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后记：民主和思想的自由
1937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题为《纸上的民主》。它是这样开头的：
“明天苏联举行全民投票，现在引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是恰当的，虽然可能有点刻薄。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每隔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决定：议会里压迫阶级的哪几个议员是不正确地代表了他们。’当然，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星期天的巨型哑剧。苏联的选民们完全不允许决定任何东西。甚至我们不能称他们是在参加选举，因为选举这个词——俄文的意义比英文更加明确——就是选择。”
第二天的《观察者周刊》对苏联的公民投票日作了同样的评述。据我所知——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认为这些苛刻的评述是恰如其分的。这些辛辣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来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选举。比较地讲，我们国家的选举是自由的。我们为能够称我们自己是个民主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可以说我们拥有选举自由，除了法律禁止的诽谤、煽动、辱骂以外，我们还拥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毫无疑问这些自由是受到某些限制的，或许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并且如果经济没有保障，人们就不可能被看作是经济上是自由的。但即使有了这些条件，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是否便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仍然是有待商榷的。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想给民主的实质下定义。只要大家承认反对过多的政治限制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喜欢无拘无束。总之，我们珍视公民的自由。
有些人认为理智和热情是水火不容的。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不管怎样，“热情”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意义的词，而且使用的时候，意思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如果“热情”的意思是“非理智的热切的渴望”，那么毫无疑问，热情和理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即使“热情”的意思是“强烈的渴望”，我看不出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可以满怀热情地支持某个目标，我们对这个目标是冷静地思考过的，即不带成见地充分考虑有关的证据。我不是想反驳对某个目标满怀热情的追求经常会导致对其他人的自由的野蛮干涉，其实看一看这个词的词源，这个问题也没有道理可以反驳了。我还是想说，并且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养成提出疑问的习惯。我们的热情需要不断调整，就像对待我们其他的思维习惯一样，对它们也要不时地进行仔细检查。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是一个不自由的心灵。因此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经常对我们未加思考便接受的信念提出质疑，而且我们因此要为我们热烈坚持的信念找到合理的证据。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证据，那么我们的信念便是有据可依的，我们热烈的程度可以依然如故。我想诸如此类的讨论在这本书中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我既能够正视自己的成见，也能够考虑由于你的成见所导致的歪曲的结果，还收集了有关的证据，以及根据逻辑原理衡量了证据。我达到这些目的的程度是我思想自由的尺度。思想自由是难能可贵的。
————————————————————
(1) 这些引文我是从伦纳德·伍尔夫的《洪水之后》（After the Deluge）的第三章摘来的。
(2)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指出过这些词所造成的模棱两可，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误解。请看《实践中的逻辑》(Logic in Practice)，第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