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人的目击者
作者：有马赖义
有马赖义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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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妖
《三海妖》（《THE THREE SIRENS》）是美国最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欧文·华莱士的作品。故事描述了现代社会对另外文明社会的探查。讲述的是一个岛国。在一群优秀的科学家们进去之前，无人知晓。在他们走了之后，还会无人知晓。咳，除了华莱士和他笔下的人物们。本来就无人知晓。 他一封信、一封信、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一个断面地切近虚假的真相。他讲了一个多数人类之外的婚姻、性等生存模式。当然，还有如厕。单单说说男女通用的公厕，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那个岛国的行为对那些人类精英的代表说，让文明见鬼去吧。华莱士觉得岛国更先进和文明，超出了美国模式的一大截。还有华先生笔下的那些正直热情善良勇敢的人们。
竹轩杂著
宋代诗文别集。林季仲著。《直斋书录解题》卷18著录的《竹轩杂著》为15卷,其书久佚。清代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录其诗文,重编为诗2卷(《四库全书总目》误标为“诗一卷”),文4卷,凡6卷。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称林季仲颇喜为诗,而且其诗“语佳而意新”。《四库全书总目》则指出:“季仲在绍兴中实负清流重望,故集中札子虽所存无几,而多力持正论、深切时弊之言。其赵鼎南迁以后所与简牍数篇,无不反复慰藉,词意谆挚。交道之笃,尤可概见。”并且评其诗云:“其所作虽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而笔力挺拔,其清隽亦可喜也。”由于其集久佚,林季仲文名颇不为论者所知。
太上感应篇直讲
印光法师：此书系大通家所著，其注直同白话。但顺文一念，其义自显。最宜于幼年子女。 太上感应篇直讲是印光大师在世时极力赞扬并广为流通之善书。印祖在提倡每日诵读《感应篇》、《阴骘文》等之同时，复倡通文义者，“以此教子孙，为入德之门。俾幼时即知为人之道，与因果之理。则后来决定不敢作越理犯分之事。 《太上感应篇》，简称《感应篇》，作者不详，中国道教善书，托称太上老君所授，是流传最广的善书。融合了较多的佛、儒思想，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太上感应篇》，以劝善为蚕雷、化俗济世为目的。全文仅一千二百多字，开篇以“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由天地神鬼根据世上人们的所作所为给以相应的奖惩，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个人修身养性、提升道德的必读书，也是劝人为善、共处和谐的必备书。
周易口义
易学著作。宋倪天隐据胡瑗讲解记录撰成,因而以“口义”命名,又称《易解》。全书十二卷。选取《周易》“易”之“变易”一义立说,重在讲述人生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以教人修身治国之方。其卷首《发题》云:“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其书以义理为宗,程颐《易传》多引胡瑗之说,数次言及“予闻之胡先生曰”;朱熹《语类》称:“胡安定(学者称胡瑗为安定先生)《易》分晓正当。”可见其书在宋代已为以义理说《易》之宗。
国学治要
民国时期诸子选辑之书。张文治编纂。此书初版于民国16年(1927),有民国16年上海扫叶山房《诸子大纲》排印本;民国19年(1930) 5月香港文明书局《国学治要》排印本;又有1955年香港文光书局《诸子大纲》再版(新3版)翻印本等。本书是民国初年传统文化学者张文治等人，历经十年编纂的一套集中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图书。本书依据经、史、子、集四部，从《四库全书》中精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集而成，故被人们称为“小四库全书”，是民国时期影响颇深的国学经典丛书。全书遴选历朝历代最具经典性的典籍文献，分别编纂成《经传治要》《史书治要》《诸子治要》《理学治要》《古文治要》《诗词治要》《书目治要》，共七编八册，所选之文皆为传承千百年的名作佳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作。其中，经史诸子之说，皆以著述为主，或举其初祖大宗，或录要籍大事，勾勒经史大家之原貌，而理学诗文则以作者为纲，录其传承历朝而闻名于世的鸿篇名作，凝结千古之精华。每个篇章开头或每个人名开头都对其进行系统的介绍，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掌握国学的基本脉络。
礼记述注
二十八卷。清李光坡(1651－1723)撰。光坡字耜卿，廪膳生，家居不仕，性至孝。为学以宋儒是宗，专意于《三礼》。着有《周礼述注》、《仪礼述注》、《皋轩文集》等。是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乃专为驳正陈氏《礼记集说》而作。其《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成。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于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肃)郑(玄)二说，各为缕列”，其他“自五体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疏中最为详核”，以为陈澔实妄言诋毁孔颖达之书矣。故光坡是以驳正陈氏《集说》为大旨，力斥其“诸篇皆妄次第”。而光坡是书却颇有条理，犹现身说法，每篇前有小序，于经文则节取一句或一词而述注之，各为一条。每条先录郑注或孔疏，或《集说》、或朱子注、或秦汉群经及诸子、或唐宋以来说经众家之言，间有“坡谓”，以阐发己意。其《述注》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补述训解郑玄之注，却又不偏于一家之言；于陈氏《集说》即力斥其非，亦间取可取者。然其于名物，典制、器数之考中，颇多阐发经文义理之宏微，故与陈氏不能尽相隔绝。有乾隆三十二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