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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德国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著。该书于1872年初版。作者通过分析希腊艺术阐述了自己对悲剧的根本看法。作者认为:早在古希腊,艺术就包括两种精神:一是酒神,即狄奥尼苏斯;二是日神,即阿波罗。在这两者中,酒神精神更为原始,它使人沉酣人生,狂歌醉舞,在酣醉之中感受生命的欢悦,从而忘记人生的悲惨和苦痛。而日神如梦,它让人把人生当成梦境和意象去赏玩。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作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前者体现在音乐和舞蹈中,后者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前种艺术为力的艺术,感情常常冲破理性;后种艺术为美的艺术,理性常常控制感情。作者认为,在古希腊悲剧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达到了基本的调和,它一方面是动的,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中发出的呼号;另一方面又是静的,像雕刻一样,是一种光辉灿烂的形象。在这两种精神中,作者更倾向于酒神的反理性本能冲动精神,主张艺术家极大地扩张自我,表现自我,使之向“潜意识”、“生命的冲动”等方面发展。和叔本华一样,尼采也认为现实是痛苦的。但就悲剧而言,作者认为酒神的苦难被日神的神力点化之后,就摆脱了痛苦,获得了美的外形,变成使人愉快的东西。因而悲剧使人超越了现世的苦痛,用永恒的目光审视人生的价值,产生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文化要义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著作。梁漱溟著。写于1941年至1949年,1949年路明书店出版。本书共13章,即“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的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与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本书认定“孔子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支柱。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向上之心”。人与人之间应发扬孔子的“互让”精神。西方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则奉行“伦理本位主义”。这是由于孔子独具慧眼,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底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伦理关系要求互以对方为重,讲情谊,讲义务,讲调和折衷。认为人的心思作用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性高于理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性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向上之心。还提出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推动了经济,决定了经济。而道德就是文化的核心。社会的治理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本书对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推崇封建道德,反对革新,是消极的。
明医杂著
综合性医书。6卷 (一作8卷)。明王纶 (节斋) 撰，薛己(立斋)注。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 后薛己将此书重予整理，并加按语，附录医案，刊于嘉靖二十八年(1544年)。鉴于原著略于诊法，因补入元滑寿《诊家枢要》 (见卷3末)。其书以 《内经》 为本，博取诸家之长，并明确提出 “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同时强调朱氏尤为“集诸儒之大成”。故此书之学术临床，更多宗法于朱丹溪。前5卷包括医论及各科病证，如发热、痨瘵、泄泻、痢、疟、咳、痰饮、梦遗、暑病等内科杂证、眼、耳病证及妇科、小儿诸证、小儿用药法等。卷6为附方。作者在临床方治方面在朱氏基础上亦有所变创发明，其补阴丸、化痰丸等均别具匠心，成为后世临床常用效方。此书与薛己《内科摘要》合辑，名为《评辑薛立斋内科》。与黄承昊《折肱漫录》合刊，名为《医家撮精》。现存弘治间刻本等多种明刻本及清刻本、日刻本等。建国后有排印本及影印本。
大扎撒
元代建立之前蒙古国之法律条文。“扎撒”,蒙语“法令”之意。宋代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又有三段剗杀,彼曰扎撒,此曰条法,彼曰大扎撒者,大条法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开始出现成文法——扎撒,为部落首领发布之号令。窝阔台继位后,将成吉思汗之扎撒整理重新颁布,称为“大扎撒”,令蒙古世代遵守,直到蒙古灭掉西夏和金,占领中国北方领土之后,其断理狱讼、始采用金律(即金之《泰和律》)。
江苏省通志稿武备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武备志。自吴晋南朝，江左兵事为多，但均无兵志，新唐书始有。今宜采汉以后兵制，见正史编年会要诸书者，立武备志。清末江宁、上海制造厂，武备学堂，陆军水师诸学堂日以增多，有非前代钩盾诸署所能范围者。各府州志有武举人进士，自宜按科列表。新唐书以前无兵志，应合通典、通考、通鉴参考为之。他如全晋文及全宋齐梁陈文，全唐文、宋建康吴郡镇江等志、元金陵镇江诸志，均有可录。明为南畿，实录可搜集者尤多，如驻防，绿营、防营、新军、军饷、军学、军器之属，皆详列之。
禅策问答
中国佛教禅文献。作者不详。首尾齐全,共一百零四行,有首题:“《禅策问答》一卷”。文献共罗列问答三十道,每道答文之最后均引经文作证。所引经文或注出经名,或不注经名。引文方式亦较自由,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有些经文可能系自撰。内容较广泛,包括什么叫禅?如何证得清净?禅修的具体方法乃至禅师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主张“禅”就是“故摄存心,无诸放逸,六根清净,动转无亏”。所谓“入禅”就是“敛容安坐,心无散动,善恶都舍,不染暄尘世见”。并竭力为禅师住于世间、见于善恶等种种混同与一般世俗之人的行为辩护,称自己实际是“身逐凡情,心游出世”;而禅师已经达到的“冥寂幽微”之至道,“非是浅情之能测”。从总体倾向看,《禅策问答》是禅宗北宗系僧人撰写的文献。由于文献中提到:“禅师性行柔和,言语低下,何因高强精神,雄猛用意?”说明当时正处在激烈争辩的时代;又提到:“禅师德行高明,何者被人诃诘,作于诽谤,唯而无对”。可见当时该派在争辩中正处于下风。加之此文献与另一禅文献《息诤论》抄在同一卷子上,因此怀疑它可能产生于“滑台大会”之后。抄写颇有脱落错谬之处,以至有些文字难以卒读。此文献应属宗密所编《禅藏》的组成部分,对于禅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历代大藏经未收,历代经录亦未著录,仅存于敦煌遗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