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上的人们

作者:蒋彝
滇缅公路上的人们

本书以中国西南两个家庭为切入点,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修筑滇缅公路的艰苦历程。两个普通家庭就是战时中国的缩影,他们因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而发生命运的巨变;从而生动刻画了日军侵华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创伤,以及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抵抗的爱国精神;更深刻缅怀了那些为建造滇缅公路而光荣牺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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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鉴

申鉴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古文龙虎经

古文龙虎经

《古文龙虎经》或名《古文龙虎上经》、《金丹金碧潜通诀》、《金碧龙虎经》,简称《龙虎经》、《龙虎上经》,作者不详,托名黄帝著,收入《正统道藏》太玄部。《龙虎经》历来被认为是早于《参同契》的丹书,惟据今人王明考证,此书实为唐代羊参微《金丹金碧潜通诀》的异名。宋代朱熹认为此系后人伪作,非古书。《龙虎经》或分三十三章,或分二十六章,文字晦涩,语句僻拗,内容基本与《参同契》相似。仍以乾坤象鼎器,坎离象药物,其余六十卦象火候,将道教丹诀编排于易象之中,后附《攒簇周天火候图》、《金火相交生药图》。但其在演绎《参同契》,运用汉易时皆有差错。另有宋王道《龙虎经注疏》三卷及无名氏《龙虎上经注》。

化书

化书

五代谭峭著。道教哲学著作。六卷,即:《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凡一百一十篇。《嘉兴府志》及宋道士陈景元(碧虚子)《化书后序》载:峭著《化书》成后,求南唐大臣宋齐丘为序问世,齐丘遂据为己有而序之,题名《齐丘子》,后经康末道士陈抟揭露,始得纠正,改题为《谭峭化书》,即《化书》。其中或有宋齐丘增处。在对治乱原因和救世之道的探求中,体现出把道家理论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倾向。提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道”于体言“虚”,于用言“化”。“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道化》)。有形的万物始源于虚又还原于虚,杳无的虚既是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的归宿。认为“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鸱鸢》),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以人民衣食温饱的满足为前提;对统治者夺民之食表示极大愤慨,认为这是天下重大的“不平”、“不义”(《七夺》),“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太和》)。人民备受剥削压迫,走投无路时必然奋起反抗,统治者是祸由自取。提出“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奢僭》),向往君主与百姓共同劳动,完全平等的“太和之化”(《蝼蚁》)的理想社会。其思想具有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意识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但有平均主义观念的局限。收入《道藏》、《宝颜堂秘籍》等。

资治通鉴考异[四库本]

资治通鉴考异[四库本]

北宋司马光撰,司马光等人所撰成的《资治通鉴》,共294卷,共参考正史之外各种杂史著作322种,历经19年最后完成,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比较各种史料,辨明选定的理由,同时撰写了《考异》一书,作为副产品,共30卷,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与《资治通鉴》同奏于朝。《资治通鉴》的编撰,常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洪迈《容斋随笔》曾指出,其书所用材料,包括《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候家传》、《两朝献替记》、《金銮密记》、《彭门记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等等。所列不过偶举数端,实际数目远不止此。这些稗官野史,往往多记传闻异事,喜造虚言,司马光对比,即多写成考异。考异一方面是对史料的真伪加以辨驳,一方面又以存异的形式保存了有争议的史料,可供读者重新加以研究。《资治通鉴》所参考过的二三百种书籍,大半以上原书已经散失,赖《考异》得以保存,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往史书的注释,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详善,能详引诸书错落之文,而折衷之以归一是。但由作者在书中自陈材料去取之由的,却无先例。《资治通鉴考异》开创了这一方法,其态度严谨客观,故多为后人所取法,被称为“考异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都承袭这一体例,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该书与《资治通鉴目录》30卷一起,原与《资治通鉴》并行。自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始散入于正文之下,随文而见,目前通行的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标点本即此。单行本仍有刊行,但较为少见,有《四库全书》据明初刻本刊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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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说自圣至凡之生死有十二品之不同,以劝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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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四卷,宋惟净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