攫取的这些殖民地只不过是意大利财政部的一笔额外的负担。
战后，国家主义党尽管有人脱党，内部发生分化，但是在向着它的目标和纲领推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主要报纸《国家思想报》这时是一种成功的日报，它开始主张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它主张应该教育新起的一代知道他们是属于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热望在统治世界方面它能征服世界最大部分”。不应该再用自由主义的旧理想而应该用“有所作为的人们的道德”去教育他们。
焦利蒂的垮台与社会骚乱，1912—1914年
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衰落，最后从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变成单个选区里的一些团体而已。然而，在1912年年底，《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转移到某一个叫做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手里，于是一种新的力量加入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这时墨索里尼是一个全心全意的革命者，他的信仰来自卡尔·马克思的毫不妥协的学说330。他在《前进报》上写的社论和他的演说，对党的极端派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由于他在运动中创造新的活力和兴趣而受到人们的感激。社会主义运动中较温和的中产阶级领袖们，如图拉蒂和比索拉蒂，正在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1912年，议会通过一个赋予人民以普通选举权的法案，这样就把选民从三百五十万增加到八百万。下一年举行普选，全国非常热切地等待结果，因为关于新的选民投哪方面的票有许多推测。1913年的普选是焦利蒂的政治上的杰作，但是他操之过急了。他不但同教士们达成协议，对选民施加极度的压力，而且对于凡是名义上拥护他的纲领的候选人，一律由政府给以支持。结果是，多数中包括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甚至焦利蒂也不能把这种互相敌对的分子团结在一起，因此他在1914年3月又辞了职，此后有七年之久他没有当政，虽然在众议院中他还继续控制着议员的多数。
1914年大战爆发前最后几个月间，发生了更多的骚乱。焦利蒂遗留下一些问题：流行性的没有解决的罢工事件、因利比亚战争而在预算上出现的二千多万里拉的赤字以及铁路工人的迫在眼前的罢工。6月初，在安科纳边区和罗马尼阿爆发了一连串骚乱；有些地方建立了“共和国”，另一些地方士兵被包围在兵营内。公众的神经极度紧张，但是运动的背后是没有组织的，一星期以后，运动就垮台了。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墨索里尼的《前进报》所表达的极端偏激的观点，而“流血周”331的骚乱却使编辑和他的支持者感到十分满意。
三国同盟的衰落，1903—1914年
三国同盟曾在1902年续订，但附有关于奥地利的重要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如果盟国之一在未曾首先遭到进攻就对别的大国宣战，其他两个盟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还有一条是关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规定奥地利和意大利对于它们自己或任何其他大国在那个地区的意图，必须互相提供充分的情报，此外，倘若两国中任何一国不得不改变巴尔干半岛各国、亚得里亚海或爱琴海地区的现状，必须根据相互的协议并给予另一大国以补偿，才能作出这种改变。这一条款的意义在于意大利渴望向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巴尼亚扩张，并担心它在巴尔干半岛的贸易，在那里它的汽车工业找到一个可以获利的市场。三国同盟在意大利是不得人心的。这个同盟只是针对法国，因为三方面都清楚地了解到，英国不属于同盟注意的范围。然而，意大利分明倾向于对英法两国友好，如果不是为了社会党憎恨自从1894年以来就是法国的同盟者的俄国，它甚至会退出三国同盟的。意大利国王与法国总统卢贝332相互访问，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333会议上，意大利支持法国反对德国。意法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恢复，意大利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益，作为报酬，法国承认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利益。这样意大利在三国同盟中就成为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其他两个伙伴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意大利给予的支持会有多大的信任，却是值得怀疑的。
1914年初，法国同奥地利从来就没有好过的关系恶化下去。霍恩洛黑亲王下令开除的里雅斯特市政府雇用的意大利人，这一行动不但造成的里雅斯特本地的冲突，而且引起特兰提诺的同情示威运动。来自意大利的抗议没有产生结果，因为奥地利打算随心所欲地去对待它统治下的意大利臣民，但是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怨恨加深了，关于两国缔结积极的同盟的一切想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时意大利国内外的情况，这时，在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被人暗杀了334，四个星期以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中立与干涉，1914—1915年
如果对于德奥两国对意大利作为同盟中第三个伙伴的价值的真正看法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这种怀疑已由于塞尔维亚遭受侵略而得到解答了。这对意大利是一次剧烈的震动。同盟的条款已经受到蔑视。事先既没有通知意大利，也没有同它商量，因此，意大利完全有权宣布中立。8月2日，它就这样做了。法国很机智地赞成这个立场，英国也认为这个立场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对意大利来说，事情还没有到这里为止。它仍然是同盟的一个伙伴，盟约所包含的条款明确地规定，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增加任何领土，意大利也应得到同等的补偿。意大利外交部立刻把照会送达维也纳，说明意大利愿意接受的唯一领土，是位于被奥地利占据的意大利省分以内的土地，意思就是指特兰提诺。奥地利甚至毫无礼貌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外交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意大利全国分成“中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两派。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前一派是最大的一派。保守党和天主教党、许多自由党人、依靠德国资本的实业家以及那些采纳焦利蒂的主张的人，都赞成中立的立场。在另一边的，是法国的朋友，共和党人和互济会会员、由墨索里尼领导的一群社会党员、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者，特别是国家主义党员。在无政治背景的多数人看来，“干涉”就意味着同英法两国联盟，因为同奥地利并肩作战现在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国家主义党主张作战而不管同谁并肩作战，实际上却是站在德国和奥地利一边，直到得不到支持的时候，他们又变成协约国的热烈拥护者。
无论如何，当机立断是不可能的。利比亚战争已经暴露出意大利在军事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巨大缺陷。军队完全没有准备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冬季战役。在1915年初夏以前不能有所作为。同样重要而困难得多的，是唤起全国面临惊人的牺牲这一任务，而干涉就意味着使他们以坚持战胜的精神作出牺牲。报纸对此给予巨大的帮助，几乎全是亲协约国的，而协助它们的是协约国宣传的优越性；因为德国的宣传方法非常笨拙，以致有时候当局拒绝发表柏林所提供的材料。国内的斗争从议会中反映出来，然而，中立派在众议院中是强大的，因为众议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被焦利蒂迷惑住，而焦利蒂一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害怕灾难，对军队不信任，倾向于几乎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
当全国的同情连续不断地转向协约国的时候，众议院依然赞成中立；但是由于中立的危险性变得更为明显，在大臣们看来，永久的中立是否明智，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要是德奥两国获得胜利，从它们那里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要是意大利不在协约国处于危急的时候助一臂之力，那么协约国也未必会对意大利表示慷慨。意大利曾再次试图劝奥地利满足它的愿望，但是这个企图只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于是继焦利蒂担任首相的萨朗德拉转向英法两国一边。秘密谈判开始了，而且在一种非常同情意大利的意愿的气氛中继续开下去。
伦敦条约
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同协约国签订了秘密条约。凡是意大利所想要求的一切，都包括在条款里面了。它将得到特兰提诺、勃伦纳山口的一个国防边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部分、发罗拉港口以及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权；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亚得里亚海上的某些岛屿。如果小亚细亚被瓜分，它将得到士麦拿，如果进一步重新分配非洲大陆，它也将得到那里的土地。在战争进行中间签订的这类秘密条约，都是不大可靠的文件。然而，意大利终于在5月间公开宣布退出三国同盟，因此把全国转入战争局面的最后阶段，在紧张的兴奋与疯狂的热情的气氛中完成了。邓南遮作为平民发表了一系列激昂慷慨的演说，使不同的听众受到激励而举行了显示爱国热诚的狂热的示威游行，他成了使意大利参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活动引起了大众的喧嚣，使焦利蒂在众议院中不可能保持由中立派组成的多数，5月24日，国王对奥地利宣战。
二、意大利在大战中，1915—1918年
欧战爆发时，意大利对于战争完全没有准备。这主要是金钱问题。军事开支从来是不得人心的。当财政大臣把军事预算列为“非生产性的开支”时，这句话在军界引起巨大的愤慨，而在战争于1914年开始以后，军务大臣要求拨款二千四百万英镑，把军队改成正式的战时编制，这个要求遭到愤怒的拒绝，拨款削减为三分之一。利比亚战役所暴露的缺陷，结果从未得到弥补。大炮严重缺乏。然而，意大利总司令卡多纳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组织家，他在保持中立的几个月内已经计划好对奥地利山区边境发动进攻。从1915年5月到8月，意大利军队沿着全线的进攻都很顺利，意大利的四个军缓缓地开进奥地利的领土。在战线的东端，奥地利的抵抗最顽强，伊松佐河的战斗于10月间在那里猛烈地进行着。1916年春天，奥地利人在特兰提诺第一次大举进攻，但被数量上显然较少的意大利军队抵挡住。逼近维琴察的危险一过去，卡多纳马上转过来向伊松佐前线发动进攻。8月，意大利军队在戈里齐亚地区发动了一次攻势。1916年夏天，发生在干燥的、石灰石质的卡索山地的战斗是残酷的，双方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在整个山区沿线，夏天过去以后又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到了1917年，形势就对意大利不利了。俄国的溃败使奥地利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腾出来用于意大利前线作战。春天的战斗造成重大的伤亡。在5月战役期间，意大利军队第一次暴露出士气的低落与进攻锐气的减弱。奥地利军队在伊松佐前线的大规模攻势，由于德国师团的加入而变得猛烈起来。意大利战线终于崩溃，军队的士气也随之瓦解了。卡多纳虽然不应对失败负责，但他却是一个严厉而不得人心的人。在卡波雷托惨败以后，他的职务由阿芒多·迪亚兹将军接替。意大利的各盟国很快就看出卡波雷托战败的惨重，于是派遣六个法国师团和五个英国师团到意大利来，但是在他们到达前线以前，意大利军队已经独力稳定了阵地。在皮亚韦河畔的战斗中，二十九个意大利师团阻止了德奥两国五十个师团，而法国和英国军队的到达，又多少恢复了数量上的平衡。1918年，奥地利在皮亚韦河畔的最后一次春季攻势遭到彻底的失败。秋天，意大利人和他们的盟军在维托利奥威尼托战役最后取得了胜利。11月4日，在西线停战前的一个星期，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三年半的战争中，意大利动员了523万人，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十四点四，损失了68万人。
