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响

作者:川端康成
玉响

隅子坐飞机还是第一次。这次是新婚旅行。 从飞机往下望,看到了纪伊半岛南端的海面,又看到了四国南端室户崎和足摺海面。从东京出发,在海上飞了两个小时,来到了雾霭茫茫的宫崎市。从机场出来,坐上出租车,过了橘桥,沿大淀河的岸边向有拐了进去。 “瞧,凤凰树……”周一对隅子说,“这里的行道树都是凤凰树哟。” 河滨公园里,并排重叠地种着树,隔着马路,对面是观光旅馆。男招待把他们带到四楼的一间洋式房间,放下两人的行李,留下钥匙,关上门走了;隅子从胸到膝都变得僵硬起来。这时,她才注意到自己进来后一直是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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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假面人

作者江户川乱步,主要讲述了男主人公天才绅士侦探明智小五郎的侦探推理故事。一个杀人狂,一个盗窃古董的罪犯,和一个聪明的私人侦探,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外国大使、仆人、警察……到底谁是真正的黄金假面人……。

印第安酋长

 羽毛是印第安部落里权力的象征。这部《印第安酋长》中,“老铁手”来到印第安人领地绘制地图。在部落间的冲突中,阿帕奇人的酋长“好太阳”饮弹身亡,美丽的姑娘“丽白”为追求白人的文明与爱情却被白人杀害。年轻的酋长温内图踏上了复仇之路……《印第安酋长》为“爱因斯坦最爱读的悬疑探险小说”之一。《印第安酋长》作者卡尔·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游记探险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受到了众多世界名人的赞誉,他书中鲜明的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悬念,显示了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永恒魅力。他是最伟大的作家。

道德真经全解

二卷。原题亳社时雍逍遥解。时雍,号逍遥,其余不详。据时雍于金正隆四年(1159)所作《道德真经全解序》中所称:“故人郤去华自真定复归于亳,出《道德全解》示仆,莫知名氏”因而知其书原非时雍所作。时雍认为以前研究《老子》的注疏,分章逐句释解经文,非自得之学,多为臆说,而且前后不能贯通一致;对于道德真谛,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读者不知所向,不知所云。《道德真经全解》一书以自然为宗,杂道教方术;所作疏义,明白晓畅。如其解“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三句,认为玄有赤有黑,乾为赤,坤为黑,同隐于内皇,是皇天皇地之意。天地之道,如同总气于上元,所以“玄之又玄”。认为玄之又玄是谓大梵天中之天,下镇人身、泥丸、绛官,中理五气,混合百神,众妙由此以出入,所以称为“众妙之门”。此番释义,上下贯通,环环相扣,非常精彩。而其谓玄“有赤有黑”,与章安“玄之为色,赤且黑”之意相近。时雍对《道德真经全解》赞誉很高,认为读罢此书,使心目洞开,以往难点疑点都涣然冰释。时雍的评语,虽有些虚夸,但此书的确是研究《老子》的重要参考古籍之一。现存明《道藏》本。

燕丹子

《燕丹子》作为一部现存的汉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是以战国末期,强秦将吞并燕国为历史背景,叙写了燕太子丹为雪秦耻、拯救国祚,延请刺客荆轲去秦国行刺秦王,终致失败的悲剧故事。《燕丹子》流传至今,原貌已不可见,今本是清人纪晓岚从明代《永乐大典》中全文抄出后,授学者孙星衍校订、整理出来的。《燕丹子》的成书历来众说纷纭,在这争论背后其实是对于小说起源问题的思考。其实,《燕丹子》是杂史,它的成书可以定为秦汉间。

东观集

诗别集。十卷。宋魏野撰。《宋史》魏观本传记其撰《草堂集》十卷。据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薛田所撰序云“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是知魏野在去世(1019年)以前已有《草堂集》流传,作十卷,此为魏集旧本。野去世后,其子魏闲“以新旧三百篇,汇为七卷,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见序),可知魏闲编本作七卷。宋编父集成,未必即有刻本,《草堂集》与《钜鹿东观集》写本、抄本依然流传人间,分卷自然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二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编为《东观集》。(按“三百”、“四百”皆举成数而言,实数为三百五十九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有《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十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传世者有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严陵郡斋刻本(此为残本),亦分为十卷(黄丕烈曾见)。可见《东观集》在宋时已分为二卷本、七卷本、十卷本,但所存魏诗数目相去不远,皆在三百以上,四百以下。魏集除宋刻本外,元代有刊本(见《袭抒楼书目》)。明代多以写本传世。《四库全书》所收为十卷本。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赵诒琛据金兆芝所校江南图书馆藏三抄本刻《钜鹿东观集》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收入《峭帆楼丛书》。贵池刘氏得宋刻本,重摹行世。

读春秋略记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