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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历管窥
《古历管窥》由晚清学者刘师培所著,收录于《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凭借深厚学术功底,在钱大昕等前辈研究基础上,对古代天文历法开展了深入的古今对比研究。 古代天文历法体系庞大复杂,与古人生活、社会秩序及文化传承紧密相关。刘师培通过研读各朝代历法著作、天文星象记录等古籍文献,梳理古代历法发展脉络。书中详细探讨了古代历法的制定依据与原理。古人长期观测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和运动轨迹,以此确定一年长度、月份设置及二十四节气划分。刘师培对比不同朝代历法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分析演变原因,展现其不断完善的过程,阐述节气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以及算法改进对农事指导准确性的提升。 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古历管窥》解读古代天文学家的认识。书中有对月亮盈亏周期的精确计算及在不同历法中的表示,还有古人对行星运动轨迹的观测记录。古人总结出五星运行规律,并应用于历法制定与星象占卜。刘师培结合古今知识,点明古代认识的局限与先进之处,帮助读者明晰古代天文历法在天体运行认知上的发展。 此外,刘师培在研究中融入西方先进天文历法知识与方法,将中国传统理论与西方科学体系相互参照,为古代天文历法研究开拓新视角。《古历管窥》为后世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提供了珍贵资料与深刻见解,是古代科技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孙氏医案
五卷。明孙泰来、孙明来 (生卒年不详)编。孙氏二人为兄弟,休宁 (今属安徽)人,明代名医孙一奎之子。此书又名《孙文垣医案》、《生生子医案》、《赤水玄珠医案》,孙一奎撰,其门人余煌、其子泰来、明来同编,成书于万历元年 (1573)。此书按行医经治地区分为三吴、新都、宜兴三类,所治病证列有子目。其中三吴治验二卷,一百五十一则;新都治验二卷,二百则;宜兴治验一卷,四十则。共计三百九十一则验案。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及妇、儿、五官等科证治。约九万九千余言。不分证而分地,以治之先后为次,于脉因证治叙述详细,尤以辨证为精,多所发明,颇有见地。在用药上师古而不拘泥,既吸取前人学术经验,又申明个人学术见解。在发明中,多以问答形式阐述医理,持论有据,辨证灵活,案中按语较叙案更为详备。此书可供医家临证参考。有《中国医学大成》本,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
神针
短篇小说集,收录向恺然所著短篇小说五篇:《何包子》、《秦鹤歧》、《神针》、《梁懒禅》、《杨登云》。合肥何包子,是六十年前驰名南北的捕头,于今已死去四五十年了。而合肥人不谈到侦探与武侠的事情上面去便罢,谈必拉扯出何包子的轶事来,做谈论的资料;不过各人所知道的有详有略,与传闻异词罢了。即此可见何包子的事迹,印入一般人脑筋至为深切。在下屡次听得合肥朋友谈起,情节都大同小异。因其有可记述的价值与必要,所以尽屡次所听得的,破工夫为之记述出来,或有情节为朋友谈论所不及的,就只得付之缺如了。
乐府余论
一卷。清宋翔凤撰。翔凤字于庭,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州。其精心于经学,著有《大学古义说》等。此书为论词之作,只有十六则,颇有独得之处。主要为辨正性的文字,如辨古石刻 〔洞仙歌〕 为南宋人伪托,辨秦观〔踏莎行〕“斜阳暮”三字不重出等等。宋翔凤谈词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探讨,他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作词的人应该既讲文理,又讲节奏,二者兼顾。他对“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的作法表示不满。其论慢词始于柳永一则,能联系宋仁宗时期的太平繁庶景象,认为当时的歌台舞榭,竞唱“新声”,柳永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谱词造曲,为了方便妓人传唱,又以俚语俗言编入词中。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作,慢词遂盛行于世。此外,论词的令、引、近、慢与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别等见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翔凤受浙派诗人影响,论词以南宋为主,尊姜夔为诗家之杜少陵,认为姜词“继往开来,文中关键。”但是,他更偏重南宋词人感怀国事,系情旧京的作品,他肯定姜夔是如此,肯定张孝祥、辛弃疾也是如此。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浙派偏重形式姣巧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创作倾向。宋翔凤尊尚屯田,最为有识。慢词虽不尽始于宋仁宗之时,然女郎歌咏,会社流行,实为屯田之功。谓《草堂诗余》以征歌而设,真能知草堂者。惟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实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顾从敬所刻 《类编草堂诗余》。翔凤竟谓《草堂》所固有,则为千虑之一失。有《云自在盦丛书》本。
耶律文正公年谱
近人王国维撰。一卷。耶律楚材年谱。耶律楚材事迹仅载于《元史》本传,颇简略。1925年王氏从事蒙古史研究,始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以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曾有交往,故并草此年谱以求会通。是书以《湛然居士集》为主,采以本传、神道碑、《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州集》、《元遗山集》诸书。又有杂记数则,编为《余记》,附于年谱后。为研究蒙元史参考资料。
汉奸叛国丑史
世界上的“正义”和“丑恶”,永久是站在两个极端的。
中华民国自从揭开==战争的幕幔,一方面是军民一体的抗战,另一方面却是恐曰份子的叛逆,一方面是“正义”的呐喊,另一方面则是“丑恶”的暴露。由于某些毫无节气的惊伙们之附敌,八年来造成了民族抗战史上污秽的一页,中国正和欧洲的法国、波兰、挪威等同样,在整个战斗时期出现了不少与贝当、赖伐尔、葵士林们并称伯仲的人物,认敌作父,祸国殃民,做了民族千古的大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