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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于1830年动手写作。诗人死后,这篇小说经过书报检查机关的大肆删节和歪曲后才得以于1837年在《现代人》上发表。小说的反农奴制思想十分明显,作者还拟了一份提纲,其中提到农民暴动。在《戈琉辛诺村源流考》中别尔金这个人物,作为说故事人的形象,在《别尔金小说集》各篇里头倒是看不出来,在《戈琉辛诺村源流考》这一篇中却表现得相当鲜明。这是个智力不甚发达的地主,通过他的眼睛看世界,通过他具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头脑进行“研究”,结果却展现出了农奴制下农民群众的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反映了俄国农村数十年间衰败的历史。

史料与史学

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著。1946年曾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收录了作者《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3篇文章。1985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增订本时,补入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及《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3篇文章,合计六篇。内容丰富,论证精辟,对史料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书是翦老所著的一本重要史学入门之作,它分两大主题:一为“史料”,一为“史学”。他所说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所说的“史学”,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

瓶花谱

瓶花谱

中国明代张谦德所著一部瓶花技艺专著。著者张谦德(1577~1643),字青父,号米庵,江苏昆山人。他兴趣广泛,除《瓶花谱》外,尚有其他著作传世。《瓶花谱》著于1595年。全书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等八节。在“品瓶”中,提出:“凡插瓶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实稳而不泄气也。”这里,因季节、场地的不同而选瓶,从原则到具体均已涉及。

竹谱

竹谱

《竹谱》一卷,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仑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簜既敷,犹用郑玄筱箭竹簜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馀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

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

十卷。宋章安撰。宋徽宗赵佶,曾作《御解道德真经》解《道德经》,章安撰此书的要旨是阐释宋徽宗之解。此书卷首有章安自序。其序称《道德经》“辞简旨奥,穷之益远,测之益深,非夫神解,盖不得以议其略”; 自称在凝神恭读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时,恍若有所得,于是循老氏之旨而撰此书,明道德之常,以绝学返朴,复于无为,镇以清净,欲以一介之徽,求管中窥豹。该书前列经文及御注之文,于注文下以“臣义曰”逐条予以演义发挥。章安义疏因御注难易而详略不同,主要以阐述御注之原意为主,也偶尔参以己见。如其释“同谓之玄”句,将宋徽宗注释的“物我同根,是非一气”加以深求,以称北为朔释方位,以赤且黑喻玄之色,诸如此类之说,较宋徽宗注释更为精妙,但有学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未免有失偏颇。江澄作《道德真经疏义》,其体例与章安之作大致相同,只是疏义之文繁密,且喜引经传,较章安之作繁复。后人在评论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时,常将章江两书相提并论,但江澄所作局于注文,无宏通阐述,实位于章安所作之下。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作为后世学者研究宋徽宗注解《道德经》的参考文献,实价值不菲。现存明《道藏》本。

诗识名解

诗识名解

十五卷。清姚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姚彦晖以孔子语学《诗》之益,卒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乃于说《诗》之余,就孔子所言,分勒四部:凡鸟部三十一类、兽部二十四类、草部七十类、木部四十一类。是书考据广博、辨析细微,虽名物而义行其间,比类所及,必与六艺相证明。惟《诗》之名物,虫鱼亦其显著者也,彦晖泥于孔子之言而遂不及虫鱼,是反以圣训而害其著作矣。书前有自作例言,又有康熙丁亥(1707年)毛奇龄、戊子(1708年)彭始搏及其从父际恒三序。有嘉庆丁丑(1817年)校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