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
作者：歌德
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是他饮誉欧洲文坛的成名作。1772年歌德在威茨拉尔帝国高等法院实习期间,对友人的未婚妻夏绿蒂萌发了无望的爱情。不久,又听到青年耶鲁撒冷因失恋自杀的消息,受到很大震动。1774年歌德在一次“新的不快”刺激下,在短短4个星期内,写成《少年维特之烦恼》。它记录了诗人青年时代一段重要经历,写得缠绵悱侧,深情感人。小说写市民出身的维特热恋美丽的少女绿蒂,而绿蒂先已与他人订婚。无望的爱情使维特万分痛苦。等级森严的社会又让他饱受冷眼,贵族的傲慢与歧视和资产者的庸俗自私令他感到窒息。维特终因绝望开枪自杀,向社会作无力的抗议。小说揭示出德国狂飙突进时代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等级社会的尖锐冲突,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维特的形象反映出一代青年心中的憧憬、烦恼和苦闷。他热爱大自然,推崇感情,向往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憎恶腐朽的贵族阶级和鄙陋的市民气息,渴望从封建桎梏中获得解放。小说的出版在当时整个欧洲曾引起重大反响。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在于坚决反封建,但也确实存在伤感成份。维特要求个性自由,并不进行社会改革。他的反抗,仅限于感伤和愤慨。这也是狂飙突进运动本身的缺点。他的自杀,更不足取。当时某些读者仅从爱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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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之塔
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宝晋英光集
八卷。宋米芾撰。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龙门居士等，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北宋书画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并称 “宋四家”。因母侍宣仁后，补为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米芾以书画名，而文章亦颇不俗，韩驹称“芾之诗有恶无凡”，岳珂序中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尘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敏行 《独醒杂志》亦载：“苏轼尝言，自海南归，舟中闻诸子诵所作古赋，始恨知之之晚。”米芾书画甚得王羲之笔意，画山水人物，多用水墨点染的泼笔法，自成一家。王安石曾摘其诗句于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冠服。米芾性情豪爽，清高自傲，因其举止颠狂，故人称 “米颠”。平生所作，不录一篇投王公显贵，而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亲往送之。元丰时，至金陵识王安石，过苏州时识苏轼，皆不执弟子礼，可见其性格自负之至。集名“宝晋”为芾之斋名，“英光”乃其堂名，合二名以名一书，古无是例。著有《书史》、《画史》、《砚史》、《宝章待访录》等。此集卷端有岳珂《序》，称：南渡之后，米芾诗文皆散佚，岳珂官润州时，采其遗文汇为一编，即此书。此书卷一为赋，卷二、三为古诗，卷四、卷五为律诗。卷六为序、记、赞、偈、铭，卷七为碑文、墓表、题跋，卷八为杂著、榜文、札子。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似有凌云之气。”其传世有《四库全书》本，明清抄本。
声无哀乐论
晋人嵇康著,从声音本性与情感特征的关联上研究音乐本质的著作。同阮籍一样,他们都去探究追寻“乐”的“自然”本体;与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养生论”角度去发掘,而“养生论”在阮籍的乐论中没有什么地位。嵇康认为音乐可以养生,而养生的根本在于精神上的和,因此,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他的养生论。这种养生,与道家“全身保生”的养生不同,主要是“养神”即培养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声无哀乐论》又不是以“养生”为直接出发点的。他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养生”后面的“本体”——“和”。“和”不仅是“养生”而且也是“乐”的“本体”。人体有盛衰,“和”不变;音乐有“五音”,“和”常存。“乐”的“本体”—“和”,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它本身没有欢乐与悲哀可言。人之所以感到似乎“乐”有“哀乐”,是把现象与本体混为一谈了。在嵇康看来,“哀乐”是人的情感的体现,是情感的特征,与“乐”的“本体”不是一回事,“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如果你高兴了,就从“和声”中听到欢乐;如果你悲哀了,就从“和声”中听到忧愁。其实,“和声”还是“和声”,它并不改变本性,还是如风一样,自由吹拂。至于你感到“哀乐”那是你的情感使然,并非声音使你“哀乐”。这一点,在美学上有重要价值。它强调了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审美和艺术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感受的个体差异现象。“声无哀乐”而人能感受哀乐,人有哀乐却不能改变声音,正说明声音超越了哀乐,不被哀乐所局限。这正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要使艺术超出有限而达到无限,使“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兼御群理,总发众情。”
