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战时内阁及其额外的阁员，会同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若干秘书，于9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后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我想不起任何时期有过这样热的天气——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驼毛上衣，里面只穿一件亚麻布衬衫。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兰时所需要的气候。波兰人在防御计划中指望依靠的几条大河，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涉水而过，而且地面坚硬结实，坦克和各种车辆都可以往来。每天早晨，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都站在地图面前，提出长篇的报告和评价，不久，我们心中都明白波兰的抵抗必将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军部方面的情况向内阁提出报告，内容通常是关于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清单。拥有四个师兵力的英国远征军开始向法国移动，空军部因为不准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而感到遗憾。在其他方面，所处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国内防务的，当然，在外交方面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态度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应采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骤，是设立地面部队委员会，由当时的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任主席，其任务是，就我们应该建立的军队的规模和组织，向战时内阁提供意见。我是这个小型机构的委员，这个机构在内政部开会。仅仅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听取了将领们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致同意应该立即开始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同时并应立即设立各种军火制造厂，各种工厂，以及为支持军队作战所必需的各种军需供应。当时希望到第十八个月时，上述计划的三分之二，即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已经派往法国，或者至少亦要能够适于作战。在这方面，塞缪尔·霍尔爵士很有眼光，并积极进行一切活动，我始终支持着他。另一方面，空军部担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及其供应，会过多地占用我们的技术工人和人力，以致影响他们执行为在两三年内建立一支强大无比的、占绝对优势的空军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论证的影响，对于要同意建立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种种条件，感到踌躇不决。战时内阁为了这个问题，意见发生分歧，直到一个多星期以后，才作出决定，同意采纳地面部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是同意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既然是战时内阁的一员，就必须采取全局观点，因此始终把我自己主管部门的需要放在服从主要计划的位置。我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场的广泛基础，并且也渴望能将我在以前曾经身历其境的这个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励下，我在各种问题发生时，先后写了不少信给他。我不愿在内阁会议中和他发生争执，而一直宁愿以书面提出意见。差不多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能一致，虽然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颇具戒心，但我很高兴地说，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过去，他对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传记作者，曾对这一点加以证明。此外，我也写信给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以及在部务或其他事务方面与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战时内阁很少单独开会，往往总有秘书或军事专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碍。战时内阁是一个认真而有效的机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紧密地团结一致，彼此间自由讨论，不拘形式，也不作记录。这方面的好处确实很大。这类会议，对于正式会议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会议上，一切事务得到处理，决议予以记录，作为行动的准绳。这两种程序，在处理极其困难的事务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需大臣时，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对于它们的下落，极为关切。这类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制成，但不论为了防守或进攻，一支军队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则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在1915年和陆军部发生的争执，而且也记得，由于要建立一个能占优势的极重炮队的问题而引起的种种政治骚动，以及嗣后发生的事件如何证明了他的见解的正确。陆地战争的性质，在八个月以后，即在1940年间终于显示出来时，事实证明是和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争截然不同的。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大炮在本土防务方面，却满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这时，想起了这个埋藏着的宝库。如果我们把它忘却了，那真是太蠢了。
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务，我写信给首相：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几点意见，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发动轰炸，但法国军队作战的临近战区不在此限，因为我们对于法国军队的作战区当然要给予援助。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们进行战争时，应该使它符合比较人道的战争观念；在加强严酷的和激烈的战争手段方面，尽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难于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先德国而实行，必须等它做了以后，我们再做。时间每过一天，就会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隐蔽所，再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拥有的比较安全的避难所，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2）你应该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小型远征军现况的批评，说他们缺少坦克，缺少有训练的堑壕炮支队，尤其是重炮队。如果证明我们真是缺乏重炮队，那么，这种批评确是公正的……在1919年战争停止后，我任陆军大臣时，我曾下令将大量的重炮贮存起来，涂上油并妥为保管；我也记得在1918年，曾应总司令部的请求，为了支援军队在1919年进入德国，建造了两尊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这两尊炮并未用过，但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良的武器。它们不是轻易可以失掉的东西……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应看一看我们家里还有些什么；第二，应立即加以修理，并制造新式炮弹。
就这种笨重的武器来说，我在海军部也许能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笨重的东西，当然是最能胜任愉快的……。
（3）你也许愿意知道我改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建议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许四艘新战列舰外，所有的造舰工作全部停止，现在对于在1942年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只应暂时放弃。这个决定，应在六个月后重行加以考虑。由于这种变更，我才有余力来帮助陆军。另一方面，我应该竭力促进关于建造较小的反潜艇舰队的工作。这一类的舰只，数量极其重要。有许多舰艇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们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潜艇的袭击，那么，这些数量可是绝对不够用的……。
