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大的危险：国家
在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我们所主张的这一观点并没有以多少是常见的、可能的事实为基础，相反，它立基于一条“社会物理学”的法则之上，这条法则甚至比牛顿物理学的法则还要坚不可摧。一旦一种真正的哲学(1)在欧洲重新占据优势——唯有如此方能拯救欧洲——它将再次意识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其本性都将迫使他寻求某种更高的权威，如果他能够自动地发现此种权威，那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如果不能，那他就是一个大众人，就必须从比他优秀的人那里接受此种权威。
因此，当大众宣称自己有权利自行其是的时候，他就是在反抗自己的命运，由于这正是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故而我称之为“大众的反叛”。从最终来看，唯有一件事情可以名副其实地叫作“反叛”，那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反抗自我。天使长路西法[1]如果不是一意孤行地想成为上帝——那不是他的命运，反而希望做一个最下等的天使——那同样不是他的命运，这两种行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属于反叛行为。（假如路西法是一个俄国人，譬如说像托尔斯泰，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后一种反叛形式，比起他率领众天使反抗上帝，这同样是在悖逆上帝的意旨。[2]）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对这一公共需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大约在1800年左右，新兴的工业开始造就一类新人——产业工人，他们比传统类型的人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为此，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数目庞大的警察队伍。十年之后，英国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犯罪率的上升使英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少警察力量，其时正是保守党当政，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吗？绝对不可能，他们宁愿尽可能地容忍犯罪，也不愿意这么做。“人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必要的话，将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并把它看作是自由的代价。‘在巴黎，他们拥有一支令人羡慕的警察部队，’约翰·威廉·华德写道，‘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宁愿看到，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半打的人在拉特克利夫大道（the Ratcliffe Road）上被人割断喉管，也不愿意住宅被人搜查、监视，并忍受富歇的各种诡计’。”(6)这里，我们看到，对待国家的两种态度泾渭分明，英国人认为国家应该有它自己的界限。
注释
[1]路西法（Lucifer），又译“明亮之星”，是撒旦在带领天使造反之前的名字。
[2]其实《圣经·旧约·约拿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叛形式，不过是失败的反叛：上帝命令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劝告那里的人悔改，但他想逃避这一使命，乘船离开，上帝便使海上风浪大作，只有把他投入海中方可平息风浪，于是其他乘客就把他扔进海里。上帝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进肚子里三天三夜，直到他向上帝呼救许愿，上帝才命鱼把他吐出来。马斯洛曾据此创造了一个心理学术语“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参见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第142页，许金声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
[3]私刑（lynch law），指不按正当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惩罚，多为死刑。18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皮采法尼亚县为“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所困扰，法院对他们鞭长莫及，于是林奇（Lynch）上尉率领人们约定可以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来惩罚罪犯。林奇上尉虽然不是私刑的发明者，却试图使之合法化，结果他的名字就与私刑联系起来。
[4]把国家比作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是柏拉图经常使用的譬喻。
[5]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罗马灭亡后西欧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800—8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
[6]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751年，由矮子丕平创立的法兰克王朝，查理曼大帝即属于这个王朝，它是西欧封建时代中央权力较为集中的一个王朝。
[7]克劳狄一世（Claudius，10BC—54AD），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41—54年。
[8]安托尼努斯（Antoninus，86—16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138—161年。
[9]塞维鲁（Severus，145—21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193—211年，在位期间扩建军团，压制元老院，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军事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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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哲学的统治，并不一定要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柏拉图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也不必要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如他后来所更加谨慎地希望的那样。严格说来，这两种意愿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就哲学的统治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其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要让哲学家成为哲学家。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哲学家”充当了各种角色：政治家、教授、文人、科学家，但就是没有成为哲学家。
(2)参见《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年，第1版。
(3)贵族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简单画卷最早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先驱。——译注）向我们描绘的，但是，很显然这一象征性的几何式轮廓需要做大量的填补才能揭示出完整的真相。火药早在遥不可追忆的时代就已为人所知；把它装在一根管子里是一个伦巴底人的创造；但是直到大炮发明以后，它的威力才完全显示出来。贵族也使用火器，但规模很小，因为它过于昂贵；唯有资产阶级的军队，通过更完善的经济组织，才可以大规模地使用火器。不过，严格说来，以勃艮第人（Burgundians）中世纪式样的军队为代表的贵族，之所以被瑞士资产阶级的非职业化军队所击败，其首要原因还在于新式的训练方法和新的理性化战术。
(4)强调并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即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可以与弱小国家并行不悖。这到底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是全能的、“绝对专制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让自己再强大一点呢？我们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统贵族的无能——技术上的、组织上的以及官僚政治方面的无能。但是，这一解释并不充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项解释，即绝对主义国家（the absolute State）中的贵族阶级不愿意以牺牲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为代价来扩充国家的权力。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绝对主义的国家在本能上，远比我们的民主国家更尊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民主国家虽然更富有才智，却往往缺乏历史责任感。
(5)回忆一下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留给他儿子们的遗言：“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对外；要礼遇、优待军人，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不必考虑。”（80年代英译本的这个注释所要说明的原文向后推移了两个句子。——译注）
(6)参见阿累维（Élie Halévy，1870—1937，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注）：《19世纪英国人民史》（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iècle），第1卷，第40页，1912年。［80年代的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不过在尾注中编者指出，这段引语出自阿累维的《1815年英国人民史》，应该就是指《19世纪英国人民史》的第1卷；约翰·威廉·华德（John William Ward，1837—1924），英国历史学家；富歇（Fouché，1759—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的建立者。——译注］