史讳举例
陈垣著。“避讳”是我国早已存在的现象。《春秋》讳言尊者、亲者、贤者所做的某些有违所谓“礼义道德”的事，这是“春秋笔法”，不算避讳。所谓避讳，则是在语言文字上避称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而用其它方法来代替。史书避讳用例十分繁杂，不仅避人名，连官名、书名、地名、年号等往往也要避讳，而且各代所避之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作者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著述，收集了100百多种历代典籍中的材料，于1928年写成《史讳举例》8卷，概括了避讳的方法，如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归纳了避讳的种类，如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物名等;并指出了如何把避讳学应用于校勘、考古的方法。此书的出版，使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及古代哲学、文学研究者在整理、利用古籍时，多了“一门径”，增了“一钥匙”。对于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此书也不失为增长文史知识的重要读物。本书有科学出版社1958年的排印本。
古文参同契集解
三卷。明蒋一彪撰。蒋一彪，自号复阳子，余姚人。《周易参同契》的各家注本，有的分章，有的不分章。但无论分章与否，都按上中下三篇而注解，并且都述其传承由来。明代杨慎，则另出一本，称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本也是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自称得自朱子所未见。蒋一彪依杨慎本作此书，所以称“古文”。他割裂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俞琰四家注文，缀于各段之下，所以称为“集解”。其书与世传本多有颠倒，将原文所载《赞序》指为徐景休《后序》，将原本《补塞遗脱》一章析出作为淳于叔通《后序》。清代学者对此书进行过认真的考证，认为各家注本都依彭晓注本序文所述，魏伯阳作《参同契》后，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从事隐名而注，垣帝时又授给淳于叔通，《参同契》才流传于世;历代研究《参同契》的学者都称徐从事而不称其名，而经千年以后，徐从事为景休之名而忽然显现，不合情理，文中篇章归属，又多附会朱熹等人注语及俞琰关于《参同契》为魏伯阳、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撰注之说，因此清代学者认为蒋一彪据杨慎所谓“古本”之说不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此书辨之更详，余嘉锡引《真诰》之言，辨彭晓之误，否定徐从事作注之说，进而考证杨慎所谓古本，是明代道士杜一成据俞琰欲分四言五言各自为类之意而作，书未出便被人窃出付印，并托名为石函古本。据此知杨慎以后诸家所谓古本皆不足信，然而杜一诚因篡改古籍而失信及杨慎因轻信其古而误人之教训，实为后世学者的前车之鉴。现存清《四库全书》本、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易参同契古注集成》本。
犹及编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 一卷。《千顷堂书目》题明杨名撰,入子部小说类,无卷数。今存有《盐邑志林》本,一卷,题明朱元弼撰,卷首有朱所作“引”。《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盐邑志林》本影印。朱元弼“引”称:“往予时有《犹及编》出入自随,所载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见者不与也,不戒而为好事者持去,遂不复置于今且廿年。”后来他因“俗日益改”而复置此自随,“月书一事,不令有缺,或闻或见,或忆旧所闻见,足备鉴戒者,庶几警醒不自沉废云。”由此观之,朱原有《犹及编》已失,而此书成于万历乙巳(一六○五)年,是后来所记的“亦盛德事”,未知其原有《犹及编》是其自撰,还是杨名所撰。 篇中琐记时事,多为孝子烈女等。也有少许录自《读书镜》等其他书。共约四十来则,每则百字上下,都无标题而相杂列,其中写人述事不乏生动者。 《嘉善人陆某》则,写一青年“少有才貌”,跟其父“御史中丞某”在京读书,但是却“与邻邸女相窥”。久不能成奸,就请其馆师出主意,师让他“祷于城隍之神”。结果城隍神夜入中丞之梦,问明陆某是他的儿子,就把其子阴籍中的“某科状元”的记录一笔勾去,改罚“孤贫一世”,而对那个不配为人师表的馆师,则“命左右速抽其肠”。中丞半夜惊醒,馆僮奔告馆师腹痛难忍而死,而其子后来“终身行乞于市,无所归”。这个故事,是用一种迷信的方法进行说教,有警世意味。 《叶春华》则写一海宁卫军人,父早死,事母至孝,每日朝出暮归,晴樵雨渔,以供其母酒肉。其母性暴且多怒,酒食稍差即怒叱之,罚其跪以待食,达旦不命之起。邻人教他不必如此,他说“恐伤母志”,劝他娶妻,他说“恐不能事吾母”。最终得到县令的表彰。 《沈某妻宋氏》则,写一贫女宋氏,从小丧母,从姑而生,长大婚嫁沈某。一日其姑病,请巫医,久而未愈,巫医拒之曰: “除是割股,或可疗也”。宋氏遂待夫出, 自割股投入药内进姑食,姑疾愈乃起。此事后闻于邑云云。以上两则写至孝之人,也具劝世意味,但如此孝法,不免带有矫枉过正之嫌,有着明显的儒家说教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