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尔的“历史方法”
罗雪尔的科学分类
罗雪尔3区分了两类科学研究。一类他称之为“哲学的”，即对实在进行分析性把握。其目的是进行抽象概括，并消除“纯粹偶然事实”。另一类他称之为“历史的”，也即对充分实存的实在（reality in its full actuality）进行描述性再现（descriptive reproduction）。人们立刻会想起法则性科学与具体实在科学（sciences of concrete reality）这种当代区分，在精确自然科学与政治史的方法论对比中，这一区分极为明确。4
哲学的科学（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具有如下宗旨：利用一套概念与法则系统，为在广度和深度上无限多样的现象确立秩序。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概念与法则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有效性。我们在“事物”与事件中所感知到的那些具体而“偶然”的特征，也即使得它们成为我们感知对象的那些特征，被逐渐剥离掉了。这种情况是由这些学科在逻辑上的理念导致的，纯粹力学最接近这样的理念。要想达到这些学科内容所要求的必要精确度，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些学科坚定不移地承诺，可以按照一般性高低程度差别，把概念排列成等级系统。这种承诺，连同它们的精确性与明晰性标准，使得这些哲学的科学致力于论证一种最根本还原的可能性：具体实在的质上的差别可以还原为可精确度量的量上的差别。如果这些学科最终是想在根本上超越对表面现象进行简单分类，就必须能够用它们的概念来构成一般有效性（general validity）的命题。这些命题要想成为绝对严格，并且在数学上自明的命题，就必须通过描述因果关系的等式来表述。
罗雪尔的心理学及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然而，罗雪尔把系统阐述经济法则视为经济学的基本科学任务。这就又产生了如下问题：如果抽象的、分析性的阐释被抛弃，对生活具体实在进行阐释受到了偏爱，那么要如何才能为抽象—法则性知识的可能性奠基？罗雪尔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困难。他用非常简单的心理学绕过了这一问题，把其研究建立在使用“本能”概念的说明性心理学（explanatory psychology）之上。
罗雪尔认为人必然受本能支配，在经济生活领域中也不例外。一方面是在现世物欲驱动下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是一种广泛的、基本的本能：“上帝之爱”（love of God），包括“平等、公正、仁慈、完善及内在自由诸观念”。没有人会完全缺乏这一本能（System, volume I, section II）。
在这两种本能的关系问题上，罗雪尔的著作首先包含着纯粹“功利主义”要素——社会本能直接来源于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明智领会。74
但是，罗雪尔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转而强调一种与其宗教观相吻合的观点：更高的、神的本能限制了此世的自我利益。后者是并且必定是前者的对手。75这两种本能渗透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样它们就产生了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民族生活乃至人类生活得以依托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各种等级。普遍意志得以建立的社会圈（social circle）越窄，则它（普遍意志）越趋近个人的自我利益。社会圈越广，则普遍意志越接近于对天国（Kingdom of God）的渴望。人的各种社会本能因此就被视为基本宗教本能与自我利益本能的关联的多种呈现形式。
根据罗雪尔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可以如此设想：他应该为作为两种本能运作结果的具体过程与具体制度的起源提供一种纯经验的解释。两种本能在具体情况下的关联理当被建立起来。76
但罗雪尔并未这么做。他也不是不明白，在现代经济生活特有的那些领域，即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股票交易与银行业、大范围的商业贸易以及物质生产部门中，这种论调，即真实生活是其他“本能”对“经济”自我利益本能的某种变移（deflection）后的产物，根本就不受欢迎。
相应地，罗雪尔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整个概念与理论图式，这一理论图式依赖于自我利益原则。在德国早期的理论中——尤其以赫尔曼（Hermann）与劳的著作为代表——私人企业77完全受自我利益支配。普遍意志的支配仅限于公共生活。78因此，我们可以找出“古典”理论的主要特征：把整个人类行动领域划分为公私两部分79，并把“实然”与“应然”等同起来。80罗雪尔拒斥这一立场。其理由是——罗雪尔立马抛弃了他的心理学立场——自我利益与普遍意志“既不相容，也不互斥”。
有关自我利益与协作式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第三种观念看起来更接近罗雪尔的立场。罗雪尔声称81：“它（自我利益）被转化成了一种世俗的工具，为永恒理念目的的实现提供便利。”
面对这一论断，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又回到了18世纪乐观主义功利论的基础之上。82
根据“私利为恶，公益为善”（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的公式，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并解决了公私利益的关系问题。他的许多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这一观点：经济自我利益是一种源于天意巧合的力量，“恶意总能导致好结果”（always wills evil but does good）。这种观点表明，自我利益正因其为自我利益，才能无须中介直接服务于——这一表达经常被用到——“神圣的”或“自然的”人类文化目标。