（4）关于军队的供给以及它和空军的关系，请原谅我将我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而非老师传授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你参考。军需大臣现在根据五十五个师的基础来制定计划，这个计划不会使空军部或海军部蒙受不利，因为（1）关于确定地基和建筑工厂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不需要技术工人去干好多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敷设阴沟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筑工人即可；
（2）即便你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个月以内成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你可以将时间变更为三十六个月或甚至更长，而不会改变原有的规模。另一方面，军需大臣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制定庞大的计划，那么，到了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时，必将发生令人烦恼的耽搁。最好是让他制定大规模的计划，同时用变更时间因素的方法，来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一个工厂造好了，在不需要时，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厂并不存在，那么，到了需要你作进一步的努力时，便将束手无策了。只有在这些大工厂开工以后，你才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现在（中午）为止，没有接到关于船舶被潜艇击沉的新报告，换言之，我们在最近三十六小时内并无损失。
也许潜艇都去度周末了！但我却把时间消磨在准备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也写信给伯金博士：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陆军部时，我曾发过详细的指示，要求将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贮存起来。现在似乎这些重炮已经被发现了。据我看来，你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这些物资，尽量优先加以修理，并制造重炮弹。在重炮弹方面，海军部或许能够帮忙。如需要帮助时，请直接提出。
他给我的复信，使我非常满意：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从1938年9月的危机以来，陆军部一直关心你来信中所提到的超级重炮，并准备加以利用。九点二吋口径大炮和十二吋口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实际上在1月份即已开始修理。
这些重炮在1919年贮存时，工作作得很仔细，结果证明，它们在大体上情况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经损坏，必须更换新的，这种工作在本年度内已在继续进行。在本月中，我们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毕，我对于这项工作，当然给予最高的优先处理……
我对于你的来信非常感激。当你知道根据你的建议，已有许多工作完成，你一定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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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个人都说应该有一个海运部。今天我们和船主们举行会议时，船舶商会会长竭力向我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贸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联名提出申请，这样，当然就会削减他自己的任务。我可以断定议会中也会有这种强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极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运按照内阁的战时政策和局势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节约。
（2）规定并组织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在1940年夏季，也许将发生潜艇的袭击，我们预计会损失大量的吨位，因此，大规模造船计划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当然应该包括关于建造混凝土船只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钢铁期间，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需求量。
（3）照顾、慰问和鼓励商船船员。他们在被鱼雷袭击而获救以后，仍须不断地出海工作。在这种战争中，这些商船船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贸易大臣已告诉过你，如果要将他主管的部中有关机构分离出来另建立海运部，那就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允许有这种过渡时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选决定和公布以后，他亦必须罗致必要的僚属，并逐渐接管贸易部的有关机构。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应该在受到议会或航运界方面的压力，和听到人们振振有词地反对现行的制度以前，就先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立海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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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这个部成立了，并在10月13日予以公布。张伯伦先生选定吉尔摩爵士为首任部长。一般的批评认为，这个选择很不恰当。吉尔摩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苏格兰人，并且是一个著名的议员。他在鲍尔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过阁员。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职没有几个月便去世了，后来由罗纳德·克罗斯先生继任。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来。我想把我现在对于主要形势的看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德国人绝不会企图在西线发动一个攻势……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计划，显然是继续向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进，以至黑海为止，他也许已和俄国取得某种谅解，从而俄国可以取得波兰的一部分并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这冬季的几个月中，希特勒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和东邻结好，取得可靠的给养，从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获胜的奇观，并深信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封锁。所以，我认为在他还没有把东线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会在西线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张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切，以资自卫。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比利时能会同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采取必要的警戒。同时，在比利时后面的法国边境上，应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日夜修建防御工事。在这个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尤其应注意防御坦克的障碍物，例如：
竖立铁轨，挖掘深壕，树立混凝土桩，有的地方并应埋设地雷和准备可以立即淹没敌人的洪水等等。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三四个德国装甲师，可以发挥极大的进攻力量，对于这类攻势，必须要有障碍物，加上沉着应战的部队和强大的炮队防卫，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没有障碍物，对于装甲车辆的进攻，必将无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战时制造的大炮贮存了起来。它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极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一百四十五门九吋口径的、大量的八吋口径的、将近二百门六吋口径的榴弹炮，还有数量极大的军火；事实上，这些重炮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小小的远征军，而且可供一支庞大的军队之用。这些重炮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地运往前线，这样，不管我们的军队还缺少什么，至少在重炮方面不会有什么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过，亦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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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我写信给财政大臣：