三、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1918—1940年
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意大利面临着其他国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军队复员并把人力重新吸收到民间生活中去；战时的匮乏引起了对各种货物的狂热需求，从而在工业上造成暂时的繁荣；战时的生产转变为平时的需求；物价高涨，贸易受到限制，政府加强管制。此外，还有高工资、过多的冗员和无数专门职位的问题。由于煤炭和原料的缺乏以及船舶的短少，意大利比其他国家受到的阻碍更要多些，同时也和它的盟国一样，预算上出现庞大的赤字。
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在巴黎开幕的时候，政府简直没有时间采取起码的步骤去处理一连串复杂的问题。一开始，意大利就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它对战争的努力没有受到充分的赞赏。它所对抗的只有奥地利一国的军队，它同德国的军队与指挥才能只较量过一次，结果却造成卡波雷托的败北，这些事实都在盟国领袖们的眼中贬低了它的身价。他们没有注意到，意大利必须在一片拥有广袤的天然屏障的地势上发动攻势，而这一片地势在战前已由敌人设立坚固的防卫工事，并且是在意大利保持中立的月份中巧妙而细心地开拓出来的。意大利还被指责为一个“帝国主义者”，这一指责与其说是根据众所周知的它所据以提出主权要求的伦敦秘密条约的条款，无宁说是由于战前年代它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宣传。再其次，它还犯了一个拙劣的外交上的错误，没有在威尔逊335的“十四条”发表以前把伦敦条约的条款通知美国，“十四条”中只说到“修改边界”，指的是勃伦纳边界线。当威尔逊到达罗马时，这个错误又重复了一遍，那时没有按照伦敦条约的精神讨论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就听任他离开了。接着意大利问题又拙劣地被提出来。奥兰多336虽然是一个智力高超的人，有着律师那样的、能看到问题两个方面的才能，但在对付象克莱蒙梭337这样一个只看到一方面的人，却证明是一个缺点。最后，意大利的可悲的国内状况也使意大利的地位受到损害，诸如内阁的分裂和猛烈的争吵、不满情绪、罢工、工业的脱节以及全国普遍的不安宁等。
1915年，意大利参战的时候，英法两国同意大利签订的伦敦秘密条约（194页），答应给予意大利勃伦纳山口作为它的北方边界，并把的里雅斯特、普拉、伊斯的利亚半岛、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北部连同亚得里亚海的几个岛屿，以及发罗拉港连同一片狭窄的腹地许给它。条约承认它在小亚细亚的权益，并保证要是法国或者英国增加它们在非洲的领地，也在非洲给予它补偿。然而威尔逊所依靠的美国专家们对于意大利的要求显然是反对的，甚至对勃伦纳边界的要求也是如此，而威尔逊总统本人虽然对于勃伦纳边界线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拒绝承认象伦敦条约这样的任何“秘密”条约的效力。事实上，盟军的专家们对于构成象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样的新国家，比扩大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或者为它规划一个帝国的兴趣要大得多。小亚细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16年，法国和英国的一批专家提出所谓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这个协定不顾伦敦条约，把小亚细亚分给法、英、俄三国。意大利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因此在1917年，小亚细亚又在纸面上重新分配，这一次只要取得俄国的同意，意大利就可以获得士麦拿、科尼亚、伊特基利。但是俄国的崩溃使这件事不可能实现，后来，英法两国利用俄国没有签字，从而推翻了这个条约（所谓圣让·德·莫里昂条约），并把士麦拿划给希腊。
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散发一篇冗长的备忘录，提出它的主权要求，说明所牵涉的问题有文化与民族两个方面，并说明所要求的这些地方在战略上的必要性。这些主权要求包括北方的勃伦纳边界、东方的朱利亚阿尔卑斯分界线，这就意味着把朱利亚威尼提亚包括在意大利版图以内。再往南，这些要求包括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北部连同位于萨拉与塞贝尼克之间的海岸线。对于亚得里亚海以外的土地没有提出要求。有一长段是专门谈到阜姆的，它的命运是和会中困难条款之一。塞尔维亚首相帕西克同意大利人立于反对的地位，他散发了另一份备忘录，要求承认这样一个边界，从离伊松佐河大约十五里地方起，包括的里雅斯特、普拉和阜姆连同整个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北部一大部分。意大利对于不承认它对阜姆的主权要求感到非常愤慨，这个地区是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明确宣布并入意大利的。在争执最激烈时，奥兰多和桑尼诺男爵338回到罗马，争取议会的支持。这次访问证明是不幸的，因为当他们不在巴黎的时候，对非洲和东方的托管已经分派好了，意大利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意大利对它的盟国的反感。不久以后，奥兰多在众议院中被击败，尼蒂339接管政府，任用蒂托尼340为外交大臣。在巴黎的圣热尔曼-昂-莱区，对奥条约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意大利得到它所垂涎的勃伦纳边界。接着就是解决利比亚边境问题，法国让予意大利一系列泉水和绿洲，英国给予意大利介于肯尼亚与意属索马里兰之间的朱巴兰的一块土地。
意大利与南斯拉夫
1920年1月，凡尔赛条约被批准，只是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之间互相对立的要求，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919年9月，邓南遮曾率领一群狂热的人占领阜姆，建立一个不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为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开了先河。当焦利蒂在1920年4月出任首相的时候，他力图同南斯拉夫达成协定。他的第一项行动是把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召回，并撤出发罗那。这一年晚些时候，首相们和政治家们组成的“旅行团”在拉巴洛开会（1920年11月），这个旅行团代替巴黎和会去努力解决一些依然没有解决的困难。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终于在这里解决了它们在边界上的分歧。意大利取得朱利亚阿尔卑斯边界，包括蒙特纳沃索、伊斯的利亚连同普拉、的里雅斯特和朱利亚威尼提亚。阜姆已成为一个独立邦，但是当这个办法证明是行不通的时候，这座城市就交给意大利（1924年），而河对面的苏沙克连同巴罗斯港和三角洲则划给南斯拉夫，这就需要使邓南遮退出。军队被派去了，受到很少的抵抗，事件就告结束。意大利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地方，达尔马提亚北部除外，在那里它只得到萨拉这一块被外国领土包围的土地。
这样，意大利就从欧洲的重新分配中出现，领土有了显著的增加（特兰提诺和伊斯的利亚），在北方与东方都有了良好的战略上的边界，对达尔马提亚海岸线比以前取得更牢固的控制。但是它既没有获得托管的土地，也没有获得殖民地，因为在利比亚沙漠中的绿洲和在遥远的朱巴兰的一条狭长的领土，既不能给它原料，也不能给它一个开拓殖民地的出路。政客们声称已经满足，但是有一个事实无法掩盖，即英国为它的帝国增加了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法国增加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而意大利只有十万平方英里可以夸耀，而且大部分都是沙漠。一种不如意的情绪依然存在，使意大利比较深谋远虑的阶层深有感触，他们觉得意大利没有受到宽厚的待遇，而盟国却一直在攫取它们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将来不能对它们有多大的指望，除非意大利强大到能够独立采取行动。
议会民主的解体，1918—1922年
在胜利以后的整个三年中，意大利的国内情况越来越坏了。社会党最初对意大利曾经是一个鼓舞，他们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许多提案曾被采纳，可是远在战前几年，他们的眼界就变得狭小了。他们大半致力于市政的管理；将近一半的意大利城市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特别是北方的工业区。他们在工会运动中也有强大的代表性，据说他们有二百万工会会员。在战争期间，社会党一面在积极增加工资，在市政方面任意铺张，同时暴露出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休假时的部队有过恶劣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卡波雷托的败北。在战后非常困难的社会与经济情况中，由于纪律的松弛、士兵关于立即复员的要求以及急欲回到正常状态的不耐烦情绪，到处增加了强暴的犯罪行为。
正是在这个时刻，意大利的社会党受到俄国的影响。既没有什么中心组织，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象贝拉·昆这样的人物，但却爆发了虐待穿军服的、特别是佩戴勋章或者绶带的残废官兵的丑恶暴行。极端的社会党人取了一个“多数派”的称号，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同义语，并且用锤子和镰刀作为他们的徽记。在罗马尼阿，特别是在波伦亚，他们的领袖们开创了他们的敌手所说的“恐怖时代”。在意大利全境，有时为了经济原因，有时为了政治原因而举行的狂热的罢工大会，使社会事业几乎陷于混乱的状态。火车、电讯、邮政全不可靠，工厂一接到通知就立即举行罢工，社会纪律的普遍败坏，配合着惊人的挥霍浪费，使全国工业和财政都有崩溃的危险。雇工占领工厂，并企图使管理部门为了工人的利益去经营工厂，因而使崩溃的危险达到顶点。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面对着混乱和暴行，政府的怯弱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可悲的。最坏的犯罪者是尼蒂，在他从1919年6月到1920年4月任职期间，国家的情况不断恶化，而他的继任者焦利蒂很少想出办法或者根本没有想出办法去改善这种情况。尼蒂一步一步地向社会党的要求让步。他特赦逃兵，因而激怒了军队；他在关于卡波雷托战役的报告刚完成时就把它公布出来，其中有不利于将领、军官和士兵的调查结果，因而给予社会党一个可以用来惩罚军队的极好武器；当军官们在街上被殴打甚至被杀害的时候，他所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承认自己无力保护他们，劝他们在不值勤的时候穿上便衣。他认为这种事态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早晚是会解决的，因此他始终拒绝用武力镇压暴行和维持秩序。他甚至不愿在发生暴行的地方执行法令，对非法罢工的为首者提出公诉。
快到1919年年底，尼蒂采用普选作为权宜之计，然而，选举的结果只不过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社会党赢得156个席位。这时出现了一种新力量，这就是由西西里神父唐·斯图佐创立的人民党。人民党企图使现代的社会的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与天主教会的古老信仰冶为一炉，它是现今天主教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远祖。1919年，他们投合农民的心意，主张分散大庄园的土地。他们在第一次竞选时赢得101个席位。
