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好的语言和扭曲的思维
我们使用语言是为了相互交际，为了表示我们对情景的反应，为了触发别人的应答，也为了思考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语言描写成使用语言的人要借以传达某一内容的一种手段。这种广义的“语言”包括用来传达感情和思想的任何手段，从极其简单的一端如手势语到极其复杂的一端如数理语言。我们要讨论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工具的好坏决定于它能否达到为设计这种工具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一种无效的工具是坏工具；一种有效的工具是好工具。工具是让人用的。例如木匠的工具，严格说，只有在有人用它的时候才是一种工具。我这个人使不好钉锤。我可以说，“这是很好的钉锤，可是我使不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做“这把钉锤”的东西是为了敲钉子设计的，设计得很好，可是使用的人用它敲钉子不很成功。使用语言和使用工具有某种类似。不好的语言指的是没有能达到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好语言是达到了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只有在有一个有一定目的的人在一定场合使用它的时候，一个字眼才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使用语言使用得好还是不好，要看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用它的。
我们用一个字眼（或者一连串字眼），无论是说出来还是写出来，最明显的目的是表示某种物体，或者某种关系，或者某种性质。我们就说这是这个字眼的“意义”。比如说，你和我站在斯里哥海湾边上，忽然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从头顶上飞过。我对你说，“那是一只天鹅。”我用这句话对你表明我们刚才看见的东西是名为天鹅的这一种鸟的一员。我这里用的“天鹅”，它的意义是平常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意义是与人事无关的，或者用更方便的说法，是“客观”的。因为任何科学探讨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要求所用的字眼是不涉及人事的、客观的，我们不妨管这种用法叫科学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使用字眼是有意要在听话的人那里引起感情态度；我们要他们对我们说的话作出某种反应。这样使用的语言可以叫做感情的语言。这样使用的字眼可以说是带感情色彩的。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异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地谈谈。
你可以注意，把“叛军”二字放在引号里边就含有反政府军是从事非叛乱的斗争的一个合法的政党的意思。另外一家保守党刊物《观察家》，如果我没有记错了的话，起初就管佛朗哥一边叫“反共军”而称政府军一边为“共军”。这些名称含有那种感情意味，那也许是《观察家》的政论的读者所欢迎的；它们还有对于双方的政治性质给予读者以倾向性的作用。按照一个报刊的政治色彩的不同，我们发现有时候是这一边被称为“国民军”，有时候是那一边被称为“国民军”。最近《泰晤士报》称佛朗哥的军队为“国民军”。
西班牙内战真是提供机会产生了大量的制造问题的字眼。什么样的字眼叫做制造问题的字眼呢？如果它的意义意味着还在讨论中的某一点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字眼就是制造问题的字眼。使用这样的字眼就是使用不好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隐含着一个并未经过证明的结论。以后我们谈到循环论证的错误的时候还要遇到这些制造问题的字眼（见第十二章）。现在只要指出这一点：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作了结论。
在1931年普选前夕的兴奋几乎达到恐慌的程度，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不好的语言，甚至超过了一般竞选演说中所常见的。我从我手头所有的报道中随便挑出三个例子。(4)
格雷勋爵要求保守党人“公平竞争”，他说：
“那些反对赫伯特·塞缪尔的人是在做一件不爱国的事。如果由于他们坚持关税改革，反对自由党候选人，因而（很可能是这样）选举的结果不明朗，甚至让工党的浪费政策得胜，那么他们的行为无异于当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时候，他们仅仅由于党派斗争，在国家的背脊上捅上一刀。”（《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3日）
鲍尔温先生在利物浦演说时说：
“民主政治政治家的最高考验是在危机面前有无勇气。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些同胞的勇气没了，使得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逃跑了，把我们扔在前所未有的位置上。他们害怕了。［欢呼］他们忘了他们是英国人，只记得他们是社会主义者。那几个星期的罪过将永远记在我们的政治史上。”［欢呼］（《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0日）
罗伯特·霍恩爵士于同年10月29日在Criterion饭店发表演说，《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如下：
“人民已经投了票，他们为保卫国家的尊严感到骄傲。他们为在上届政府里任职的那些胆小鬼加在他们身上的耻辱而感到愤怒。可是反对党犯了个大错误，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用肮脏的许愿来诱惑工商界人士的灵魂，仿佛他们是雇佣军似的。”
这些演说之后已经过了七年，我的乐观足够使我相信，你们在这些引文中间发现许多不好的语言的例子。我说这种语言不好，意思是这些政界人物不是有意糊弄他们的听众；他们自己也被他们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坏习惯引入歧途——有时候骂，有时候夸，有时候诉之于英国人讲究的费厄泼来。
下一个例子不像刚才那些个明显。这个引文的出处跟上面第二个例子相同，也是鲍尔温的演说。这一部分的报道是这样的：
“在关税问题上的确不免有些为难。自由党人对这个问题怀有自由贸易的倾向，但是愿意不带成见来研究和决定是否可以在关税之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保守党将不带成见开始研究，只是赞成关税改革。他们愿意不带成见开始研究各种方案，整个内阁将怀抱十分诚意坐下来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请你们注意，鲍尔温说到自由党时，说它怀有自由贸易的倾向，而说到保守党时，却说它赞成关税改革。“倾向”（bias）这个词有一种带感情的意味，意味着已经胸有成算，那是跟“不带成见”不一致的。而“赞成”这个词没有这个意味，我想。可是请看《飞机报》的主编的下面一段话：
“外交部的软弱无能的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事件。一起头我就主张：我们的正当的政策是严格中立，两方都供应，而对国民军予以自然的倾向。”
主编格雷先生好像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有点滑稽；也许“倾向”这个词是中性的，我前面说它有感情色彩是说错了；也许它被人们用于各种意义，弄得什么意义也没有了。正像阿丽思说的：“全都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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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对布尔什维克的蔑称。——译者
(2) 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是英国法西斯党首领。《新政治家与国民周报》是中间偏左的刊物，“这个英国”专栏专门选登落后言论和行事的报道。——译者
(3) 《什么样的字眼！》，第229页。
(4) 1931年8月，英国的工党内阁因为对付不了世界经济衰退引起的问题而辞职，工党与保守党、自由党组成联合内阁。十月里举行普选；议席有变动，但仍由以工党为首的联合内阁执政。这里引了三个人的演说，格雷是自由党人，鲍尔温是保守党人（工党内阁以前的保守党内阁首相，在联合内阁内掌权），他们的演说在选举投票之前；霍恩是工党，他的演说在选举投票之后，选举中仍然是工党得票较多。——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