罗雪尔著作中的推论知识界限及有机论形上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罗雪尔（note 7, section II, System, Volume I）明确拒斥了曼德维尔与启蒙运动的观点。他基于两种理据来做这件事。其一是宗教。83其二——此处我们回到了在其著作中发现的所有矛盾的终极基础——基于他的“有机”概念的认识论后果。在看待租金、利息与薪金之类的现象——代表了无数重复发生的个别过程以及私人企业内的无中介关系——时，罗雪尔并不反对这样来说明这些现象，即它们是由自我利益引导的私人经济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果。他反对的不过是这种论断：同样的推理对这些社会制度也适用。后者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详尽的说明，它们作为“有机”结构摆在我们面前，或者用狄尔泰的话来说，作为“合目的的系统”（purposive systems）摆在我们面前。在罗雪尔看来，不但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建立在普遍意志之上的共同生活形式 （比如法律与国家），而且也不能如此看待被当作一个整体的经济关系体系。后者不适合做纯粹的因果说明。因为“原因与结果无法被独立地甄别出来”。罗雪尔为了对其论断进行说明，又做了如下补充：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每一结果反过来也是原因，或者至少有可能是原因。每个单一现象“与其他现象都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在他看来，一切因果说明都是循环论证84，只有当我们接受体现在个别过程中的整个宇宙生命（the life of the entire cosmos）这种有机观念时，此一循环才能被打破。这样一来，我们的分析又遇到了前面碰到的问题：个别现象“无法企及的区域”（inaccessible horizon）。我们已经知道，科学的宗旨只能是逐步“缩小”这一区域的“范围”。
当前的讨论表明，就罗雪尔而言，经济学知识的可能性所受到的根本限制，不是（或者至少主要不是）由具体的、个别给定的实在与抽象的一般性法则、概念之间的“非理性裂缝”造成的。罗雪尔无疑认为，原则上经济生活的具体实存性是可以通过法则形式来做分析性领会的。当然，“无数的”自然法则——但仍然是法则——对经济生活的彻底分析来说是必要的。不是实在的非理性，而是社会历史丛结的“有机”统一性（uniformity）妨碍了对“法则”的服从。对这些丛结的因果分析与说明不但要比对自然有机体的分析与说明来得困难，而且它们在原则上必定仍旧是无法说明的。85罗雪尔并没有说，不能用一般性概念来考察个别现象。他也没有说，概念越是一般就越难以对个别现象进行归类。相反，理性知识界限的构成乃是基于如下考虑：因为它们贵为“有机体”，所以就不能把这些普遍的社会历史丛结及其客观产物说明为个别现象的因果性结果。罗雪尔认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不可能从因果上把这些总体现象说明为个体现象的结果。这一点已经成为罗雪尔的信条（dogma），他甚至都不打算对其进行论证。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丛结及其客观产物的存在独立于一切因果依赖（causal dependence）关系。它们是依据一种等级更高的（形上）86因果关联建立起来的。我们只可能获得体现出这种关联的偶然性知识，却无法参透其本质。这一点与生命的自然过程之本质无法参透乃是基于（依照罗雪尔的说法）同样的理由。当然，罗雪尔并不认为（见section 13）经济与自然有机体“具有”相同的“自然”（nature）。然而，他的确发现这些“等级更高”的经济生活所具有的（形上）法则性同样体现在统计学所谓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中。这一法则表明，只要从作为整体的关联的角度来看，个别现象看似任意的特征也能被归结为“惊人的和谐”。87
那么，罗雪尔在社会世界与可在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具体过程之间所做的区分其根源在哪儿？它并不在于根据类属概念与抽象法则来看待实在的可行程度在方法论上所受的限制，而在于对超出我们知识界限的实在力量所做的投射（projection）。在这里以及其他几处对罗雪尔著作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自己几近于流溢说。罗雪尔对实在的真切（matter-of-fact）感觉并不符合以下观点，即宇宙的“有机”特征可被视为“理念”的流溢物，“理念”本身就构成了对这些特征的说明。但是罗雪尔并未拒斥这一观点本身。
罗雪尔与实践规范、实践观念问题
罗雪尔的循环论（cyclical theory）与“普遍意志”范畴最终澄清了他在经济政策88的科学分析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89。首先，经济生活与总体文化生活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实践性经济目标的受制性。“增加国民财富”——罗雪尔并未拒绝这一概念——并非经济政策自明的、唯一的目的。政治经济不仅仅是“理财学”。90有关经济现象中历史变迁的知识也包括这么一种可能性，即科学恰恰不能提供随着相关民族的进化阶段而变化的相应规范。91但是，罗雪尔的相对主义至此也到达了它的极限：他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承认，构成实践经济准则之基础的价值判断仅仅具有主观上的重要性。92后面这种立场将会使他无条件地拒斥通过科学研究来发现这些规范。罗雪尔总结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声称（见section 26）自己在原则上已经放弃了对普遍观念（general ideals）进行理性论证的尝试。他把自己看作“一幅地图，而非向导”（not as a guide, but rather as a map）。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如此建议那些向科学寻求“规范观念”的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相反，至少从理论上来看，他相信规范的确立的确存在着客观基础。不仅存在针对每一具体情况的规范，甚至也存在符合具体、典型的经济进化阶段的规范。93显然，只有当一种可被客观辨别的正常健康状况能被确立起来时，这种经济政策观，即经济政策是对经济生活的疗治94，才是可能的——即使健康的内涵会随着发展水平而变化。因此，培养并维持这一健康状况就必然构成了经济政策自明的目标，这跟病人的健康是医疗活动的目的乃是基于同一个道理。