从1919年的普选到1920年6月，又一次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全国，包括一次六十万工人的静坐罢工。社会党不愿入阁，但也不是十分有力地或者积极地进行革命。罢工终于自行结束，到了1920年秋天，任何真正的“赤色威胁”已经不存在了。社会党势力衰弱的一个迹象，便是他们在市议会选举中失去许多议席。这个形势必然会引起一种反应。已经有人企图破坏罢工，有人表示愿意在危急关头承担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然而，他们的活动只是局部的、间歇的，而且从政府方面得到的只是阻挠。可是到1920年底，当真正的危机过去以后，一种小分队，法西斯的非正规军或叫墨索里尼的“分队”，开始大量出现了。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地方他的《意大利人民报》办公室内组成他的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即“战斗队”。参加的约有150名左右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退伍军人，其中一些人曾在阜姆跟随过邓南遮，所有这些人都是非常热衷于粉碎所谓“赤色分子”的。抱着这个目标的不只是他们这个团体。国家主义党—法西斯主义者的天然同盟军，他们终于同法西斯主义者合并—早已组成一些类似的分队，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南遮的“勇士队”，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他们都感到苦闷，因为在他们到达能够作战的年龄以前，战争已经结束了。法西斯得到一些大厂主的资助，在意大利全境崛起。别的款项则是用勒索的方法筹集的；胆小怕事的人出钱贿赂，以便得到“保护”或者免遭手持蓖麻油瓶和大头棒的人们的毒手。法西斯党徒很快组织起来，在年底以前，他们就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事实上，在以后两年中，意大利一直处在内战的状态。当法西斯党徒抢劫和焚烧社会党总部的时候，政府毫无作为，警察接不到指示，因而不加干涉地一旁观看。不久法西斯党徒赢得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同情与军方的善意的中立，而军方就容许法西斯党徒征调民用和军用的卡车作为他们进行袭击的用途。他们之所以享有特殊的便利，是因为以前尼蒂曾经纵容社会党员，现在焦利蒂就纵容法西斯党徒以对付社会党。他们的有力的手段不久就证明是有效的。共产党人的大本营波伦亚市和波伦亚省，在11月受到猛烈的进攻，他们的势力全被粉碎，“秩序”也恢复了。此刻已经全副武装和组织起来的黑衫党员，只要发现社会党人占优势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用棒打，放火烧，抢劫一空。社会党人则用炸弹和伏击来报复。在米兰，法西斯党徒占领了市政建筑物，把市议会赶走，并且夺去了档案。在市政事务中，地方法西斯独裁政权开始代替社会党的垄断。克雷莫纳的“总督”即头目法里纳契夸耀说，他曾经（用蓖麻油和棍棒）强迫六十四个地方议会解散。
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徒赢得三十五个席位，于是墨索里尼进入了议会。虽然自由党依然占多数，但是主要的势力是人民党的势力，人民党撵走焦利蒂，拥护博诺米为首相。秋天，墨索里尼召开法西斯党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成立国家法西斯党，并提出它的纲领，其要点是进行社会改革，提高国家在国外的威望，在国内厉行节约，恢复国家的权威，求得财政平衡，停止罢工，对劳资双方的争议实行仲裁。在这次会议上，墨索里尼演说中最惊人之处是，对于法西斯党即将接管国家的那种从容不迫的信念，他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已准备好一个完整的纲领，并有贯彻这个纲领的充分意志。这时登记加入法西斯党的有十五万二千人左右，其中六万二千人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约有九万人是独立谋生的人，即自由职业者、小商贩、地主、大小商业的业主。
议会的更多的纠纷导致博诺米于1922年2月辞职。在这些纠纷中，只有人民党是坚决支持政府的。由富裕的保守派所支持的、焦利蒂派的代表法克塔继任首相。法克塔的上任是进一步罢工和骚乱的信号。7月19日，法克塔垮台，于是社会党领袖图拉蒂表示准备放弃不合作的原则出来组阁。这时，要镇压法西斯党徒恐怕已为时太晚了，除非能够劝说王室和军队去镇压他们。总之，社会党是分裂了，象人民党一样，许多党员没有认识到危险迫在眼前，依然争吵不休。于是法克塔的软弱无能的政府重新执政。
向罗马进军。8月1日，“劳动同盟”（由社会党、总工会、共和党和一些自由党员支持的一个组织）策划一次总罢工。法西斯党员不但能够破坏罢工，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而且罢工本身就为夺取要害部门的管理权制造一个最后的借口。到了10月18日，法西斯党的四巨头—比昂基、巴尔博、戴·韦基、戴·博诺—准备一奉到墨索里尼的命令就发动政变。28日，法西斯军队已占领从意大利北部到罗马的交通线。恐怖笼罩一切，又缺少有效的或者一致的反抗。10月29日晚上，国王邀请墨索里尼到罗马，请他组织内阁。
墨索里尼当权
墨索里尼现在能够执行他的国家政策了，这个政策以某些基本目标为基础，今后他的一切立法都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第一，国家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部门中都是毫无疑问地至高无上的；第二，“不容有反对派”；第三是“帝国”。没有道德上的顾忌可以阻碍他。他的座右铭是：“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合法的，但是一切都不是权宜之计。”这些目标当然是根据当前的需要而掩饰起来或者伪装起来的，但是有时候它们以意外的坦率态度闪现出来。这些目标并不新颖。它们不过是国家主义党从德国吸取的教导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唯一新奇的特色是对内通过报纸、无线电和电影进行有组织的宣传以欺骗人民，在国外则尽量制造出足以被人认为是最好的印象。
墨索里尼的第一届内阁，是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设计的，包括四个人民党党员、三个国家主义党党员、两个自由党党员和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他添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公安总监”，这个名称含有潜在的警告的暗示；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曾任法西斯挺进队总司令的博诺将军，他在组织和指挥向罗马进军时已经显示出他的才能。墨索里尼对其他党派没有马上采取报复行动。他现在拥有三十万名武装的法西斯党员，已经把全国完全控制在手里，因而可以宽大为怀了。此外，毫无疑问，关于全国对他所发动的政变作出的反应，他渴望得到一个没有成见的评价。曾经被法西斯党徒占领的、抱着敌对意见的报社，凡是没有遭到破坏的，除了象尼蒂的《地区报》那样的已经被封闭的少数极端分子的报纸以外，都发还给它们的主编。在同样被占领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市区办公处，法西斯党员已经撤离，各种工人办公处（没有被烧去或被抢劫一空的）也都物归原主。这种宽容的结果证明是明智的，因为报社和市政当局的大多数人都变得谨慎而稳健了，不少的人很快成了法西斯党员。
法西斯党丝毫不想成为众议院中的许多党派之一。象罗马天主教会一样，他们不容许妥协。1923年春天，人民党举行代表大会。他们对政府的态度是暧昧的。内阁中的该党党员马上被召见，经过同墨索里尼一次会见以后，就提出辞呈，并且立即被接受，这件事使人民党发生分裂，一派加入法西斯党，另一派坚决反对，但是由于内部分化，该党已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在墨索里尼拒绝同该党缔结同盟以后，它的领袖切萨罗公爵就辞了职。墨索里尼设计了一个新的选举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有效地废除旧的政党制度，并防止法西斯党有失败的可能性。根据1923年的法律，全国分成十五个大选举区，每一党提出一个全国性的候选人名单。得到选票最多的党，有资格获得众议院中三分之二的席位（356席），剩下的席位（179席）按比例分给其他党派。1924年4月按新制度举行普选。法西斯党和它的同盟者获得百分之六十五的选票，其它党派落到无所作为的地步。
排除反对派
由于素孚众望的社会党众议员贾科莫·马太奥蒂于6月10日遭人谋杀，议会的局势已经临近严重关头。墨索里尼本人，至少是法西斯党员们，对这次谋杀案是要负责的。全国人民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这个危机使政府完全动摇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反对党都离开了议会，躲到阿文廷341去了。他们要求取消法西斯党的国民兵，重新举行选举。甚至退役军人也动摇了。然而在元老院里，政府却得到信任票的支持。
这次危机标志着法西斯恐怖主义新浪潮的开始，这一浪潮很快就导致连一个民主政府的庄重的外貌也荡然无存了。1925年初，墨索里尼宣布说，“武力”可以“解决阿文廷问题”。现在当了法西斯党书记的罗伯托·法里纳契就是这种武力的主要工具，他用大头棒和蓖麻油促使反法西斯党派的领袖们出外流亡。出版自由遭到破坏，并为迫害剩下的反对者建立了特别法庭。
工会。法西斯党有他们自己的工会或者“辛迪加”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这些组织不容许有竞争者。为了对付“不可靠的”或者反抗的组织，特别是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这种组织在意大利为数势必是很多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那些组织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1924年1月，它们被置于地方行政长官的监视之下，他可以审查它们的书籍，设置政府事务长官管理它们的经费，最后解散它们，把它们的资产挪作别项用途。1925年，所有的团体都奉到命令：一经查问，就得随时向警察提供会员和职员的名单。最后，在1926年11月，报纸上发表一份公报，宣布说，“凡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一切政治团体，一切有嫌疑的政党和其他组织已被解散”。
出版。出版方面的服从是必要的，但是意大利出版界却有着坚持不变的独立思考的传统。对付许多报纸困难不大，但是其他一些报纸态度坚决。意大利自由党的主要报纸之一，《晚邮报》所遭受的待遇足以显示出政府使用的手段。主编兼发行人，元老院议员阿尔伯蒂尼，是个坚持不懈而又谨慎从事的批评政府的人。由于这个人影响太大，不能马上把他解职，因此由一群资本家来收买他，于是这家报纸的言论方针改变了。1924年，意大利报纸一共有三千三百名新闻记者，三年以后，数目已不到一半，有一百多名新闻记者已被解雇，而且不准写作，他们之中很多是过去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闻记者。
律师。代表正义和个人自由的律师们的长期对抗，形成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强烈的控诉。在意大利的每个省有两个协会，一个是兼理民事刑事的在高等法院出庭的律师协会，一个是只理民事的在初级法院出庭的律师协会。对于它们没有触动，但是各省另外组织了第三个协会，即法西斯律师协会，这个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法西斯党员与他们的敌手之间的斗争继续了多年，由于长期的反抗所引起的愤怒，可以从一件事实上看出来：1931年，有两千多名律师的名字从准许执业者的名单上被勾去了。
极权国家的建立
从道德的观点看来，马太奥蒂被暗杀的事件及其后果，完全动摇了法西斯党的权力，但是，从墨索里尼认为唯一重要的观点即从武力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胜利。这个事件不仅表明反对派在政治上的软弱，也表明全国对于政府所依靠的暴力政策缺乏有效的反应。这些事实使墨索里尼深信，需要有进一步镇压的法律。凭着一个出版法案，他“企图取缔颠覆性的报刊”（1925年）。实行某种管制的法律是需要的，因为在意大利，没有保护公务人员免受诽谤的法律，也没有关于蔑视法院的刑罚。然而，法西斯党怎样利用出版法，那是不难了解的。从此以后，报纸就必须是亲法西斯的了。另一条法律废除秘密结社，这是针对互济会的，由于它们的方法非常秘密，以致不能把它们完全消灭，但是从此以后，法西斯党员不许作互济会会员，互济会支部也解散了。在第一次企图谋杀“领袖”的事件发生以后，公安法对于这种企图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并且设立了保卫国家的特别法庭（1926年），由秘密警察（镇压反法西斯活动的志愿队）提出受害者名单。
还有三条法律把更多的权力放在法西斯党手里。第一条（1925年12月）规定政府首脑的权力，也就是墨索里尼本人的权力。内阁的责任和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已经消失。将来任何议案不先交给他审核就不能在议会中提出，一切概由他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随后，他又取得权力，使他无需征求国家其他权力机关的意见，就可以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第二条法律修改（或者消灭）生气勃勃的市政制度，用由上边指定的官吏（市长）和市议会代替地方市长和选任的市议会。第三条根本法使法西斯大议会成为国家机关。制定这个法律的结果是，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机构都操在法西斯党手里，该党也已充分使用一切镇压手段。直接的武力是由庞大的警察武装使用的。
经济管制
法西斯辛迪加或工会的成立，是代表雇主和雇工双方的。加入这些工会的会员，政府声称总数有两百万人，然而这只是一个想象的数字。例如，在1925年4月，当菲亚特汽车工厂的一万八千名工人选举一个同公司的福利会有关的委员会的时候，虽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投了票，但是没有一个法西斯党徒当选甚至被提名。1925年，根据维多尼宫协定，雇主和工人们的代表协议，只有法西斯党的工会才能代表他们。这个协议由1926年4月3日的法律使其合法化，而这条法律取消了罢工的权利。经过以后的变更，工业的最后地位如下：