我经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财政部时，亦曾饱尝辛酸。我预期今后的预算，将以广大的富有阶级作为基础，具有严峻的性质。但我认为你应该同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反浪费运动，与之配合。鉴于我们现在支出庞大而所得效果极小，我认为“·金·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变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们为了避免浪费，曾实行过许多不愉快的限制，但这些限制终究对于战争的胜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你应该竭力告诉人民，有哪些事，他们应该避免去做。这并不是禁止支出的办法。·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前，一切都应该节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试以文具为例——这在各个部门都应该立即限制。用过的信封应重新粘过，可以重复使用。虽然这似乎是小事，是却能使每个官员——而我们现在有着几百万官员——都想到节约一事。
1918年，我们曾反复叮咛在前线的人们，实行积极的“节约运动”，人民也开始以实行节约为荣，并视为战时努力的部分内容。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向实际尚未作战的各地区内的英国远征军，灌输这些思想呢？
我正在设法删掉海军部一些庞大的海军改革计划，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实行的计划，一律删除。请你注意，不要让这些负责防御的人们和其他本位主义者把我们的能力消耗在长期的发展计划上，因为这种计划必须等到决定我们命运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才能够成熟。
我发现各个部门在经济上受到了极严厉的控制以后，仍充满了松弛浪费的现象。为你设想，最好带着你的僚属，用·批·评·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浪费现象，而不应采用拖延的方式。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候，不要妨碍各部门的行动；把责任交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能节约，必须立即对他们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问题写信给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视财力的节省，正如我重视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一样，因为节省财力确实是战时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你可以信赖我的支持，同时，我是一个花钱部门的首脑，你如有需要审查的地方，我一定会服从听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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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战争中，只要皇家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它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要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庞大目标。私掠船、实行海上袭击的巡洋舰，尤其是潜艇，使用各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于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经常被迫以防御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由于这个事实，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被迫实行，或退而采取防御性的海军战略和思想习惯。现代的种种发展，更加强了这种倾向。在两次大战中，在我主管海军部的时期内，我经常设法寻找各种反攻的方式，以杜绝迷恋于一味防御的思想。只要使敌人无法猜测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就可以大大便利于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先是希望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后来希望通过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岛屿，重新获得主动，并迫使海军软弱的敌国，专心研究它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过问我们的问题。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军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处理、危险加以防止以后，我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护航和封锁”政策。我竭力寻求以海军进攻德国的方法。
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月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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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①
①见附录（7）。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30％的富裕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许。这又是一个僵局。不过，这类的工作如果继续进行，我们也许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计划规定采取行动。但在战争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发展。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时间，镇定沉着地进行安排，则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时遇难）
和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海军上将都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议以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进攻的舰队之内，这些船只后来在其他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 ※ ※
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现有的新舰建造计划和在战争发生时实行的战时扩充计划。
在任何时候，海军部至少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在同时进行。在1936和1937年间，有五艘战列舰已经着手建造，预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间，议会又核准建造四艘战列舰，但从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还有十九艘巡洋舰正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条约的限制，皇家海军在设计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名誉受到了歪曲和束缚。我们所有的巡洋舰，都是为了要遵照这些条约限制和“君子协定”而取得的结果。在和平时期，舰只便按照这种标准在困难的政治局面下年复一年地建造，用以维持海军的力量。在战时，一切舰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确的战术目标作为标准。我极希望建造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的巡洋舰，装有九点二吋口径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吋口径的炮弹的坚固装甲板，而且它必须有很远的续航能力，和超过任何现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的速度。在这以前，条约的限制阻止了我们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受它们的拘束，但战时许多事务迫切地需要优先处理，因而使这种长期计划同样无法实行。
