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集体主义者的工资制
一
在我们看来，集体主义者在制定重建社会的计划时，犯下了双重错误。在谈论废除资本主义统治时，他们却试图保留恰恰是作为这个统治基础的两项制度——代议制政府和工资制。
至于所谓的代议制政府，我们经常谈论它。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有理性的人（在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这样的人在集体主义者里面并不少见——在汲取了这么多的历史教训之后，竟然还支持设立全国性或地方性议会。
我们看到了议会制正在解体，各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不仅批评它的结果，也批评它的原则——可是，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怎么会维护这样一个注定要消亡的制度呢？
议会制是中产阶级为了对抗贵族阶级而创立的，这种制度认可并强化了他们对于工人的统治。很明显，议会制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统治。拥护这一制度的人从来没有很严肃地提出：全国议会或者市议会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他们中间最理性的人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中产阶级不过是利用了议会制建起一道防护墙，借以对抗贵族的特权，但他们却没有给予人民自由。可是，慢慢地，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个制度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因此，各国的民主人士设想出各种各样的改良措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尝试过全民公投，但失败了；他们还提到比例代表制、少数派代表制和其他种种不切实际的改良议会制的方案。总而言之，他们试图找到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的东西。每次尝试过后，他们必定会发现，这个尝试失败了。因此，人们对代议制政府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工资制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宣布了废除私有制，开始实施生产资料全体共有，工资制无论以什么形式又怎么维持下去呢？然而，这正是集体主义者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建议，用劳动支票作为人们为国家这个伟大的集体主义雇主工作的付酬方式。
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自从罗伯特·欧文那时开始，一直鼓吹劳动支票制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不过是想让资方和劳方达成一致。他们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获得资本家的财产。
蒲鲁东后来也主张同样的观点，这其中的原因同样不难理解。在他的互助论体系里，他试图让资方在保留私有财产的同时，不那么咄咄逼人。他从内心深处是很厌恶私有财产的，但是，他相信，私有财产可以保证个人不受国家侵害，因此又是必不可少的。
某些或多或少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认可劳动支票制度，这也不奇怪。他们根本不关心工人拿到的报酬是劳动券，还是上面铸着共和国或帝国图案的硬币。他们只关心拯救对于住房、土地和工厂的私人所有制，无论如何，至少要拯救生产所必需的住房和资本私人所有制，使它不至于消亡。劳动券正好能够达到维护私有财产的目的。
只要劳动券可以用来购买珠宝和马车，房东就会很乐意收下它们来抵房租。只要住房、土地和工厂属于孤立的所有者，人们就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付钱给他们，从而获许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厂里上班，在住房里居住。一旦这种交钱才能劳动的制度维持下去，而收钱的权利由所有者掌握，那么，他们就会同意工人支付纸币或者支票，以便他们换取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住房、工厂和土地不再是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公社或国家，我们又怎能为劳动券这种新型的工资制辩护呢？
“每个人干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每个人付出的劳动不比用他们得到的金钱、“支票”或福利来衡量的劳动要得多得多的话，人类社会根本无法延续超过两代。如果母亲不牺牲自己的生命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人类不是不求回报地持续付出，如果人类不是在恰恰不求回报的时候才付出最大的劳动，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
如果中产阶级社会正在衰亡，如果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不用火把和斧头攻击旧体制就无法找到出路，那恰恰是因为我们太斤斤计较了。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接受了付出就是为了得到回报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们想把社会变成一个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商业公司。
毕竟，集体主义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那它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们认为，生活必需品——我们不谈论那些奇怪的念头——个人的需要，并不总是同他的劳动相对应。因此德·帕普告诉我们：“然而，那个明显是个人主义的原则应当通过一些手段加以调和，例如社会应当介入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包括生活费和住宿费），以及建立社会机构，帮助病弱，为年老的工人找到休养之地等等。”他们认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40岁男人有一些不同于20岁年轻男子的需求。他们知道，一个处于哺乳期、在婴儿床边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妇女，不可能跟一个甜甜美美睡了一大觉的男子完成等量的工作。他们似乎认为，为社会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男人和女人们，跟那些悠闲度日、利用他们担任政府官员的特权把“劳动券”揣进兜里的人相比，能够完成的工作要少。
他们迫切地想修正自己的原则。他们说：“社会不会不抚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也不会不帮助年老体弱者。毫无疑问，要修正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要用需求来衡量社会需要担负的成本。”
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总是基督教的慈善组织，不过这次是政府设立的慈善组织。他们相信，通过改善为弃儿设立的收容所，通过使老人和病人加入保险，可以修正他们的原则。可是，他们却仍然不能放弃“先伤害后治疗”的想法！
因此，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之后，在肆意嘲笑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忘掉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一点他们现在已经承认。不过，需要政府来评估这些需求，需要政府来核实这些需求和他们的劳动是成正比的。
政府会少量地发放救济。这距离制定英国济贫法和设立救济院仅仅一步之遥。
但二者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因为我们正在反对的这个社会的继母也同样被迫修正她的个人主义原则。她也得像共产主义者那样以慈善的名义作出让步。
她也得分发价值半个便士的食物，以防止她的商店被洗劫；她也得建立医院——往往是很糟糕的医院，但有时候也会有一流的医院——以预防传染病肆虐；她也得在支付过劳动报酬之后，为那些被她伤害的孩子们提供栖身之所；她得考虑他们的需要，少量地发放救济。
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贫穷是财富的主因。正是贫穷造就了最早的资本家，因为，在积累“剩余价值”（关于这个我们经常听说）之前，人们必须足够贫穷，才会为了不饿死，同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如果说在中世纪穷人的人数增长十分迅速，那是因为众多的入侵和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战争以及由于对东方的剥削而急剧增加的财富。这两个原因把以前将人们维系在农业和城市社区里的纽带撕得支离破碎，并教会了他们赞美剥削者视为珍宝的工资原则，而不是他们在之前的部落生活中奉行的团结一致。
一场革命诞生了这条原则，人们竟然将其称为社会革命——一个对挨饿的人、受压迫的人和忍受痛苦的人来说珍贵无比的名称。
这场革命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因为，旧体制在无产阶级的斧头下土崩瓦解之日，很多声音高喊着：“人人都应当享有面包、住房和舒适。”这些喊声会被倾听。人们会说：“我们先缓解对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渴求吧，反正这些渴求我们从来也没有完全满足过。当我们尝到了这种幸福的滋味，我们将着手摧毁中产阶级统治的最后残余力量：它从账簿上得来的道德观念，它的‘借贷’哲学，它的‘我的和你的’制度。‘在摧毁的同时，我们也将建设，’正如蒲鲁东所说，我们将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进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