全国工业组成九个联合总会，四个联合总会属于雇主，四个联合总会属于在工业、商业、银行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人，一个联合总会属于自由职业者。在每一个联合总会中，政府只承认由法西斯党徒控制的个别分会。但是法西斯主义要想对国民工业加以绝对控制，却存在着一个困难。意大利是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参加者，曾经保证承认“自由组合的原则”。所以，在联合总会的章程中加入了第十二条款，规定雇主和雇工凡是不愿意加入法律认可的组织的，可以组织所谓“事实上”的工会。有些这样的工会已经组成，但是当局却不让它们长期存在，它们受到警察蹂躏，被法西斯的小分队恫吓，直到它们不能存在时为止。这件事在意大利国外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墨索里尼没有触动那个最大最有名的社会党组织—劳工总会。虽然这个中央组织仍然原封未动，但它所指导的许多分会不是被解散，就是被置于一个政府委员的管辖之下，以致劳工总会下面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由它管辖。于是劳工总会只好自行解散，并声称它已改信法西斯主义了。
社团国家。墨索里尼的经济顾问们曾经对“社团国家”的学说大加发挥。他们认为19世纪的统一运动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是成功的，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完整的国家。社团国家的学说以极其空想的方式设想用精选出来的一批批经济专家代替各政治团体，同时设想在政治意义上国家的最后“消亡”，这种学说以后由葡萄牙人萨拉扎尔342更进一步加以发展。当然，国家的“消亡”是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教义，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设想墨索里尼会对这种想法予以片刻的考虑。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臣朱泽培·博塔伊是较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曾不断地使墨索里尼注意法西斯政权所固有的“社团哲学”。“领袖”用通常对待小孩子的那种有趣的容忍态度听他说，而那种容忍不是抱有牵强附会的思想的博塔伊所应得的。社团国家是要建立在二十二个“社团”上面—这些社团是指导和协调的团体，代表雇主和工人双方，并且置于总联合会之上。但是这些社团是到了1934年才产生的，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的真正兴趣已倾注于征服一个海外的帝国。一个叫做“法西斯与社团议会”的新的立法会议，到了1938年才代替旧日的众议院而产生。
1927年，公布劳动条例，这些条例在名义上确定了从前社会党的关于工作权利的理想，同时也巩固了国家对劳资双方的控制。
国民业余互助会。墨索里尼严峻无情地决定支配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堵塞意大利人民自发的创造力的一切渠道，在这些地方暴露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他所大力鼓吹的国民业余互助会了。这是管理人民的休养和娱乐的一个团体。每一种运动和娱乐都得隶属于一个国家组织，这个组织的主席和秘书都是由政府委派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被提升为国家的附属机关，因此变成意大利娱乐的守护神。此后，没有得到高尔夫联合委员会的许可，高尔夫俱乐部就不得布置俱乐部之间的竞赛，开除雇员或在俱乐部建造一间新浴室。旅游俱乐部、足球和自行车俱乐部、乐队和舞蹈协会，甚至下象棋和演奏曼陀林，同样须得服从法西斯党的监督，否则就要被解散。所有这些官方的干涉都抱有一种细心掩盖着的政治目的。国民业余互助会为宣传提供一个良好的场合，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获得的胜利又给新意大利充当有益的广告，那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由公家出钱训练出来的。此外，法西斯党的秘书们和组织者们一直用锐利的监视的眼光注视着文娱活动中所谓“道德和精神现象”。甚至关于爬山运动员和曼陀林演奏者的政治见解的情报，也是法西斯党徒们所一直乐于得到的。
以上便是法西斯党徒渗透工作的梗概。法西斯党所能施加压力的程度是很大的。例如，1928年3月，运输大臣规定，在签订建筑铁路的合同时，必须一直把优先权给予法西斯党徒承包人的投标，劳工介绍所替失业工人找工作的时候，也要这样做。这样一来，交不出法西斯工会会员证的无党派工人就难办了。工业界的领袖同样受到政府首脑的任意摆布：例如，班尼，身为工厂厂主联合总会会长、众议员，兼二十个其他重要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或主席，被墨索里尼解职，他的职位由皮雷利接替，后者又被免职，把职位让给沃尔皮伯爵。这样就很清楚，不管政府多么依赖工业大亨们，毫无疑问，他们是不得指挥政府的，而工人和厂主同样必须受到以“领袖”为化身的法西斯党的意志的摆布。
梵蒂冈条约
到1927年，意大利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生活都已操在法西斯党手里。然而，在国家生活中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政教的关系。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天主教世界，也许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象这个麻烦问题的顺利解决引起人们对“领袖”的衷心感激了。自从1870年以来，政教的关系一直受到“保障法”的支配，但是梵蒂冈方面并未正式予以承认，一种武装的中立把教皇和国王隔离开来。墨索里尼对教会的态度从开始起就是尊崇的，甚至是友好的。小学校内重新安上了十字架，宗教课程开设了，宗教游行不受干扰，同时民政当局在朝圣之年帮助运送朝圣者。墨索里尼不愿引起教士们的对抗，他的整个态度创造了一种可以开始谈判的和谐气氛。庇护十一世为法西斯党效了劳，帮助它摧毁了唐·斯图佐的人民党。1926年，他通过间接的口信让一个法西斯党头目巴罗纳知道他准备在教会与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他提出两个必要的条件：签订条约，重新组成一个不管是多么小的教皇国家；订立契约，使宗教婚礼具有民间仪式的法律效力。谈判是在这个基础上极其秘密地开始的。
然而，预备会议还没有开完，就为争夺对天主教童子军的控制权而停顿下来。经过两年的对抗，教会终于屈服，这个组织被吸收到法西斯青少队内去了。于是谈判重新开始，在1929年2月，签订了拉太朗协定。在谈判中途，巴罗纳去世，于是墨索里尼亲身干预，所以在最后关键阶段，谈判是由墨索里尼和教皇两人亲自完成的。
拉太朗协定包括两个文件：一个条约和一个协定。根据前者，由于建立了归罗马教廷绝对所有的梵蒂冈国家，教皇承认萨伏依王室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这样就把自从“保障法”以来即存在于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纷争告一结束。从此“罗马问题”获得解决。协定则确定教会与民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所有包括在“保障法”以内的一切主权和外交特权都被确认下来，教会在一切精神事务上享有的充分自由也被承认了。
教会为取得法西斯党的这些让步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这意味着意大利教会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是按照法西斯党的一句名言而“确定了”的，这句名言就是，“一切在政府的范围以内，没有什么在政府的范围以外”，不过政府并不干涉教会对于意大利国境以外天主教世界的统治。这种被称为“和解”的事情引起了普遍的欢乐，有几个月，感激和谢恩的声明潮水般地涌进梵蒂冈来。
教会与法西斯主义。可以用来衡量教会意见的唯一标准，只有教皇本人的标准，庇护十一世在世的时候，他以勇敢的天主教徒的坦率态度谈论国民教育、种族偏见以及超国家主义的问题。但是对于大主教们和主教们就不能这样说了，他们在法西斯面前往往是卑躬屈节，对“领袖”则阿谀逢迎，虽然也有显著的例外。教皇的致辞和训谕中那些直言不讳的言语，也不能被人自由地广泛地听到，因为意大利的天主教报纸已经被钳制，教皇的言论常常得不到报道，只见于梵蒂冈的正式报纸《罗马观察报》的专栏，但是这个报纸一旦发行到梵蒂冈城的狭窄境界以外，就可能立刻被警察没收了。
四、外交事务，1923—1940年
从1923年到1940年的意大利外交政策，属于墨索里尼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这也只有被理解为他的愤世嫉俗、刚愎自用的天性的表现。在洛桑会议上，他为意大利获得第一次确实的利益，得到了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从而建立了东地中海的贸易基地，在那里意大利始终保持着活跃的贸易事业。此后数年内，他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几乎同欧洲每一个国家都签订了通商条约，1923年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签订条约，1924年同俄国和瑞士签订条约，1925年同匈牙利、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签订条约。但是这些良好的商务关系并不是没有经过一些困难阶段甚至险境就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对外关系的敏感点，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关系上。这三个国家位于从北方的阜姆到科孚岛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而意大利对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有所猜忌，因而相互间达成协议是既费时间而又困难的。首先就是同希腊的麻烦。
科孚事件
1923年8月，希腊的非正规军谋杀了意大利将军太利尼和他的幕僚，这些人当时是在巴黎召开的大使会议的指导下，在希腊边界上从事划界工作的。一个限时答复的最后通牒立即送到雅典，要求官方正式道歉，为受害者举行有希腊政府参加的弥撒仪式，希腊舰队向意大利国旗鸣炮致敬，赔款五十万英镑。希腊政府没有即时答应，于是意大利舰队就炮轰并占领科孚岛。希腊想把这一争论提交国际联盟处理，但是意大利拒绝，认为国际联盟无权过问，但同意接受大使会议的裁决。这个会议支持意大利，所有强加的条件都已履行，赔款也已偿付，墨索里尼以其五分之一用来抚恤死于科孚炮轰的受害者的家属。于是科孚岛上的军队撤走了。这一事件引起了议论和猜疑。法国对意大利表示同情，但是在英国，人们则激烈地批评意大利的作法。这些批评激怒了墨索里尼，引起对英国亲希腊政策的怨言。这一事件发生后，在西欧留下一种焦虑的心情，使人感到法西斯政府是对和平的危害，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看来，这次显示力量的行动却大大提高了意大利的威望。三年以后，同希腊的友好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希腊本因从小亚细亚被赶出来损失惨重而与土耳其不睦，后来，两国还是在意大利的斡旋下修补起裂痕的。
法国、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
由于涉及法国的政策，意大利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就更为错综复杂。意大利一向就对阿尔巴尼亚感兴趣，不让阿尔巴尼亚落入任何巴尔干国家的手中，是意大利政策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普遍受到承认的。1921年，国际联盟在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之后，就曾委托意大利保护阿尔巴尼亚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纠纷和猜忌需要经常加以注意，并需要坚决而灵活地处理。另一个使局势加剧的因素，是南斯拉夫的建国。这个新国家的组成部分包括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塞尔维亚人和为奥地利作战的克罗地亚人343以及斯拉夫人，没有一支军队反抗意大利比这些人更为坚定。墨索里尼上台时，拉巴洛条约和圣玛盖丽塔协定还未获得批准。尽管墨索里尼认为它们是不令人满意的，他还是把它们提交众议院，使它们获得批准。1924年，他就整个问题同贝尔格莱德重开谈判，终于通过罗马条约—1925年作为纳图诺协定而获得批准，—把两国的关系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以后，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从未好过。巴黎成为一群深恶痛绝而又有影响的反法西斯的流亡者的活动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要把一些新建立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纳入它的轨道，给它们财政援助和军火，为他们训练军队。意大利经常害怕法南缔结同盟，向阿尔巴尼亚进攻。墨索里尼企图通过缔结通商条约和开发阿尔巴尼亚的资源来加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1926年，就已听说法国正在同南斯拉夫进行接触，但直到一年以后，才签订了一个条约。不出一个月，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类似的条约也公布了。
这些政治活动的效果使意大利非常引人注目。国王和王后，首相和外交部长们，一批批的杰出人物相继访问罗马，使意大利和墨索里尼本人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墨索里尼本人总是“新闻人物”，而法西斯主义又素善宣传和大吹大擂。
