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多克太太
作者：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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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愁室丛话
万事必先研究而后有预备之方，必先经验而后知受病之源。余虽不称经验之人，然将我生平所得和盘托出，以供读者之前，知社会之万恶、人心之险诈，并知余生之不辰。余吴人也，早失怙恃，又鲜兄弟及姊妹，徧尝人世间之悽凉苦况矣。当在深闺寂寞之时，辄将经过及感想之事援笔记之，名之曰埋愁室丛话。余本不欲以壮志而託閒讴，奈承诸同志谆谆以出版为嘱，并曰：一鸟鸣空，或可唤醒羣生，稍补于社会。余则不敢自命为有心人，愿世人有则改之无则勉之，幸勿忠言逆耳。须知良药苦口，斯则著者之深愿也。
兵荒
因为生活问题，近一星期来V不能不加紧他的翻译工作，再次失业的V的一家生活唯有指望此项工作的报酬费了。
此项工作是一位同学介绍给他的，因为是属自己的专门学科，并且其中材料多半是从前引用过来教授学生的，所以翻译时倒不觉十分困难。
藏斋诗话
“赵元礼好为诗，以余力为随笔。近复摘随笔中之谈诗者以为诗话”。《藏斋诗话》主要内容是谈诗论诗。一是，结合具体诗作，对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等唐宋诗词大家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进行点评，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如他认为，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诗具有“磊落刚健”的特点；杜甫的“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一诗体现了诗人的“抱负”；韩愈“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一诗表达了作者的“倔强”气；苏东坡“相逢握手一大笑，白发苍颜略相似”一诗“坦白阔大”。正因为这些大家具有不同风格，并且这些诗作均记录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故赵元礼认为，“熟读此等诗可以变化气质”。二是，记录了城南诗社的一些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赵元礼晚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天津，且在1921年与严修、金息侯、王仁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城南诗社”，因此，《藏斋诗话》记载很多这方面的情况，这也是该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壬癸之际胎观
又名《壬癸之际心书》。中国清代哲学著作。龚自珍著。同治年间收入吴煦刊刻的《定庵文集》。主要版本有1935年世界书局汇编的《龚定庵全集》本、1959年中华书局的《龚自珍全集》本等。龚自珍(1792—1841),中国清代文学家、哲学家。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自幼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及汉学,后曾中举人和进士,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从师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是清朝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积极提倡通经致用,注入今文经学以变法改制的新内容。主要著作有《定庵文集》等,现编为《龚自珍全集》。本书共9篇,各取干支纪年第一字以名篇,本书在哲学上主张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通过传语于人而表达自己的意志,“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认为统治者施政有道,天就传语于人;反之,天人就不能感通。在认识论上,认为天、地、人等名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各以其人之声”的主观加给客观事物的,从而颠倒了名实关系;本书还否认事物的突变,认为万物的发展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循环运动;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主张社会改革,提出众人自造一切的观点,认为天地、日月、山川、伦理纲纪等皆为“我”所造,肯定了众人的作用,但又夸大了人的自我主宰作用而陷入佛教唯心主义。本书反映了作者是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对后代谋求改革的思想家有较大影响,但也表现了他对改革寄希望于主观心力的软弱性。
发墨守
一卷。汉郑玄撰。何休着《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针对何氏之书着《发墨守》，攻击何氏之学。今书只存四条，是宋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的，与《箴膏肓》、《起废疾》合编为一书，《四库全书》仍之。清儒刘逢禄主《公羊》学，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发墨守评》，谓今本郑氏《发墨守》可指说者惟一条，然多牵《左氏》，讥郑氏于董仲舒、胡母生之书研之未深。
人生哲学与佛学
龟山王恩洋居士著，动物恃本能而生活。蚕之作茧，蜂之酿蜜，蜘蛛之结网，皆生而能之，不待学也；人则不然，自营巢筑室至农工商贾，莫不由学。学愈进，则其生活亦安定而丰富。故人生必须学也。学之种类大别有二：一者自然之模仿，二者有意之学习。如儿童之说其本国本乡之语言，乃至一切风俗习惯之茹染皆是也。有意之学习复有二种：一曰技艺之学习，二曰科学之学习与制造。则自朴野而文明，人类生活以之而蒸蒸向上以造乎其极。科学之用宏伟莫与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