从有关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此世观点来看，这一立场在不自欺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吗？此处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就罗雪尔而言，这一假设是他对民族命运典型过程所持元历史观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宗教立场的结果。宗教立场排除了其理论中本来必然会有的宿命论后果。当然，罗雪尔也认为，我们并不知道，在人类有限的——基督教意义上的有限——进化过程的哪个阶段上可以找到我们自身。同样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注定会消亡的民族文化，目前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但是他又认为，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具备此类知识反倒是一种优势。同样，对个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优势，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死亡何时会来临。我们对这类知识的缺乏并不妨碍罗雪尔的信念，他认为良知与健全的人类知性能够揭示上帝为集合体（collectivity）安排的任务，正如它们也揭示了上帝为个人安排的任务。这套观点显然把经济政策限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在罗雪尔看来，一个民族的“真实需求”将会自发扩张，这是经济发展之法则性特征的结果。95相反的假设与对天意的信仰不符。我们推论知识的有限性排除了对“进化法则”的总体性进行领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逻辑上发展出关于经济政策原理的封闭系统来，即使在相对意义上也不可能。事实上，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发展出这么一套完备的原理，其可能性并不比在政治领域里大，这一点无可争辩。顺便提一下，罗雪尔认为二者的可能性是一样的（section 25）。
因此我们看到，罗雪尔对经济政策做出的诸多论断皆源于其自由、审慎及克制的人格。但这些论断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其逻辑结论的清晰观念。历史命运之行进与上帝为个人、民族设定的任务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真正严重的、持久的矛盾。个人不可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终极目标。这样，罗雪尔就可以保留其相对主义立场而无需求助于伦理进化论。事实上，他明确拒斥了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形态。96历史进化概念同样会损耗道德律令的规范内涵，罗雪尔必定无法考虑这一点。他相信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来为以上分析做个总结。从纯理论角度来看，罗雪尔的“历史方法”是自相矛盾的。对一切既定历史现象的总体实在进行把握，以及把这些现象归结为（reduce to）“自然法则”，两者之间是不一致的。为了把概念的外延与这些概念所指涉的丛结之普遍性等同起来，罗雪尔诉诸一种接近黑格尔式流溢论的“有机”思维模式。但他的宗教立场妨碍他接纳最后这种观点。因此也就导致了如下结果：在研究个别现象时，罗雪尔有时会抛弃有机论而追随古典经济学的方式，对共时性现象进行概念系统化。他有时认为统计学解释具有实际有效性，有时又认为它仅仅具有按照此一方式建立起来的命题所具有的相对意义。从有机构成的（organic-constitutive）角度把现象系统化为发展阶段，这种做法仅仅在罗雪尔对经济政策体系进行阐释时才取得了优势地位。就确立实践性经济价值判断而言，罗雪尔历史取向的相对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本质上是消极的。因为他必然会假定，存在着客观规范，但这些规范既不是系统地发展出来的，更不是用公式得出（formulated）来的。
罗雪尔的著作更多地包含了黑格尔而非构成其反题。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历史思辨的支配地位在罗雪尔的著作中消失了。黑格尔的朴素形上构造已经被一种相当原始的日常宗教信仰所取代。关于这一点，或许还可以做一些补充：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与这些观点紧密相连的复归过程。甚至可以说罗雪尔的著作代表了科学研究在客观性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正如今天人们不恰当的说法：他的著作秉持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具有“无预设地位”。如果说罗雪尔并未成功摆脱黑格尔并把自己的路坚持到底，那么下面这一点要负主要责任：与黑格尔不同，他没有抓住关于概念及其对象之间关系的逻辑问题所具有的方法论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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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韦伯在注释5中对这个词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