1924年，墨索里尼正式承认新的苏维埃政府，并同它订立通商条约，这两件事使欧洲大吃一惊。这是他在政策上出人意料的改变，同时也是贸易上的一着好棋，为意大利的船舶和工业产品开辟了通过海峡和黑海的航线。
德国与奥地利
1925年，意大利在处理洛迦诺条约方面又大出风头。那个保证来因兰边界安全的协定，经过好几个月的商讨，而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相互激怒，又使意大利的态度犹豫不决。然而，墨索里尼不顾法国报纸上反法西斯情绪的不合时宜的爆发，毅然同英国和比利时站在一起，在条约上签了字，承担了在法国或德国无故遭受攻击时立即给予支援的义务。当意大利和德国于这年年底签订另一个通商条约时，洛迦诺条约的精神似乎是加强了。这一情势使意大利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它为意大利商品在欧洲大陆开辟了最广大的市场。这时刻，由于墨索里尼反对奥地利与德国之间正在谋求的合并，德国大量掀起了反意大利的情绪。作为报复，德国报纸和官方人士支持奥地利为反对意大利歧视原属奥地利的提罗尔的上阿迪杰的德国少数民族而发生的骚动，这次骚动以及1928年一次类似的骚动都毫无成果。通过关税同盟以间接控制奥地利的企图，也同样失败了。泛日耳曼派对这个失败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愤怒，暴露了隐藏在后面的政治动机。那无非是合并运动中使出的一种压力，用来使奥地利同德国联合在一起。而对意大利来说，保持奥地利的独立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奥地利已不构成一个威胁，但是在意大利边界对面有一个与德国的巨大力量联合在一起的、一心想报仇的奥地利，就等于断送了意大利的独立。墨索里尼对这一点是明白的，在谈到德奥合并与上阿迪杰的骚动之间的关系时，他告诉众议院说，这样的合并是不能允许的。
与旧日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十年来，墨索里尼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外交政策。1928年，他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条约，还同阿比西尼亚签订了一个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在1930年的海军会议上，他赞成裁军，并宣称只要世界其他各国同样削减军备，意大利就准备把它的军备削减到任何水平。然而，墨索里尼本人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捣乱的因素。尽管那时候没有明显的理由足以怀疑他的诚恳，但“领袖”不时的大发雷霆和他的捉摸不定的行动，在欧洲受到磨损的神经上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到意属北非洲殖民地作了一次完全合理合法的旅行，伴以他所热中的那套富有戏剧意味的豪华排场和隆重仪式，就立即引起土耳其军队的半数动员和一片广为传播的、有关意希联合进攻小亚细亚的谣言。
1930年这一年，首次露出列强可能重新组合的迹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协约国一直仍然联合起来对抗德国，只有俄国置身局外，但是此时可以看出一种同德国接近的倾向，首先是在俄国方面，然后是在意大利方面。这个新的组合最初是在1930年召开的裁军会议的预备委员会上公开显示出来的，在那个委员会上，意大利同德国一起投票反对英法两国。意大利这一行动是起因于法国坚决拒绝让意大利在海军建设上享有同等吨位，意大利认为作为地中海沿岸的强国，它有权获得这种待遇。但是当墨索里尼发表好战演说时，格朗迪344却被推到众议院去挥舞橄榄枝。这种两面政策是出于意大利从根本上需要盟国的结果。尽管墨索里尼雄赳赳地大谈其独立自主，不受他国指挥，实际上他心里很明白，意大利单靠自己是无法立足的。可是法西斯党对法国和英国早已厌烦了。不但由于和平会议345给予意大利的赔偿不充分，因而引起长期的不满，而且对于这两个强国不肯按照法西斯主义对自己的评价来承认它而感到愤怒。因此，墨索里尼好恶无常，法西斯主义已使意大利丧失两个盟国在人道上和政治上对它的同情心达到何等深刻的程度，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故意置之不理。
在意大利方面，同法国发生的不幸的争吵，起源于国家主义派所强烈坚持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追溯到马志尼的思想体系，就是认为法国已经没落了，它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注定要转移给新兴的意大利。因此，意大利是以妒忌心理来看待法国在利凡特和东欧的优势的。法国已经凭借结盟和给予财政援助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意大利则竭力把巴尔干各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并把东地中海作为它的贸易中心，但这两种企图都未能实现。当意大利转向英国时，情形更为不妙，因为英国从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和苏伊士堵住意大利向东西两方面推进。意大利可能做的一切，就是就马耳他和科西嘉的意大利宗主权问题发出挑衅性的叫嚣。俄国距离太远，而德国当时还太软弱，不足以提供任何砝码。
经济危机与国际主义的失败，1930—1932年
1931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风暴使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个金融和经济组织濒于崩溃。意大利象其他国家一样，也受到它的摧残。那一年的预算出现巨大赤字，而前景又更加黯淡。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失业人口增加，尽管利用广泛的公共工程来吸收游民，有几年失业的人口还是超过百万。1931年秋天，为了给工业提供经费，政府组织了意大利私产基金。政府对工业的严格控制和数目较小的对外投资，帮助国家渡过危机，因此意大利在蒙受损失较少的情况下渡过了难关。
1931年的金融崩溃迫使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建立的世界性的经济制度，已经使举世结成一个整体。各国不得不认识到，即使为了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衣、食、住，每个国家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资源。对这种情况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采取资源统筹使用的政策。为此目的，1932年开了两个世界性会议。第一个是裁军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维持这样一种均势，使世界赢得时间重获稳定。第二个是世界经济会议。这个会议企图在金融与工业的一团乱丝中找到一种合成力，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好的国际生产与分配制度。这两个会议都失败了；在每一种情形下，都证明国家主义精神是分裂的因素。裁军会议于1932年2月召开。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3年10月，德国不仅退出裁军会议，而且退出国际联盟。11月，裁军会议休会，要到次年再开。
这个双重失败对意大利国策的影响是严重的。经济会议的垮台是由于美国坚持应优先考虑健全的对内国策，这个垮台导致有关“自给自足”、“小麦之战”、原料的积累和代用品贮备等计划的发展，终于导致为应付经济封锁而作出的全面准备。
德国的复兴
对意大利的未来更有重大影响的，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使墨索里尼更迫切需要作出决定，把他的国家的命运同这两个集团中哪一个结合在一起，是同他昔日的盟国呢，还是同新兴的德国？不过他暂时采取的是个折衷办法。墨索里尼于1932年建议签订一个协定（后来通称为“四强协定”）：欧洲问题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来解决，这实际上是把预定由国际联盟要做的工作接过手来。但是这个新的神圣同盟没有实现。这个草案被法国修改、冲淡，受到小协约国346的抨击，被英国认为可疑。6月草签的最后草案成了一纸空文。
两年以后，1934年7月，陶尔斐斯被人暗杀347，纳粹分子在奥地利搞叛乱，这两件事对墨索里尼的亲德倾向是一大震动。墨索里尼突然觉察到意大利的独立濒于险境，于是他行动起来。当时在意大利北方正有十万军队在演习，他命令其中的四万人立即开赴边境。这个威胁是够严重了，叛乱终于终止，这次，德奥合并依然没有实现。这一行动是墨索里尼和平政策的顶点。从那时以后，他逐渐脱离协约国的轨道，而转入德国的轨道。
法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
德国重新武装所引起的恐惧，迫使法国暂时同意大利重修旧好。墨索里尼以他特有的方式对此加以利用。自1918年以来，两国之间的对抗一直没有间断过。它们的利益、目的以及它们的基本原则（自从法西斯主义出现以来）到处发生冲突，例如在突尼斯和利比亚，在利凡特和巴尔干，甚至在阿比西尼亚，在那里，法国拥有吉布提铁路，使意大利的势力受到挫折。两国各自都忙于拉拢一些卫星国；环绕着法国的是波兰和小协约国，那些国家同它们的保护主一样，都害怕德国。而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则奉意大利为盟主。如今面对着一个东山再起的德国，同意法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紧密联合所能获得的相互提携比起来，这些次等的联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罗马和巴黎对这一点感到同样的敏锐。于是，1935年1月，双方达成协议，夙怨暂时被忘却。法国和意大利同意在中欧采取共同的政策，意大利人在非洲得到了一些实质性的让步。关于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国籍，意大利也对法国让步，但是这种让步要在二十年后才能实际生效。有一点引起很大的怀疑，就是意大利获得的真正报酬是双方取得协议，法国不反对它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图。在法意协定签订之后，戴·博诺将军便被任命为驻厄立特里亚348和索马里兰349的高级长官，早在1932年，他曾经作为先遣代表团被派到那里。军事准备在加紧进行。6月，艾登350来到罗马，带来进一步的和平建议，这些建议立即遭到拒绝。10月2日，意大利颁布全国动员令，战争爆发了。
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进攻，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作为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和凯洛格协定351的签字国，意大利竟公然蔑视集体安全的原则，无故对同在联盟中的一个弱小的成员国—它曾当过这个国家的保证者352—发动战争，这一事件激怒了每一个曾在协定上签字的国家。这个被牵涉到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如果象意大利这样一个被国际联盟指为侵略者的国家不受到惩罚，得免于为对付这个紧急事件而规定的制裁，那么国际联盟作为有效的制止战争的机构便没有用了。有五十二个国家采取这个立场，投票赞成应予以制裁，只有意大利的三个卫星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除外。国际联盟的权力已经由于未能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入侵满洲而减弱了，此时如果再一次不能创立一个对侵略国进行制裁的先例，那么它的权力就会崩溃。但是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政治后果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意大利以武力对付制裁，并且，正如它所威吓的那样退出国际联盟，废除它于1935年同法国签订的协定，并从空中轰炸地中海上的英国舰队，那么一个新的世界大战就势必爆发。同往常一样，英国无法用有效的实力来履行它对道义原则的热烈支持。由于它的陆军已经复员，它的海军又按照它同日本和美国签订的海军协定而削弱了，它没有走向极端的准备。至于法国，由于墨索里尼威吓说要断绝新的友谊，它的政府很快就屈服了。墨索里尼还找到了一个有用而诡计多端的盟友—精明的赖伐尔，此人毫不讲道义，他所关心的只是不失掉意大利的支持。
赖伐尔试图寻找一个和平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在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的赞助下，提出霍尔-赖伐尔协定。这个协定，在“交换领土”的幌子下，把半个阿比西尼亚拱手割给意大利，以换取阿萨布港口，作为阿比西尼亚剩余部分的出路。但是坚决拥护国际联盟的英国舆论的力量太强大了。霍尔辞了职，制裁是继续进行。赖伐尔依然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千方百计地拖延，并唆使会议把关键的石油制裁—这是墨索里尼所害怕的唯一的制裁—搁置下来，从而阻扰了这些限制性措施的普遍运用，以致在战争结束以前，这些措施几乎还没有生效。使用毒气和对军队与平民滥施轰炸，以此对付一支没有大炮、飞机或防毒面具的军队，是起决定作用的，虽然并不象意大利人所设想的那样迅速，也不象1940年到1941年间的机械化战斗353进行得那样所向披靡。不过，墨索里尼还是于1936年5月9日在罗马的威尼斯大厦的阳台上用不可一世的言词宣告了阿比西尼亚的陷落。过了一个时期，这一事实也就被欧洲承认下来。制裁取消了，意大利带着它的闪闪发光而代价昂贵、无利可图的战利品又回到欧洲的外交友谊中。