驱逐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舰只，也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环节。1938年的造舰计划中完全没有驱逐舰，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当时在造船坞中，这种不可缺少的舰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货的只有九艘。因为要使每个新建的驱逐舰队能比上次建造的舰队更好，这种难以抗拒的倾向，便将建造的时间由二年延长到将近三年。海军方面当然希望有能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的舰只，并要使舰身大小，足以容纳在炮击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现代化设备。显而易见，按照这种言之成理的论点而建造的舰只，很快就会变成小型巡洋舰，而不再是驱逐舰了。这些没有装甲的舰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过了二千吨，并载有二百名海军在海上行驶，它们本身便轻易地成了任何正规的巡洋舰的牺牲品了。驱逐舰原是防御潜艇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舰身的增大，它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已逾越了猎人的界线而成为被猪者了。我们需要的驱逐舰愈多愈好，但它们不断地改进和扩大，使造船厂所能容纳的数量，大受限制，并且大大延迟了完成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往往超过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们国内港口进出的远洋轮船达几百艘，沿海商船达几千艘之多。为了实行护航制度，为了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保卫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为了供应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基地，为了保护扫雷艇来履行它们连续不断的任务，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数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极重要的两个条件。
我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造舰计划，使它配合当时的需要，并尽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长期的造舰计划应该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这样就可以将劳动力和原料集中于我们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够建成的舰只；第二，必须设计出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只要它们能够在临近我们岛国的海面活动，以便使我们较大的驱逐舰能抽出来，派到较远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问题，我连续写了几个节略给我的海军部同僚：①
①参阅附录（8）
·鉴·于·潜·艇·的·威·胁·在·接·近1940·年·底·时·一·定·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建造的驱逐舰，必须注意数量和建造速度，而不应着重其大小和威力。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在一年以内能够完成的驱逐舰，按照这种情况，至少有五十艘应该立即开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在远洋服役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获得了我所计划的五十艘中型紧急式驱逐舰，则可以使所有较大的舰只移往海洋活动或作战。
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往往发生的冲突，在战时变得尤其剧烈。我规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舰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舰计划相竞争的应该停止。此外我们必须以能够在十二个月以内或者可能的话，在八个月以内建成的新型舰艇，来增加我们反潜艇舰队的数量。对于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恢复了驱潜快艇的旧称。在战事爆发以前不久，这类舰只已经定造了五十八艘，但还没有一艘开始建造。后来一种经过改进的类似舰只，在1940年定造的，则称为快速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型式的小舰艇，尤其是拖网船，必须在最短期间内迅速改装，增加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配备；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亦必须大量制造，以便担任沿海一带的任务。发出的定单，达到了我们造舰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内。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耽搁，使造船厂的交货，同我们的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①
①参阅附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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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见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占了优势。设计完成了，定单也发出了。但是，人们陆续提出各种理由，不主张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据的。据说如果德国的袖珍战列舰或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冲破了封锁线，我们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号级的舰只来护航。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对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将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碍作用，而关于把我们的劳动力与装甲优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分舰队，其舰只甲板上装着极厚的铁甲，速度不超过十五浬，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舰只所不及的抵御空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但我这个希望始终未能实现，使我深以为憾。到了1941和1942年，当时马尔他岛的保卫和援救变得非常迫切时，当我们极需轰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时，其他人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舰只，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始终是一种浪费和隐忧。它们不像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号一级那样，经过了重新改装；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让它们参加作战时，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以及庞德海军上将和国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它们和敌人间的距离，能够相隔几千哩，而且愈远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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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任海军大臣和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以后，最初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为了这个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亲信。我们相处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们对于整个战局的见解和估计。我现在把他安置在海军部内，和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这些专家都是专注意现实而不管其他的人。这一批能干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导下，利用一切官方情报，能够不断地向我提供图表和图解，并就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战局加以解说。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分析各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一切文件，并且对于我自己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亦都加以研究。
这时，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统计机构。每个部门根据它自己的数字和论据而提出它的见解。空军部这样统计，而陆军部又那样统计。供应部和贸易部虽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当某些问题在内阁发生分歧时，有时引起了误解并浪费了时间。然而，我从开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稳定的情报来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个连系着。虽然最初，这只包括整个情报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大大地帮助我对于向我们不断涌来的无数事实和数字，形成一个正确和综合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