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故事
作者：三岛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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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神父探案集
《布朗神父探案集》从《花园血案》到《三重谋杀》，共计32篇。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布朗神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探案完全无缘。其实，他富于洞察和逻辑推理能力，对罪犯心理和手段无所不通，加上口中常说出辛辣的警句，因而与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和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侦探。
白云集
四卷。元许谦(1270—1337)撰。一名《许白云先生文集》。许谦字益之，金华(今浙江)人。少孤，颖悟异常，稍长即力致于学，受业于金履祥。公卿累荐，不仕。暮年讲学从者千余人。晚年自号白云山人，世称白云先生。著有《白云集》、《四说丛说》等。此集全称为《许白云先生文集》或《白云许先生文集》。凡四卷。乃明正统十二年(1447)金台李伸于其祖妣王氏家得许谦诗文残稿，编次而成。卷一为赋、序、记、行状，卷二为启、文、书，卷三为论、说、讲义、题跋等，卷四为诗、词。明成化二年(1466)，由江浦张瑄初刻于广东，前有金华陈相序，有《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另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陈纲重刻本，其跋称“脱去数页，竟不可得”，并“更其名曰《白云存稿》。”今观其集，许谦虽讲朱子之学，不甚留意于词藻。但其诗颇清丽，五古尤谐雅音，非“击壤派”可比。文也无宋人语录之气。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集》本、明正德本等行世。
谰言长语
明代笔记。1卷。曹安撰。曹安字以宁，号蓼庄，松江(今属上海)人。正统九年(1444)举人，官安丘县教谕。该笔记前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曹安自序，说明写作缘起及其书内容：“予少游乡塾，见先生长者嘉言善行，即笔于楮，或于载籍中间见异人异事亦录之，长而奔走四方，所见居多，凡三四帙，因去滇南，道远难将，留于松，今不知何在。滇中重录所见闻者，携来武邑，及承乏安丘，老而弥勤。人皆哂之，予独不倦，暇日一一手录以备遗忘，率皆零碎之辞，何益于事，因名曰《谰言长语》。谰言，逸言也，长语，剩语也，何益于事，徒资达人君子一笑云。”书中多据自己的见闻，发明义理，因而议论经史，议论才学，议论诗文。但水平并不太高，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论诗不中肯綮，所录诸诗，亦大抵不工，盖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之派。至于欲取皋陶赓歌、五子之歌、洪范及诗之三言五言七言体刻为一集，使人习之以复古，尤万不能行之事。”该笔记今存有《四库全书》本。
南岳小录
南岳小录，原题「道士李冲昭述」。书成于唐末。《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一卷，今本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谱录类。卷首有壬戌年（902）作者自序，谓冲昭学道衡山，寻访灵迹，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致诘师长，据所得撰成本书。按南巖衡山为道教胜地，六朝隋唐道士常入此山建观修道，本书详叙衡岳之山川名胜及历代道士修道升真之事。「上自五峰三涧，古来宫观药院，至于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皆载之于编。全书记事共三十八条，所记道士最晚者为唐末刘玄静。卒于大中五年（851）。
醋葫芦
明代白话中篇小说。四卷二十回。封面题“且笑厂评演小说”，首序署“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正文前题“西子湖伏雌教主编”;每卷评者，又屡易其名;卷一为“且笑厂芙蓉癖者”，卷二署“心月主人”，卷三署“大堤游冶”，卷四署“弄月主人、竹醉山人同评”，可谓名目繁多，变化多端，实则当为一人。因版式与《弁而钗》、《宜春香质》两书相同，其署题也有相合(如“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且笑厂芙蓉癖者”等)，故当与上两书为“一人所编，一家所刊”。此书封面有题识五行，云其创作的动机为“天下恶皆可惩，惟妬妇人之恶最不易惩”，故为“怕婆”者进此一书。故事叙宋朝年间临安处士成珪娶妻都氏性奇妬，年近六十无子而犹不得娶妾。后在朋友周智等帮助下，偷娶婢女翠苔为妾，生一子。都氏妬劲大发，惊动天府地狱，受尽酷刑，抽去妬筋，幡然悔悟。翠苔还家，夫妻和睦，其子也高中进士。此小说主人公之所以取名都氏、成珪者，据卷首作者之《说原》云： “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 “成珪者，成规也。”这说明了作者的“疗妬”思想是建筑在歧视妇女的基础上。全书又宣扬继宗祀、娶小妾这一套，故品格不高。然而，此小说的故事曲折，语言生动，特别是俗语的运用时有妙处，几个形象也颇具个性。小说中亦杂秽语，并非如孙楷第所说“舍猥亵而言因果报应，殊出意料之外也”。
诗经今注
《诗》学著作。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该书对《诗经》全部作品作了解题和注释。其指导思想是:“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旧说”,“依循它的本文,探求它的原意”,“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解题文字简洁扼要,观点明确,多用阶级分析方法理解诗歌,贵有个人新意,自成一家之言。注释文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注”,对诗句中有关字词加以解释;二是“附录”,对某些注文及解题再进一步作较为详细的说明,指出其所得结论的依据。其中亦不乏创新之处。书前还有一篇《诗经简述》,介绍“三百篇”的来历、分类、地域和时代。要之,《诗经今注》确乎以“今”见长,作者不囿旧说,在有一定依据的基础上,进行推论,敢于大胆畅谈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观点和方法也还存在可商榷甚或牵强附会之处,在学术界曾引起过一定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