制裁的政治后果
制裁的实施在意大利引起怨恨的情绪，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这也是使墨索里尼转而与德国结盟的主要因素。德国曾经留意不增加意大利的困难，但同时却充分利用意大利全神贯注于阿比西尼亚的时机，加强它自己对巴尔干的经济控制，因此墨索里尼发现了一个比法国更危险得多的对手同他在那个地区的势力相抗衡。制裁的另一个结果，是经济独立，即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原则的精心运用。这个原则曾经在“小麦之战”中实际运用过，以使国家不依赖从外国进口谷物。此时，墨索里尼宣布了一个经济和工业国有化计划，目的在于为意大利提供煤、铁、橡胶和石油。但实际上一切可能做到的，只是发展了一些次要的代用品，并安排了一旦遭受经济封锁在供应方面可供替代的来源。这一改变表示墨索里尼已清楚地预料到必须有一种代替海上贸易的办法，以及有可能同英国决裂。只有德国可以对意大利开放原料的新来源，它已经在谋求自给自足，生产代用原料。
接着，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携手合作了，这场战争是1936年7月爆发的。不同于阿比西尼亚战役，这场战争不曾使意大利的政教分离，而是使它们靠拢。西班牙乃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最后的堡垒，而维持政教之间的传统关系，使它们免于遭受西班牙共和体制下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子的破坏，则是教廷的首要职责。因此，罗马教会充分准备支持法西斯党的干涉政策，而墨索里尼在抵抗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祸乱中也找到了一个有用的重整旗鼓的口号。但意大利在西班牙的主要的兴趣是在法国的开放的侧翼和英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航路的开放的侧翼，建立它自己的力量。
潜水艇在海上拦劫的发展，很快就牵涉到英国的利益，于是英国就召集国际不干涉354监督委员会开会。这个委员会上有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出席，他们口是心非地约定负责巡查地中海，并停止他们自己的潜水艇的活动。在罗马和柏林看来，英国所采取的行动必然成为软弱易欺的突出的表现。德意在西班牙开始的合作很快就有了进展。11月，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赴柏林，在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次使用“轴心”这个词，这是欧洲列强中间出现一种新方向的最早的显著征兆。
轴心的基础
意大利的政策现在已确定无疑地纳入纳粹主义的轨道。它同俄国结成的友谊是牺牲了，从墨索里尼斥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欧洲公敌的声调中，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尖声嘶叫的回响。扩充陆海空军的精密的计划宣布了，自给自足的纲领有了扩展。简言之，意大利已同纳粹纲领步骤一致了。
“轴心”于1936年形成，使墨索里尼的政策同希特勒的政策交织在一起。这个新的政治术语的含义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应环绕着罗马或柏林的指导政策旋转；这些国家虽然还保持着它们自己的由同情轴心政策的人们组成的政府，它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却须受它们所环绕着的中心控制和指导。可是当时这两个中心的目的还不一致。罗马想要维护奥地利的独立，修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边界，而柏林则企图攫取各国的最高统治权，包括罗马本身的。同德国的强有力的、滔滔不绝的宣传比起来，意大利为企图建立它的势力所作出的努力显得软弱无能，墨索里尼越是使意大利的目的与柏林的目的密切吻合，那些从属国就越不能依靠意大利的力量来保护它们免于遭受纳粹主义的侵袭。意大利财政上的虚弱也同样于它自己不利。意大利未能履行财政援助的诺言，而由于意大利国王与王后对布达佩斯的访问在匈牙利所引起的热情，又被意大利拒绝给予出口信贷和选购匈牙利剩余小麦二事抵消了。
意大利真正的弱点是在未能维护奥地利的独立这件事情上暴露出来的，尽管它有“刺刀八百万”。自墨索里尼于1934年成功地进行干涉之后，意大利的支持就不断地在减弱。1936年，奥地利首相舒施尼格想使哈普斯堡皇室复辟，以便形成一个中心，使全国环绕着它团结起来，他为此专程到威尼斯来同墨索里尼商议。结果是使他对意大利给予有效支持所抱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奥地利为维护它的独立而进行的奋斗是孤立无援的。
在整个1937年期间，意大利援助奥地利或它在中欧的任何友邦的力量不断地在减弱。它的武装部队和军需品都已分散到遥远的地区；在三千哩外的阿比西尼亚，它得供应并维持二十五万人的陆军。在西班牙，它有数达十万从事武装干涉的“志愿军”，即远征军，比希特勒在一方或斯大林在另一方所投入的军队都大得多。尽管意大利同英国订有“君子协定”（1937年1月）以维持地中海上的现状，然而，英国舆论却是不断地对它抱着更加敌对的态度。这对意大利来说，压力是太大了。9月，墨索里尼访问柏林，终于承担了义务。意大利在德日反“共产国际”355的协定上签了字，这一行动被希特勒称之为“伟大的政治三角”的创立。次年，1938年2月，经过通常的一套例行公事，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进而把它吞并了。四年前，当奥地利面临类似的危机时，墨索里尼曾把军队开往边界，叛乱就归于失败356。如今可没有那种行动了。十六年来，他一直宣称让德国占领勃伦纳山口，就意味着意大利的毁灭。他由于贪图帝国，憎恨民主，竟把他的军队分散，与盟友疏远，同他本国的世仇结为一伙，把德国人引到他的后门口。墨索里尼把得意忘形的元首357迎到罗马，真是既挨打又受辱。5月份第一周，希特勒来到罗马，当时教皇离开了梵蒂冈，对这不朽的都城出现一个非基督教的“十字”358表示抗议。几个月以后，出于献媚者万无一失的本能，法西斯大会议颁布了反犹太人的“全国民族法”，这时候教皇又提出抗议。
绥靖政策
这个时期，意大利外交正忙于同英国外交部打交道，后者曾经发动一种奇怪的反击，旨在使意大利脱离德国。张伯伦359已踏上“绥靖政策”的道路，即“几乎不惜以任何代价谋求和平”的政策。这个问题曾由哈利法克斯勋爵阐明，要求一方采取有效措施，把意大利军队撤出西班牙，另一方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协议于4月（1938年）达成，但直到秋天才获得批准，因为在弗朗哥将军360的胜利有了十足把握之前，墨索里尼不愿撤兵。最后，双方都如愿以偿。意大利军队终于撤回本国，而意大利国王则被尊为“埃塞俄比亚皇帝”。
法国企图同意大利商定一个类似的安排，但是结果却远没有这样如意。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援是法意之间真正和解的一个障碍。法国也不愿承认埃塞俄比亚帝国。虽然法国曾同意大利开始会谈，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得不到进展。一向由官方授意的意大利报纸立即发出一系列涉及突尼斯、吉布提以及苏伊士运河通航税的怨言。这年秋天，只要一提起法国，众议院就发出惊人的叫嚣，立即有人大声喊叫：“突尼斯！科西嘉！尼斯！”361。结果在法属各殖民地引起强烈而自发的表示忠诚的呼声，法国本土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舆论都对意大利显著地强硬起来。法国在德国面前可能示弱，但是对意大利不会屈服。为了报复法国方面采取的行动，1935年的赖伐尔协定被墨索里尼正式废除。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自然也受了希特勒于1938年10月在慕尼黑使英法两国遭受灾难性的外交失败的启发，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绥靖政策的牺牲品。
阿尔巴尼亚
1939年春天，在德国以惊人的成功夺取奥地利和苏台德以后，正是意大利也想一显身手的时候。墨索里尼环顾四周，想找一个牺牲品。阿尔巴尼亚被选中了，这个国家的被征服，不大可能立即引起国际纠纷。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自主曾被意大利支持多年，但是国王佐格近来有亲自行使自主权的倾向，并稍事挑拨南斯拉夫去反对意大利。这自然是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大国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控制已经牢牢在握，并且在那个国家有相当大的投资；此外，获得阿尔巴尼亚是有许多好处的。除了拥有少量而有用的石油和铁矾石362以外，阿尔巴尼亚还可以为入侵希腊和遏制南斯拉夫提供有用的基地。于是，远征就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准备起来。意大利仿照德国的故伎，先向国王佐格寻衅，接着，不经警告，就派遣军队登陆，很快占领了这个国家。选定耶稣受难日363（4月7日）为远征军出发的日期，是有象征意义的。六天以后，英法两国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安全作出保证，因此意大利再前进一步就意味着战争。
墨索里尼此时认为聪明的办法是，缩在德国之鹰的卵翼之下，因此很快就提议同德国缔结正式同盟，这个同盟可以保证他在危急时刻得到支援。德国没有异议，双方于5月22日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同盟条约，保证相互支持，但是意大利很慎重，在条约中插入一句，说它需要两年的备战时间。从此时起，墨索里尼的政策主要是，在希特勒的冷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前，软弱无力地蠕动着，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希特勒则从不同他的盟友商量就执行他的计划，也不顾这些计划对盟友的心情有何影响。齐亚诺于8月在萨尔茨堡会见里宾特罗甫，企图说服他：同波兰作战将铸成错误。可是德国人不加理睬，但泽364事件仍按原定计划进行。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事例，是同俄国商谈德俄协定，协定于8月24日签字，这件事，直到协定达成的前一日才告诉意大利。意大利突然发觉它已成为俄国的盟友，这会使它猛吃一惊，这一点希特勒事先一定是充分意识到的。意大利刚刚签订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它这样做，是一反它以前对俄国的态度，如今，它又得再度反过来。也许是为了弥补他对待盟国的傲慢态度，希特勒（在战争爆发后）决定结束上阿迪杰的德国少数民族问题。在希特勒声言保护所有德国少数民族之后，这是完全投合墨索里尼的心意的。双方同意举行公民投票，操德语的少数民族有三分之二选择移居德国，意大利付出大约七十亿里拉的迁移费。
波兰与战争
在大多数意大利人的心目中，德国同俄国签订的条约，不仅是一个不神圣的盟约。它相对地把意大利推到舞台后边去了。当波兰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显然要爆发的时候（8月31日），墨索里尼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修订凡尔赛条约365以“挽救和平”。希特勒勉强同意，但继续入侵。法国和英国原则上同意，但坚持德国军队必须撤出波兰国土。德国概不理睬，继续侵略，意大利则急忙宣称，它不会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希特勒对此以轻蔑而冷漠的态度回答说，德国“不需要从意大利获得军事援助”。
非交战态度
德国对波兰的进攻迫使英国和法国卷了进来。为了澄清它的立场，意大利宣告它采取“非交战”态度。这种立场的全部意义是否已经被人充分理解，是不能断言的，但实际上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着棋。因为如果宣战，必然会导致法国对意大利发动迅速而成功的入侵，并打乱德国的计划。实际上，非交战态度使意大利必须在边界上保持相当大的兵力，从而给未来的行动造成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氛，使意大利可以从容准备兵力，附带在协约国的封锁线366上保持一个宽大的漏洞。在迅速而成功地吞并了波兰之后，德国便开始完成它征服西欧的计划。在意大利，“轴心”一词是放弃了，为了转移人民对德国人在波兰干下的暴行的注意—这些暴行只有教廷的报纸披露过，政府相当放宽了报纸发表臆测和评论的自由。这些臆测和评论无疑都是反战的，在芬俄战争展开的时候，是敌视俄国的。1940年3月，墨索里尼会见希特勒，答应到某个没有指定的时候，将支持德国。德国陆续征服了丹麦和挪威，接着又征服了荷兰和比利时，使意大利人坚信德国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当德国人迅速攻入法国时，眼看就可以捞到便宜，于是法西斯报纸开始在舆论中煽动起好战精神来。但是采取行动依然是不安全的，墨索里尼只满足于“在旁观望”。最后，德国军队逼近巴黎，这时候向溃乱的法国军队发动进攻，似乎可以保证意大利获得辉煌胜利，于是墨索里尼鼓足勇气，于6月10日宣战。
五、战争、和平与宪法，1940—1947年
参战后的意大利，1940—1942年
