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习俗
作者：松本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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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格拉苏
《皮埃尔·格拉苏》最初的构思是两个短篇：《艺术家》和《女婿》。一八三九年八月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将两篇融合在一起，篇名是《艺术家》。同年十二月，本篇在《巴别塔》文集（当时名作家的作品合集。）第二集中发表，篇名定为《皮埃尔·格拉苏》。一八四〇年苏弗兰书屋出版《比哀兰特》时，附加了《皮埃尔·格拉苏》。一八四四年九月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列为“巴黎生活场景”。本篇描写一个不入流的画家，终于以其平庸而受到宫廷和资产者的赏识，获得了勋章，成为一个富翁的女婿，有了稳定的财源和相当的社会地位。此人尽管在艺术上毫无建树，受到艺术家们的取笑，却被中产阶级视为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而且总有一天会进入法兰西学院。相反，一些刻意创新的天才画家却往往不为人所理解，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孚远县乡土志
作者佚名。 清末奉饬而纂。不分卷,列14目,约2000余字,孚远,今吉木萨尔。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置丞,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格为县。简明记述了该县的历史、地理、民族、物产等,是志行文虽简,然叙同治、光绪年间该地民团首领孔才事颇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抄本、1955年湖北省图书馆编《新疆乡土志稿二十九种》油印本、1976年新疆图书馆重印本等。
医贯
医论著作。6卷。明·赵献可撰。刊于1617年(明万历45年)。明·崇祯元年重刊本,题作《医无闾子医贯》3卷。赵氏在学术思想上推崇薛己的温补学说。此书分为:“玄元肤论”、“主客辨疑”、“绛雪丹书”、“先天要论”、“后天要论”等五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全书重点阐述发挥“命门”学说,赵氏以保养“命门之火”贯串处理养生、治病及有关疾病的一切问题,故题名“医贯”。赵氏认为“命门”是性命之门,为生命的根本。书中阐述了“命门”的生理功能,说它是人体“十二经之主”,是“真君真主”,对整个生命起着统帅作用。书中形象地把人体生物活动譬之走马灯,走马灯之能否转动与运转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中间所燃蜡烛的旺微,人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命门功能的衰旺。命门功能越协调,人就越健康;反之命门之火一灭,生命也就停止。命门主火,同时含有真水于内。他由此推断无论养身还是治病,都须加意于养火养水,对命门之火的不足或失调,其治则只可调补而不可攻泻。书中所述中风、伤寒、温病、血病等证治,均从水火二气盛衰着眼,而通以六味丸(补水)、八味丸(益火)为主要方剂。本书对水火阴阳的辨析较为细致,他所阐发的“命门相火”学说,是现代医学进一步探讨研究“命门”实质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学术见解受理学思想影响,也有一些牵强或不当之处。而赵氏以八味、六味丸通治各病,亦不符合临床现实情况。
慈尊升度宝忏
慈尊升度宝忏，不题撰人。约成书于宋元间。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本篇主要内容为朝礼三清、太乙救苦天尊、九幽拔罪、十方救苦等十五位天尊，以及救苦、大惠二真人，称扬青华宝号，持诵《救苦妙经》，为亡灵忏悔生前所犯罪咎，以祈天尊救除罪过，度亡灵往生三清乐境。
皇明诗选
明代诗选。13卷。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编。该书今存有明末刻本。集前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序。本集选诗不出七子手眼。李雯序说:“至于弘正之间,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因此,本集选诗颇有复古倾向,陈子龙在序中说:他们三人“网罗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芜秽,存其菁英。一篇之收,互为讽咏,一韵之疑,其相推论。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大较去淫滥而归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之诗之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所以选七子中的李、何、李、王诗甚多。如李梦阳,选其古乐府13首、五古43首、七古9首、五律18首、七律15首、五绝2首、七绝15首、共计115首。何景明,选其古乐府9首、五古22首、七古16首、五律58首、七律29首、七绝13首,共计147首。李攀龙,选其古乐府17首、五古16首、七古11首、五律20首、七律42首、五绝1首、七绝44首、共计151首。王世贞,选其古乐府9首、五古19首、七古15首、五律20首、七律27首、五绝1首、七绝11首,共计102首。这是该诗选的特点。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