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
作者：蒲宁
俄国作家蒲宁的中篇小说。叙述吉洪和库兹马兄弟的生活经历。他们是农奴的后代，一度合伙做小贩，后因生活理想不同而分道扬镳。哥哥吉洪赚钱发了财，买下了杜尔诺夫卡庄园。弟弟库兹马梦想读书写作，流浪十多年后落魄归里，成为杜尔诺夫卡的代管人。小说还通过他们的见闻和感受，描述杜尔诺夫卡农民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的麻木，也对周围的村镇城市作了描述，在更大范围内展示了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俄国社会悲惨的生活画面。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农村的破败，表现了作者对俄罗斯前途的深沉忧虑，同时也流露出一定的悲观情绪。吉洪是俄国农村小资产者的形象。他精明强干，拼命赚钱。他认为世界是虚假的，金钱才真实，金钱能带来一切。他赚钱的手段还比较原始，自己也终日辛劳奔波。金钱和劳累使他冷酷无情，以至强占雇工的妻子，谋害雇工的性命。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但又无法改变自己“金子做的鸟笼”般的生活，内心痛苦不安。库兹马是沉沦的穷苦知识分子形象。他青年时期对生活抱乐观态度，相信人民力量，不满闭塞落后的现实。但他性格软弱，缺乏坚定的行动，令人窒息的阴暗现实使他逐渐失望。他漂泊异乡，从事过多种职业，结果一事无成，沉缅于对生活的叹息。《乡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中压抑郁闷的气氛，阴
蒲宁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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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东集
又名《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中国古代诗文别集。唐代柳宗元作,唐刘禹锡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予刊行。今存最早的本子为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收入。又有宋童宗说等《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存《四部丛刊》本。又有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存蟫隐庐影印宋世彩堂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排印,1974年中华书局重版。还有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存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据以排印。
申鉴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道教书。托名“关圣帝君”谓“人生在世, 贵尽忠孝节义等事, 方于人道无愧”, 并列举应行的善事、应戒的恶事。为通俗的劝善书。
老子说罪福大报应经(敦煌本)
老子说罪福大报应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南北朝或隋唐。原书卷品数目不详。《正统道藏》未收。现有敦煌抄本一件（P2818），首尾完好，存经文138行。题曰「老子说罪福大报应经第七」。经文乃老君对惠通真人讲述罪福报应。宣称行十种不善罪行者，受十条恶报，行十种善行者，可得十条福报。主旨为劝善诫恶。
我这一辈子
现代中篇小说。老舍著。初载1937年7月《文学》第9卷第1期,初收1939上海杂志公司年8月版中篇小说集《火车集》。上海惠群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城市底层人物一生的辛酸经历。“我”做过裱糊匠,因为老婆同人私奔,“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改而做了被人戏称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的三等巡警。“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生怕丢了差使。但后来还是丢掉了,罪过是“年老与过于办事认真”。这以后,“我”又做过煤矿“卫生处主任”、矿村“警察所所长”,当过“盐务缉私队”的兵,在为人处世上,也开始信奉“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尽管这样,还是难得混上较为安逸的日子。最后,儿子猝死,孙子年幼,“我”也年过半百,连一个“三等警”也干不了,只好忍着饥寒去做搬运工或泥水匠、小工等,以勉强糊口度日。围绕“我”的活动,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反映出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一个最平凡、最常见的生活领域,提出了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要
明菩萨沙弥智旭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