也许有人可以争辩说，由于在1939年5月22日同德国签订了条约，意大利是不得不参战的。意大利采用“非交战国”这个名称，就已清楚地表明，鉴于同德国订有契约，它决不会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它所采取的进攻法国的时机，是这样露骨地投机，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只能对此表示厌恶，同时也难以指望德国对它有所感激。齐亚诺认定参战是一个错误，而意大利陆军和海军首脑则耽心他们的兵力还不足以进行另一次战争。他们的忧虑很快就被证明是很有根据的。
从意大利的观点看来，战争必然主要在地中海进行，在这里，它的装备不足的军队有过灾难性的记录。从军官和士兵的失败主义情绪来判断，很明显，这场战争是被当作法西斯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甚至阿比西尼亚战争也比它得人心一些。在巴尔干和北非，败局都暂时为德国的迅速增援挽救过来，可是后来又有不可收拾的溃败接踵而来—这个溃败由于英美联军于1943年7月10日在西西里登陆而达到顶点。在可怕的两年内，意大利尝到了邱吉尔所说的“战争的热铁耙”的滋味，因为战争慢慢地给拖上了意大利半岛。墨索里尼总是抱怨德国人忽视地中海地区；希特勒也许确实对他在俄国的巨大冒险事业比对北非沙漠的战争更为热中。但意大利人一开始就在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上依赖德国。墨索里尼不能拒绝德国对派遣意大利劳动队到德国工厂和农村去工作的要求。他只能听任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到1943年，粮食严重缺乏。墨索里尼让法西斯党接管粮食定量分配工作是失策了，结果使法西斯党因造成混乱及引起日益严重的粮食缺乏而受到指责。
墨索里尼的垮台
法西斯党正在失去全国对它的信任，而“领袖”则正在失去法西斯党对它的信任。自从意大利参战以来，法西斯大会议就没有正式召开过。会议的几个成员，尤其是齐亚诺、博塔伊和司法大臣格朗迪，开始对墨索里尼继续独掌大权的能力表示怀疑。“领袖”在战争期间衰老得快，随着民族悲剧的加深，他似乎越来越不能采取任何施政行动。他只满足于私下对德国的错误发表些玄妙的空论，仿佛他个人再也没有任何责任了。1943年2月，他对大臣们进行了小规模的清洗，但不够彻底。联军在西西里登陆三天以后，他在费尔特雷会见了希特勒。意大利军事首脑希望这次的会见可以导致大量的德国援助，但是“领袖”在静听了希特勒的高谈阔论之后，并没有带回任何给予支援的诺言。到那时候，法西斯大会议才决定把事务接管过来。他们在7月24日会见墨索里尼。格朗迪建议，独裁权力应由他交出来，宪法规定的旧有机构—国王和议会—应该恢复它们的合法权力。争论激烈地进行了几个钟头，然而，格朗迪的动议通过了。墨索里尼在7月25日凌晨明白大势已去，就提出辞职。君主政体曾是法西斯主义的非常不合逻辑的、可怜的附属品，现在却为那种荒诞的、灾难性的实验367提供了脱身之路。当国王请彼得·巴多利奥元帅组织新政府的时候，一定程度的宪法连续性是保存下来了。
巴多利奥时期与法西斯共和国
最初，巴多利奥的政府似乎是决心同法西斯的过去一刀两断的。法西斯党和法西斯的评议会以及工团都解散了，政治犯获得了大赦。左派人士、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派获得领导职工总联合会的职位。在这个时期，巴多利奥继续作战，在理论上仍然同德国结盟，并且只要战争还须继续进行，就禁止组织政党。他面临一个非常真实的战略问题，因为德国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局势掌握着军事指挥权。即使如此，这个元帅还是可能被指责为心惊胆战或者用意暧昧。7月25日，德国人在意大利大约只有八个师，其中半数正在西西里作战。巴多利奥一定知道地下反抗组织的规模。如果他在7月25日所采取的策略更为勇敢，则接着若干月份在意大利土地上发生的战斗就可以大为缩短。实际上，直到8月中旬，他才同联军取得联系。9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宣布停战。次日，联军在萨勒诺登陆，但远不是一支足以占领该港口的兵力，因而在德国人手下遭到可怕的损失。意大利海军大部分已驶往马耳他岛，在那里投降，但是在意大利本土，德国人立即占领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各城市。在这个期间，国王和巴多利奥把政府从罗马迁到布林迪西。
墨索里尼辞职后被捕，曾被拘留了几个星期。9月11日，他被德国伞兵救出—或者绑架走—带到德国去了。此时，以交战中的外国军队的前线为界，意大利被分成了两半。当巴多利奥的合法的君主政体统治着南方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北方建立起一个法西斯共和国。他给它命名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社会”这个词总是投合法西斯分子的心意的，因为它毫无含义，却依稀带有现代风味。他们在战后再用它作为党的名称—“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德国人让墨索里尼在他的北意大利共和国中保持独立的外表。他组织了一个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内阁，包括担任国防大臣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墨索里尼答应在工农业的管理方面取得工人阶级更多的支持，试图使他的新国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但实际上，社会共和国却比旧日的法西斯国家更加右倾，在精神上更接近于纳粹主义。从前的法西斯分子，包括许多报人，由于他们曾经公开欢迎7月25日的革命，此时不得不转入地下。一些更为狂热的人此时活跃起来了。法里纳契受权加紧执行反闪族法案。在签订轴心条约之前，法西斯分子从未考虑过犹太人问题，一半是因为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一半是因为种族恐惧并不时常在意大利人的心理状态中出现。但是1938年通过了某些反闪族的法令。异族通婚已被禁止，犹太人的职业岗位也已被剥夺。如今，在1943年，政府采取更为残酷的步骤，这个步骤由于犹太人于11月被投入集中营而达到顶点。反闪族的政策是在德国压力之下采取的，7月25日的革命的参加者所受的待遇可能一部分也是由于德国压力。齐亚诺和戴·博诺没有逃往南方。1944年1月，他们被判有叛国罪而遭枪决了。
抵抗与解放
在这个时期，联军乘胜前进。1944年5月，卡西诺前线的攻势导致罗马于6月被占领。正当声名赫赫的久经战斗的部队—如英国的第六装甲师—在南方粉碎德军的顽强抵抗，作出惊人的英勇事迹的时候，另一种军队正在北方形成。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从小规模开始，已形成全国性的规模。意大利战后生活中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是从这一运动中产生的。1943年7月25日的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法西斯党内部的运动。齐亚诺、格朗迪、博塔伊，甚至连向罗马进军的先辈领袖，戴·博诺和戴·韦基，都已抛弃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们在抛弃的时候，显然没有同那个由另一些人酝酿了很久的伟大的地下革命运动取得联系。自由世界的意大利作家和报人多年来鼓吹对法西斯主义必须用暴力革命加以摧毁。战争爆发以后，工人开始组织秘密团体。1943年3月，工厂工人英勇罢工，反对都灵的统治。在巴多利奥于7月下令禁止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地下组织非常牢固，这就是行动党、社会党、共产党、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劳工民主党。8月间，这六个组织通过瑞士报纸一致要求结束战争，并发动有组织的罢工来支持它们的要求。在北方，第一批游击队组织约在同一个时候形成，到了1944年夏天，它们已经组织得很完备，并与联军保持紧密联系。尽管法西斯共和国当局对人质进行大量的屠杀，抵抗的力量还是在加强。
巴多利奥的政府于1943年10月13日对德国宣战，但是他对法西斯分子的清洗却进行得很慢。即使纯粹从行政管理方面来看，它也是效率不大的。君主制的继续存在引起了很多摩擦。大部分陆军和海军（甚至在强烈地反对法西斯的时候），以及南方的大地主（他们很少真心反对过法西斯主义），都是忠于国王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个时期大半是拥护君主制度的。南方人和教会—在历史上他们都是萨伏依王朝的敌人—此时，在王朝的末日，都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了。自从复兴运动以来，意大利的这个王权的历史已经兜了一个圈子。但是在南方出现的六个政党当中，总的说来，舆论都反对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继续统治，因为他曾在1922年开门接纳墨索里尼。联军进入罗马以后，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儿子翁贝托接过王室的职权，伊旺诺埃·博诺米替代巴多利奥为首相，他的内阁包括共产党人的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阿尔契戴·戴·加斯贝利。
战争于1945年春天达到戏剧性的高潮。联军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时，游击队独自解放了米兰、热那亚和都灵。墨索里尼在科莫湖畔被游击队逮捕，于4月28日处决。5月初德国人投降了。此时，北方的抵抗组织必须与罗马的政府联合。6月17日，一个新的政府在游击队领袖、行动党的成员费鲁乔·帕里的领导下组成。和谈开始时，帕里还在任职，虽然他在和谈结束之前，早已把政府移交给戴·加斯贝利了。尽管意大利是作为一个和同盟国“共同参战的国家”而结束战争的，它还是难免在和平会议上多少被当作一个战败国来对待。它不得不放弃它对非洲帝国的一切主权要求，而的里雅斯特的命运有几年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
意大利共和国的基础
除了的里雅斯特问题所引起的怨恨而外，意大利人很明智地热心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内政权，甚于关心和平解决领土问题。1946年3月举行的公民投票，终于决定了君主制的命运，1270万张票赞成共和制，1070万张票赞成君主制。萨伏依王室出外流亡，于是马志尼所梦想的意大利民主共和国成为现实，虽然这个共和国不久就被他的夙敌天主教团体所控制。1946年3月选出的制宪会议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讨论宪法，这个宪法才于1947年12月22日最后通过。意大利宪法象20世纪大多数民主宪法一样，把实权赋予内阁会议，这个会议又依靠民选的众议院的支持。立法机构由众议院（即代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共和国的总统由两院选举，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实际上，他只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真正的最高权力归于议会。
六、新教权主义，1947—1960年
天主教民主党、共产党与社会党
根据宪法于1948年4月18日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使天主教民主党获得显著的多数。作为斯图佐的人民党的继承者，天主教民主党人可以追溯到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光荣历史。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他们宣布的政纲就含有社会主义成分—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让工人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但是在关于国有化的更明确的计划方面，他们的态度则是暧昧的。只有在外交事务上，他们的政策才是明确的。他们决心使意大利同西欧反共的半个世界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的聪明而机灵的领袖阿尔契戴·加斯贝利曾和那些愿意接受反共外交政策的温和的党派—朱泽培·萨拉盖特领导的，后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意大利劳工社会党、自由党、共和党和行动党组成政府。1949年，意大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此意大利政界最重大的分裂取决于在外交政策上基本站在哪一方面。
自1948年以来，意大利第二个最强大的政党是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1945年就作为一个游击队组织出现，它受过很好的训练，有很好的组织。在战争结束时，北意大利的农民虽然对共产主义并不同情，但承认打红领带的游击队员即共产党游击队员不象那些带有其他政治色彩的游击队员那样喜欢抢劫或盗窃。从此，共产主义给予意大利艺术与文学以很大的活力。共产党正如天主教民主党一样，只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才采取极端的立场。在内政方面，从一开始陶里亚蒂就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态度。他不象社会党或行动党那样坚决反对君主制。他曾先后参加过巴多利奥、博诺米、帕里和戴·加斯贝利分别领导的政府。他最初曾拒绝赞成天主教的宣传。在这一点上，他是遵循意大利共产党的先知安东尼·葛兰西的学说，葛兰西曾被法西斯分子监禁，于1937年死在罗马。葛兰西指望农民起来拥护共产主义革命，并相信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曾给他们带来社会整体的观念，这是有益的，而不是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从工业的北方转移到农业的南方，这似乎证实了葛兰西的学说。但是自从1946年以来，共产党人已经采取反教权的路线，这个路线既是教会与天主教民主党之间利害日趋一致的原因，又是它所产生的结果。
只要戴·加斯贝利在世一天，他就决心不让天主教民主党成为信教的政党或教士的政党。他很高兴看见环境迫使该党不得不与纯粹非宗教性的党派联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卢伊季·埃伊瑙迪，就使政体具有世俗的特征，这人并不是一个天主教民主党人—他原是都灵大学的经济学、财政学教授，为人诚实、恬静，而且具有很高的智力，他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他与那个已死的“领袖”之间的鲜明对照。戴·加斯贝利继续当权，直到1953年为止，那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同其他中间党派缔结的联盟，同时面对着天主教民主党内部越来越大的分歧。他的辞职以及于次年去世，使天主教民主党失去了它的最能保持平衡的顾问，并使意大利失去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家。
如果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世界性的斗争为天主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相互敌视提供了十分明显的课题，它会使意大利社会党完全陷于分裂。早在1947年1月，萨拉盖特就组成了他的单独的政党，从115名众议院议员中拉走了50名。左翼社会党人不愿与美国缔结密切的联盟，在彼得·南尼的领导下，保留着“意大利社会党”的名称。在法西斯当权时期，南尼流亡法国，他同整个西欧的左翼社会党人都有密切的联系。1948年，南尼同共产党人在选举问题上有过默契，但是在1953年的选举中这种默契就放弃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368以及革命的被镇压，使南尼同陶里亚蒂更加疏远，并似乎使两个社会党的破镜重圆成为可能。南尼已经在8月26日同萨拉盖特会晤，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太大了。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分裂，使意大利只有两种选择，不是加强教权制度，就是由一个渴望与俄国缔结密切联盟的政党组织政府。
天主教民主党的内部分歧
共产党于1953年在众议院552个席位中拥有143席，于1958年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仍占有140席。只是由于他们的强大，天主教民主党才团结成一个单一的党。戴·加斯贝利曾领导这个党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人大半是人民党的较年老的残存者，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年轻人，如马里奥·谢尔巴。中间派的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对戴·加斯贝利的政策不满的人。右翼是顽固的天主教派、南方的地主和保皇党—这些人只是作为一股反共力量而集结在天主教民主党内的。这个党的右翼连续不断地责备戴·加斯贝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左翼是几个集团，其中以集结在格隆基和范范尼周围的那些集团较为重要。焦旺尼·格隆基对社会党人是友好的，但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不满。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观点，于1955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1959年他对俄国的访问在党内引起了一些骚动。阿明托雷·范范尼领导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声称有一个非常进步的社会政策，但当他谈论“社团主义”时，却令人想起法西斯的风貌。他同教会的联系比中间派要密切得多。范范尼本人并不具有天主教民主党内其他领袖们所具有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明晰的记录，但是他在整个1936年到1943年间，曾在意大利担任学术职务。格隆基赞成同南尼联合，范范尼却强烈地反对这个意见。在1955年的总统选举中，范范尼反对格隆基，而支持右翼实业家切萨雷·梅扎果拉，应附带说明，这人后来作为参议院议长，证明他是一个相当有能力而又廉正的人。但是范范尼在政治上的忠诚和他的目的乃是天主教民主党内复杂情况的表现，这种情况简直不能够用“左”和“右”这种常用词来划分。这个党几乎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缩影，它只是被一种共同的恐惧心理369团结起来的。
戴·加斯贝利的最后一届内阁于1953年由被认为属于天主教民主党右翼的朱泽培·佩拉领导的内阁所接替，佩拉的阁员都是他本党的党员，只有一个例外，但是他在众议院里，是依靠保皇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的。可以说，这是天主教民主党第一次指望着右翼的支持，因为保皇党时常采取法西斯态度，而代表工厂厂主利益的自由党人则是徒有“自由主义者”的虚名的。当的里雅斯特危机于1953年秋天突然爆发时，佩拉下令在南斯拉夫边界上局部动员的强烈行动，使他从更右的集团方面赢得了称赞。
从1953年到1960年初，天主教民主党不是在众议院内新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执政，就是由于采取在他们自己的许多众议院议员看来似乎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冒分裂党的危险。1954年的谢尔巴内阁、1955年和1959年的安东尼·塞尼内阁以及1958年的范范尼内阁，都曾采取社会改革的措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减少失业的瓦诺尼计划，但这些措施都受到他们自己的一般的党员的尖锐批评，而且通常都需要萨拉盖特以及众议院与内阁中的自由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阿多纳·佐利—他的内阁从1957年2月执政，到1958年春天普选时为止—依靠的却是极右翼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选票。
教会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政府继续加强它同天主教组织的联系。许多意大利城市的本地红衣主教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比王国建立以来任何时期还要大。在墨索里尼的政绩中，唯一在战后意大利保存下来的，就是他在教会与政府之间—梵蒂冈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上提出的解决办法。1929年的拉太朗协定曾由1947年的宪法明文确认。在法西斯统治崩溃的时候，有许多传统标志依然在意大利受到忠诚的拥护，其中之一就是天主教教会。在战后，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避免被指为反教权主义者，依然支持加富尔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论点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作为教会的世俗助手的天主教行动党的政治任务越来越露骨了。教士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在1958年的贝朗迪案件中受到考验。普拉托的主教在他的讲坛上公开谩骂贝朗迪先生是按照世俗法而不是按照教会法结的婚。当贝朗迪到法院要求保护，免于遭受诽谤时，主教起初被判有罪，后来由最高法院赦免。这样势必产生一个问题：究竟教士是否被认为应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别的方面都很现代化和开明的意大利，却流行着一种奇怪的、神权政治的精神。
新法西斯分子
一件更为险恶的事，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尽管它也许不大可能最后成为对民主政治的真正威胁。这个“什么人”党建立于1945年，它曾唱出法西斯论调，并曾在1946年选举参加制宪会议的议员时颇有成就，但是在几年以内，就主要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即后来称为“米西尼”的党所代替了。格拉齐亚尼被释出狱以后，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党所吸收，但是他却于1953年又加入天主教民主党。在那一年的普选中，有150万人投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票。这个党在1958年的选举中失利，但在众议院仍然保持着24个席位。正如佐利的短命的内阁曾经依靠新法西斯的选票一样，1960年2月成立的费南多·汤布罗尼内阁也有赖于这24名众议院议员才能维持下来。汤布罗尼是个律师，是天主教行动党培养出来的人，他组成一个清一色天主教民主党的政府，但是他公开承认，不管他在众议院获得的支持来自何方，他都毫不在意。当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人发现政府需要他们时，他们的行为就变得越来越嚣张。他们曾采用法西斯敬礼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对暴力的旧有的崇拜。墨索里尼曾说：“边界不是要讨论的，而是要防御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遵照这个不讲理的国家主义政策，要求沿南提罗尔建立坚固的防线，以对付奥地利人。1960年7月初，“米西尼”党原定在热那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所以挑选在这个具有左翼传统的城市开会，是有意挑衅。市民掀起的一种类似群众暴动的示威，阻止了大会的召开。警察企图驱散这个示威，他们过分地粗暴，使一百多人受了伤。汤布罗尼内阁想把制造热那亚骚乱的罪名加给共产党的明显企图，更激起了伊米利亚的勒佐、摩德纳、巴马、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新的示威。到7月12日，示威者同警察发生冲突，死了十个人。“米西尼”党在腊万纳放火烧毁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并向设在罗马城内的苏联商务代办处和意大利共产党总部投掷自制的炸弹。在众议院内，左翼党派紧密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类似1945年的气氛又出现了。天主教民主党深恐激起人民阵线的形成，就敦促汤布罗尼于7月19日辞职。在众议院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自由党人的支持下，一个新的内阁于月底由那个短小精悍、脾气暴戾、精力充沛的托斯卡纳人阿明托雷·范范尼组成。
1945年以来的经济发展
1960年夏天在意大利普遍发生政治骚动的消息，使外部世界多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意大利近年来已呈现一片繁荣的气象，物质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它的经济上的恢复在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1945年它曾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预算收支上的混乱。更大的灾难只是由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而得幸免。但是1946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已经有显著的恢复。它的经济大大得力于20世纪50年代在波河流域发现的大量甲烷即天然气，以及在西西里和阿布鲁齐发现的石油。从此意大利再也不那么依靠进口的煤了。从1947年到1950年，通货膨胀停止了，这也许是戴·加斯贝利政府的主要成就。工业生产迅速增长。高标准的设计使意大利产品容易在国外找到市场。但是这幅好景也有比较阴暗的一面。在意大利克服通货膨胀比在工人充分就业和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准的国家要容易一些。那个导致普遍失业的人口过剩的老问题，依然存在。1955年在塞尼内阁任财政部长的埃齐奥·瓦诺尼提出一个用大量政府投资在萧条的地区应付失业问题的十年计划。瓦诺尼于1956年去世，当时判断他的计划的成败还为时太早。那时失业人数依然停留在二百万这个可怕的数字上下。极南部地区的人民依然贫困不堪，他们对政府用投资拖拉机和专家指导的方式去援助他们的尝试并不信任。即使贫穷的南方不能给北方的实业家提供广大的国内市场，意大利的国际政策却仍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希望。它是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这个资格能导致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